第二章 中國人之德性
關燈
小
中
大
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杜甫和李白的詩也孕涵着相當的幽默,杜甫作品常令人慘然苦笑。
李白以其浪漫恬淡的情緒令人愉悅,但吾人遂不以幽默稱之。
一種卑劣的威風,道學先生所挾持以為國教者,限制了思想情緒的自由發展,而使小說中自由表現的觀點和情緒成為禁物,可是幽默隻能在小說和天真觀點的領域上生存。
事實于是很明顯,像這樣的因襲環境,不會增進幽默文學之産生的。
假使有誰要搜集一個中國幽默文字的集子,他務須從民間歌謠、元劇、明代小說選拔出來,這些都是正統文學栅垣以外之産物,其他如私家筆記,文人書翰(宋明兩代尤富),态度的拘謹稍為解放,則亦含有幽默之材。
但中國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幽默,因為他們常常歡喜說說笑話,那種幽默是剛性的幽默,基于人生的诙諧的觀感。
盡管報章的社論和政治論文格律極端謹嚴,不大理會幽默,可是中國人的重要革新運動和建設方案所采取的輕妙方法,常出乎外國人意想之外,未免幽默過度,像政府的平均地權計劃,水旱災救濟,新生活運動,禁煙委員會。
有一位美國教授新近來遊上海,曆在各大學演講,不意聽講的學生每逢聽到他誠懇引證到新生活運動時,辄複哄堂大笑假使他再鄭重地引證禁煙委員會,不知要引起怎樣更響亮的笑聲哩! 幽默是什麼?我已經說過,是一種人生觀的觀點,是一種應付人生的方法。
人生是一出大趣劇,而我們人類僅僅是其中的傀儡,一個人把人生看得太認真,遵守圖書館章程太老實,服從“草地勿準踐踏”的标牌太謹饬,常讓自己上了當而給長老的同伴笑話。
不過笑話是有傳染性的,不久他也就變成幽默漢了。
此種幽默漢的滑稽性質結果削弱了中國人辦事的嚴肅态度,上自最重大的政治改革運動,下至微末的葬狗典禮。
中國人的喪葬儀式,其滑稽性足以雄視全球。
中國人上中階級所用的送葬儀仗就滿儲滑稽資料,你可以看見其中有街頭流浪頑童排成行列,體膚污穢,而穿着繡花的彩袍,錯雜伴随以新式樂隊,大奏《前進!基督精兵》(OnwardChristianSoldiers)。
如此情形,常被歐美人引為口實,證明中國人的缺乏幽默。
其實中國人的送葬儀仗正是中國幽默的十足标記,因為隻有歐洲人才把送葬儀仗看得太鄭重,太想使它莊嚴化。
莊嚴的葬儀是中國人所難以想像的。
歐洲人的錯誤是這個樣兒:他們把自己先入為主的意識,演繹的斷定葬儀應該是莊嚴的。
葬儀宛如嫁娶,應該熱鬧,應該闊綽,可是怎樣也沒有理由說它必須莊嚴。
莊嚴其實隻配備于其誇張的服裝裡,其餘的都是形式,而形式是趣劇。
直到如今,著者猶不能辨别送葬和婚娶的儀仗二者之間有何區分,如非最後看見了棺材或者是花轎。
中國的幽默,觀乎高度滑稽的送葬儀仗的表現,是存在于外表的形式,與現實的内容無關。
一個人倘能賞識中國葬儀的幽默,大概已能讀讀或好好地翻譯中國政治方案了。
政治方案和政府宣言是存乎形式的,它們大概系由專門的職員來起草,專司起草職員系宏麗辭藻、堂皇語法的專業者,恰如贳器店之專備婚喪儀仗、燈彩行頭以出租為業者,故有見識之中國人士便不當它一回事。
倘若外國新聞記者先把送葬彩服的印象放在心上,則他大概不緻再誤解中國的一切方案宣言,而慢慢地放棄把中國當作不可理解的特異民族的念頭了。
諸如此類之趣劇味的人生觀和分辨形式與内容的公式,可以用千千萬萬不同的方法來表明。
