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國人之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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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地痛恨戰争,好百姓從來不在中國戰争。
六、知足 到了中國的遊曆家,尤其是那些任性深入的遊曆家,他們闖進了外人蹤迹罕至的内地,無不大吃一驚。
那裡的農民群衆生活程度如此之低,卻人人埋頭苦幹,他們蓋興奮而知足。
就像在大饑荒的省份,如陝西,此種知足精神,普遍地廣播遐迩,除了極少數的例外而且陝西的農民也還有能莞爾而笑的。
現在有許多為局外人認為中國人民之痛苦者乃系衡以邪僻的歐美生活标準之故耳。
若欲處處衡以歐美生活标準,殊無人能感受幸福,除非少數階級能住居于高級的大公寓而自備一架無線電收音機者。
這個标準假使是正當,那麼1850年以前就未嘗有幸福之人,而美國之幸福人必尤多于巴威(Bavaria),因為巴威地方很少回轉輕便的理發椅,當然更少電鍊和電鈴。
但在中國的鄉村裡頭,這些設備可更少,雖然在極端歐化的上海,那些老式理發椅已經絕迹。
其實這極老式理發椅才是貨真價實的椅子,而這些老式椅子你倒可仍在倫敦的Kingswav和巴黎的Mrtroartre發現。
照著者想來,一個人要坐還是坐一把名副其實的椅子,要睡還是睡在名副其實的床上(而不是白晝應用的沙發),這才覺得幸福些。
一種生活标準,倘使拿每天使用機械設備的次數來測量一個人的文明程度的那種标準,一定是不可靠的标準。
故許多所謂中國人知足之神秘,乃出自西方人之幻覺耳。
然無論如何,倘把中國人和西洋人分門别類,一階級歸一階級,處之同一環境下,則中國人或許總是比西方人來得知足,那是不錯的。
此種愉快而知足的精神流露于智識階級,也流露于非智識階級,因為這是中國傳統思想的滲透結果。
可以到北平去看看著勁兒而多閑話的洋車夫,他們一路開着玩笑,最好讓同伴翻個筋鬥,好叫他笑個痛快。
或則可以上牯嶺去看看氣喘喘汗流浃背擡你上山的轎夫或則可以到四川去看看挽航船逆急流而上行的拉纖夫,他所能獲得以維持每天生活的微薄報酬,僅足敷一天兩頓菲薄而滿意的苦飯。
照中國知足原理上的見解,倘能夠吃一頓菲薄而安逸的苦飯,吃了下肚不緻擔什麼心事,便是大大運氣。
中國有位學者說過:“人生但須果腹耳,此外盡屬奢靡。
” 知足又為“慈祥”“和氣”的代名詞,此等字眼到了舊曆新年,大家用朱紅箋寫在通行的門聯裡,這是一半為謙和的箴訓,一半為人類智慧,明代學者即以此意勸人“惜福”。
老子有句格言,現已成為普遍口頭禅,叫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在文學裡頭,這個意識常轉化而為田園思想,為樂天主義,吾人可于詩及私人書翰中常遇此等情緒。
著者暇時嘗于明人尺牍選集中揀出陸深緻其友人書一篇,頗足以代表此等情緒: 晚将有佳月,别具畫舫,載鼓吹同泛何如?昨緻湖石數株,西堂添卻一倍磊塊新涼,能過我信宿留乎?兼制隐居冠服,待旦夕間命下,便作山中無事老人矣! 此種情緒當其滲入流行的學者思想,使他們安居茅舍之中而樂天知命。
人類的幸福是脆弱的物體,因為“神”老是嫉妒人類的幸福。
幸福問題因而是人生不可捉摸的問題。
人類對于一切文化與物質進步雖盡了全力,幸福問題畢竟值得人類一切智慧的最大關心以謀解決。
中國人竭盡了他們的常識,下過最大毅力以謀求此幸福。
好像功利主義之信徒,他們常熱心于幸福問題,勝于物質進步問題。
羅素夫人曾聰慧地指出:“快樂的權利”在西方是一個被遺忘了的權利,從前到現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西方人的心靈常被次一等的權利觀念所支配着,他們注意于國家預算的表決權,宣戰投票權,和被逮捕時應受審訊的私權。
可是中國人從未想到逮捕時應受審訊的權利,而一意關心着快樂的幸福,這快樂不是貧窮也不是屈辱所能剝奪他們的。
歐美人的處理幸福問題常取積極的态度,而中國人常取消極的态度,所以幸福問題最後可以收縮為個人的欲望問題。
可是一講到欲望問題,吾人就感覺到茫無頭緒,吾們真正所需的是什麼呢?為了這個緣故,第俄澤尼(Diogenes)的故事常令吾人發笑,同時也着實又羨又妒,因為他宣稱他是一個快活人,原因是他沒有任何欲望。
當他見了一個小孩子雙手捧水而飲,索性把自己的飯碗也摔掉。
現代的人們,常覺得自己困擾于許多難題中,而大部分與他的人生有密切之關系。
他一方面羨慕第俄澤尼的逃禅的理想,同時又舍不得錯過一場好戲或一張轟動的影片的機會,這就是吾們所謂的摩登人物之不安頓的心情。
中國人藉知足哲學消極地企求快樂,但其逃禅的程度尚未達到第俄澤尼之深,因為中國人任何事情從未想深進,中國人與第俄澤尼不同之點,即中國人到底還有一些欲望,還需要一些東西。
不過他所欲望的隻是足令他快樂的東西,而要是無法達到目的,則亦并無堅持之意。
譬如他至少需要兩件清潔的襯衫,但倘是真正窮得無法可想,則一件也就夠了。
他又需要看看名伶演劇,将藉此盡情地享樂一下,但倘令他必須離開劇場,不得享樂,則亦不衷心戚戚。
他希望居屋的附近有幾棵大樹,但倘令是地位狹仄,則天井裡種一株棗樹也就夠他欣賞。
他希望有許多小孩子和一位太太,這位