數年前,國民政府根據中央黨部之建議,有一條命令禁止政府各部會在上海租界區内設立辦事處,倘真欲實行這條命令,于各部長殊感不便,他們在上海置有公館,又得敲碎許多人的飯碗。
南京各部長既不公然反抗中央之命令,亦不呈請重行考慮,或老老實實申述其不便和不可實行之理由。
沒有一位專業的師爺,其智力技巧足以草拟此類呈文而适合于優良之形式。
因為中國官吏定欲住居租界區域的這種欲望,即是不愛國。
不意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想出一個巧妙别緻的方法,就把駐滬辦事處的招牌換了一塊,叫做“貿易管理局”,每塊招牌的花費隻消二十大元,結果使得沒有人敲破飯碗,也沒有人失面子。
這個玩意兒不但歡喜了各部長,抑且歡喜了頒發這條命令的南京中樞當局。
吾們的南京各部長是大幽默家,梁山好漢之流亦然,軍閥亦然,中國内戰之幽默處,前面早已交代明白。
與此恰恰相對照,吾們可以把教會學校做例子,來指出西洋人之缺乏幽默。
教會學校幾年前碰到了一大尴尬,原來那時接到地方當局的命令,要他們辦理登記立案手續,外加要取消聖經課程,還要在大禮堂中央懸挂中山遺像,每逢星期一則照例舉行紀念周。
中國當局殊不解教會學校何以不能遵守這些簡單的條款,而教會學校方面亦殊想不出接受之道,于是乎雙方陷入僵局。
有幾個教會團體曾有停辦學校之意,某一個時機,什麼事情都可以順利解決了,隻有一位頭腦固執的西籍校長真是頑梗而誠實。
他拒絕從他的學校章程上取消任何一句字句,那章程蓋明定以推行教義為主要目的者,西籍校長意下頗欲直率地公開表明宗教課程确為辦理學校之重要使命,故迄至今日,某一所教會學校一直未嘗登記。
這事情真不好辦。
其實教會學校隻要摹仿南京各部長的智慧來遵守一切官廳訓令:懸挂一張中山遺像,其餘的一切便可算作按照中國式而進行的了。
不過恕我無禮,這樣辦理的學校,将為天曉得學校。
中國人的趣劇的人生觀便是如此這般。
中國日常語言裡頭便充滿了把人生當作戲劇的比喻。
如官吏的就職卸任,中國人稱之為“上台”“下台”而人有挾其誇張之計劃以來者,謂之“唱高調”。
吾們實實在在把人生看作戲劇。
而此等戲劇表現之配吾人之胃口者常為喜劇,此喜劇或為新憲法草案,或為民權法,或為禁煙局,或為編遣會議。
吾們常能愉悅而享受之,但我希望我國人民有一天總得稍為嚴肅一些才好。
幽默,駕乎各物之上,正在毀滅中華民族,中國人所發的欣悅的狂笑,未免太過分了。
因為這又是俏皮的大笑,隻消跟它的氣息一觸,每朵熱情而理想的花,無不立遭枯萎而消逝了! 八、保守性 每一個中國人,即從其外表上看來,未有全然不帶保守之色彩者。
保守就其字義本身而言,非為玷辱之辭。
保守性不過為一種自大的形相,基于現狀之滿足的感覺者。
因為人類之足引以自傲者總是極為稀少,而這個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滿足者亦屬罕有。
保守性是以實為一種内在的豐富之表征,是一種值得羨妒的恩賜物。
中華民族是天生的堂堂大族——恕我誇大,倘把中華民族的曆史作一番全盤的檢讨,除掉最近百年來的屈辱,你當首肯斯言。
雖在政治上他們有時不免于屈辱,但是文化上他們是廣大的人類文明的中心,實為不辯自明之事實。
——惟一之文化勁敵代表另一種不同的觀點者是印度的佛教,至于佛教教義,忠實的儒者常嗤之以鼻。
因為儒學家常無限地引孔子以自傲,既誇耀于孔子,即誇耀于其民族,誇耀中國人之能以道德的素質理解人生,誇耀其認識人類天性的知識,誇耀其解決了倫理與政治關系之人生問題。
他的态度是相當正确的。
因為孔教不獨尋求人生的意義,抑且解答了這個問題,使人民以獲得人類生存的真意義而感到滿足。
這個解答是确定而清楚的,而且條理分明。
故人民不需再推究未來的人生,亦無意更改現存的這個人生,當一個人覺察他所獲得的既有效而且為真理,天然變成保守者了。
孔教徒除了自己的社會以外,未見及别種人生的範型,認為為人之道,沒有第二種範型的可能。
故西方人也能有組織完善的社會生活,倫敦警察于孔氏敬老之道一無所知而竟能扶持老婦人跨過熱鬧街道,此等事實叫中國人聽來,多少未免吃驚。
當他察覺西方人具有一切孔教所涵孕之德行:智、仁、勇、信、禮、義、廉、恥,并且孔老夫子本人亦将贊許倫敦警察之義行,民族自尊心未免深深地動搖起來了。
有許多事情使中國人老大不悅意,使他們震驚,使他們生鹵莽粗野之感,如夫妻倆挽着膀子同行街市,父親和女兒互抱接吻,銀幕上又是接吻,舞台上又是接吻,車站月台上又是接吻,什麼地方都是接吻。
此等舉動使他确信中國文明誠為萬邦軒冕,無與倫比。
但是另外有種種事情,像普通平民都能識字,婦女而能寫信,普遍的愛尚清潔(這一點他認為是中世紀的遺傳而非為十九世紀新發明),學生的敬愛師長,英國小孩對答長輩之“是了,先生”的随口而出,諸如此類,俱堪無窮之玩味。
再加以優良之公路,鐵道、汽船、精美的皮靴、巴黎香水、雪白可愛的兒童,奇妙的愛克斯光,攝影機,照像,德律風和其他一切之一切,把中國人固有之自尊心打成粉碎。
受着治外法權的庇護,西歐人慷慨博施的皮靴之對中國苦力而沒有法律之救濟,使中國人自尊心之喪失更進而變為本能的畏外心理。
天朝之尊貴,靡有孑遺。
外國商人為預防中國之可能的進攻租界而所取的種種騷動的措施,實為他們的膽略和對于現代中國認識不足之鐵證。
反抗西洋人之皮靴及其自由使用于中國苦力身上,确常含有相當内在的憤怒。
但倘外國人因此就認為中國人将總有一天會暴露其憤怒而還飨外人以較次等之皮靴,則屬大誤。
倘使他們真暴露其憤怒,那不是道地的中國人,那是基督教徒,坦白地說,崇拜歐洲人而畏懼他們的侵略行為,現在正是廣泛而普遍的心理。
有許多這樣的沖動一定曾經引起了過激主義,結果産生了中華民國。
沒有人相信中國會變成民主國家。
這種變動太廣大,太雄偉,沒有人敢擔當這個責任,除非是呆子,否則是鼓吹出來的人物。
那好像用彩虹來造一架通天橋,而欲步行其上。
但是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家真給鼓吹出來了。
自從一八九五年甲午戰争失敗以後,革新中國的宣傳運動極為活躍,當時有兩派人物,一派系君主立憲主義者,主張維持君主而革新并限制其君權一派則為民主革命主義者,主張建立民主共和國。
前者為右翼,後者為左翼。
左翼以孫中山先生為領袖,右翼則由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主持。
梁啟超後來脫離了他的恩師而向左轉了。
這兩個固執的黨派在日本筆戰了好久,可是這問題終究給解決了,不是雙方辯論的結局,而是清廷之不可救藥,與民族自覺之本能的擡頭之結果。
一九一一年的政治革命之後,緊随以一九一六年的文學革命,中國的文藝複興運動由胡适所倡導,風靡一時。
杜甫和李白的詩也孕涵着相當的幽默,杜甫作品常令人慘然苦笑。
李白以其浪漫恬淡的情緒令人愉悅,但吾人遂不以幽默稱之。
一種卑劣的威風,道學先生所挾持以為國教者,限制了思想情緒的自由發展,而使小說中自由表現的觀點和情緒成為禁物,可是幽默隻能在小說和天真觀點的領域上生存。
事實于是很明顯,像這樣的因襲環境,不會增進幽默文學之産生的。
假使有誰要搜集一個中國幽默文字的集子,他務須從民間歌謠、元劇、明代小說選拔出來,這些都是正統文學栅垣以外之産物,其他如私家筆記,文人書翰(宋明兩代尤富),态度的拘謹稍為解放,則亦含有幽默之材。
但中國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幽默,因為他們常常歡喜說說笑話,那種幽默是剛性的幽默,基于人生的诙諧的觀感。
盡管報章的社論和政治論文格律極端謹嚴,不大理會幽默,可是中國人的重要革新運動和建設方案所采取的輕妙方法,常出乎外國人意想之外,未免幽默過度,像政府的平均地權計劃,水旱災救濟,新生活運動,禁煙委員會。
有一位美國教授新近來遊上海,曆在各大學演講,不意聽講的學生每逢聽到他誠懇引證到新生活運動時,辄複哄堂大笑假使他再鄭重地引證禁煙委員會,不知要引起怎樣更響亮的笑聲哩! 幽默是什麼?我已經說過,是一種人生觀的觀點,是一種應付人生的方法。
人生是一出大趣劇,而我們人類僅僅是其中的傀儡,一個人把人生看得太認真,遵守圖書館章程太老實,服從“草地勿準踐踏”的标牌太謹饬,常讓自己上了當而給長老的同伴笑話。
不過笑話是有傳染性的,不久他也就變成幽默漢了。
此種幽默漢的滑稽性質結果削弱了中國人辦事的嚴肅态度,上自最重大的政治改革運動,下至微末的葬狗典禮。
中國人的喪葬儀式,其滑稽性足以雄視全球。
中國人上中階級所用的送葬儀仗就滿儲滑稽資料,你可以看見其中有街頭流浪頑童排成行列,體膚污穢,而穿着繡花的彩袍,錯雜伴随以新式樂隊,大奏《前進!基督精兵》(OnwardChristianSoldiers)。
如此情形,常被歐美人引為口實,證明中國人的缺乏幽默。
其實中國人的送葬儀仗正是中國幽默的十足标記,因為隻有歐洲人才把送葬儀仗看得太鄭重,太想使它莊嚴化。
莊嚴的葬儀是中國人所難以想像的。
歐洲人的錯誤是這個樣兒:他們把自己先入為主的意識,演繹的斷定葬儀應該是莊嚴的。
葬儀宛如嫁娶,應該熱鬧,應該闊綽,可是怎樣也沒有理由說它必須莊嚴。
莊嚴其實隻配備于其誇張的服裝裡,其餘的都是形式,而形式是趣劇。
直到如今,著者猶不能辨别送葬和婚娶的儀仗二者之間有何區分,如非最後看見了棺材或者是花轎。
中國的幽默,觀乎高度滑稽的送葬儀仗的表現,是存在于外表的形式,與現實的内容無關。
一個人倘能賞識中國葬儀的幽默,大概已能讀讀或好好地翻譯中國政治方案了。
政治方案和政府宣言是存乎形式的,它們大概系由專門的職員來起草,專司起草職員系宏麗辭藻、堂皇語法的專業者,恰如贳器店之專備婚喪儀仗、燈彩行頭以出租為業者,故有見識之中國人士便不當它一回事。
倘若外國新聞記者先把送葬彩服的印象放在心上,則他大概不緻再誤解中國的一切方案宣言,而慢慢地放棄把中國當作不可理解的特異民族的念頭了。
諸如此類之趣劇味的人生觀和分辨形式與内容的公式,可以用千千萬萬不同的方法來表明。
數年前,國民政府根據中央黨部之建議,有一條命令禁止政府各部會在上海租界區内設立辦事處,倘真欲實行這條命令,于各部長殊感不便,他們在上海置有公館,又得敲碎許多人的飯碗。
南京各部長既不公然反抗中央之命令,亦不呈請重行考慮,或老老實實申述其不便和不可實行之理由。
沒有一位專業的師爺,其智力技巧足以草拟此類呈文而适合于優良之形式。
因為中國官吏定欲住居租界區域的這種欲望,即是不愛國。
不意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想出一個巧妙别緻的方法,就把駐滬辦事處的招牌換了一塊,叫做“貿易管理局”,每塊招牌的花費隻消二十大元,結果使得沒有人敲破飯碗,也沒有人失面子。
這個玩意兒不但歡喜了各部長,抑且歡喜了頒發這條命令的南京中樞當局。
吾們的南京各部長是大幽默家,梁山好漢之流亦然,軍閥亦然,中國内戰之幽默處,前面早已交代明白。
與此恰恰相對照,吾們可以把教會學校做例子,來指出西洋人之缺乏幽默。
教會學校幾年前碰到了一大尴尬,原來那時接到地方當局的命令,要他們辦理登記立案手續,外加要取消聖經課程,還要在大禮堂中央懸挂中山遺像,每逢星期一則照例舉行紀念周。
中國當局殊不解教會學校何以不能遵守這些簡單的條款,而教會學校方面亦殊想不出接受之道,于是乎雙方陷入僵局。
有幾個教會團體曾有停辦學校之意,某一個時機,什麼事情都可以順利解決了,隻有一位頭腦固執的西籍校長真是頑梗而誠實。
他拒絕從他的學校章程上取消任何一句字句,那章程蓋明定以推行教義為主要目的者,西籍校長意下頗欲直率地公開表明宗教課程确為辦理學校之重要使命,故迄至今日,某一所教會學校一直未嘗登記。
這事情真不好辦。
其實教會學校隻要摹仿南京各部長的智慧來遵守一切官廳訓令:懸挂一張中山遺像,其餘的一切便可算作按照中國式而進行的了。
不過恕我無禮,這樣辦理的學校,将為天曉得學校。
中國人的趣劇的人生觀便是如此這般。
中國日常語言裡頭便充滿了把人生當作戲劇的比喻。
如官吏的就職卸任,中國人稱之為“上台”“下台”而人有挾其誇張之計劃以來者,謂之“唱高調”。
吾們實實在在把人生看作戲劇。
而此等戲劇表現之配吾人之胃口者常為喜劇,此喜劇或為新憲法草案,或為民權法,或為禁煙局,或為編遣會議。
吾們常能愉悅而享受之,但我希望我國人民有一天總得稍為嚴肅一些才好。
幽默,駕乎各物之上,正在毀滅中華民族,中國人所發的欣悅的狂笑,未免太過分了。
因為這又是俏皮的大笑,隻消跟它的氣息一觸,每朵熱情而理想的花,無不立遭枯萎而消逝了! 八、保守性 每一個中國人,即從其外表上看來,未有全然不帶保守之色彩者。
保守就其字義本身而言,非為玷辱之辭。
保守性不過為一種自大的形相,基于現狀之滿足的感覺者。
因為人類之足引以自傲者總是極為稀少,而這個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滿足者亦屬罕有。
保守性是以實為一種内在的豐富之表征,是一種值得羨妒的恩賜物。
中華民族是天生的堂堂大族——恕我誇大,倘把中華民族的曆史作一番全盤的檢讨,除掉最近百年來的屈辱,你當首肯斯言。
雖在政治上他們有時不免于屈辱,但是文化上他們是廣大的人類文明的中心,實為不辯自明之事實。
——惟一之文化勁敵代表另一種不同的觀點者是印度的佛教,至于佛教教義,忠實的儒者常嗤之以鼻。
因為儒學家常無限地引孔子以自傲,既誇耀于孔子,即誇耀于其民族,誇耀中國人之能以道德的素質理解人生,誇耀其認識人類天性的知識,誇耀其解決了倫理與政治關系之人生問題。
他的态度是相當正确的。
因為孔教不獨尋求人生的意義,抑且解答了這個問題,使人民以獲得人類生存的真意義而感到滿足。
這個解答是确定而清楚的,而且條理分明。
故人民不需再推究未來的人生,亦無意更改現存的這個人生,當一個人覺察他所獲得的既有效而且為真理,天然變成保守者了。
孔教徒除了自己的社會以外,未見及别種人生的範型,認為為人之道,沒有第二種範型的可能。
故西方人也能有組織完善的社會生活,倫敦警察于孔氏敬老之道一無所知而竟能扶持老婦人跨過熱鬧街道,此等事實叫中國人聽來,多少未免吃驚。
當他察覺西方人具有一切孔教所涵孕之德行:智、仁、勇、信、禮、義、廉、恥,并且孔老夫子本人亦将贊許倫敦警察之義行,民族自尊心未免深深地動搖起來了。
有許多事情使中國人老大不悅意,使他們震驚,使他們生鹵莽粗野之感,如夫妻倆挽着膀子同行街市,父親和女兒互抱接吻,銀幕上又是接吻,舞台上又是接吻,車站月台上又是接吻,什麼地方都是接吻。
此等舉動使他确信中國文明誠為萬邦軒冕,無與倫比。
但是另外有種種事情,像普通平民都能識字,婦女而能寫信,普遍的愛尚清潔(這一點他認為是中世紀的遺傳而非為十九世紀新發明),學生的敬愛師長,英國小孩對答長輩之“是了,先生”的随口而出,諸如此類,俱堪無窮之玩味。
再加以優良之公路,鐵道、汽船、精美的皮靴、巴黎香水、雪白可愛的兒童,奇妙的愛克斯光,攝影機,照像,德律風和其他一切之一切,把中國人固有之自尊心打成粉碎。
受着治外法權的庇護,西歐人慷慨博施的皮靴之對中國苦力而沒有法律之救濟,使中國人自尊心之喪失更進而變為本能的畏外心理。
天朝之尊貴,靡有孑遺。
外國商人為預防中國之可能的進攻租界而所取的種種騷動的措施,實為他們的膽略和對于現代中國認識不足之鐵證。
反抗西洋人之皮靴及其自由使用于中國苦力身上,确常含有相當内在的憤怒。
但倘外國人因此就認為中國人将總有一天會暴露其憤怒而還飨外人以較次等之皮靴,則屬大誤。
倘使他們真暴露其憤怒,那不是道地的中國人,那是基督教徒,坦白地說,崇拜歐洲人而畏懼他們的侵略行為,現在正是廣泛而普遍的心理。
有許多這樣的沖動一定曾經引起了過激主義,結果産生了中華民國。
沒有人相信中國會變成民主國家。
這種變動太廣大,太雄偉,沒有人敢擔當這個責任,除非是呆子,否則是鼓吹出來的人物。
那好像用彩虹來造一架通天橋,而欲步行其上。
但是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家真給鼓吹出來了。
自從一八九五年甲午戰争失敗以後,革新中國的宣傳運動極為活躍,當時有兩派人物,一派系君主立憲主義者,主張維持君主而革新并限制其君權一派則為民主革命主義者,主張建立民主共和國。
前者為右翼,後者為左翼。
左翼以孫中山先生為領袖,右翼則由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主持。
梁啟超後來脫離了他的恩師而向左轉了。
這兩個固執的黨派在日本筆戰了好久,可是這問題終究給解決了,不是雙方辯論的結局,而是清廷之不可救藥,與民族自覺之本能的擡頭之結果。
一九一一年的政治革命之後,緊随以一九一六年的文學革命,中國的文藝複興運動由胡适所倡導,風靡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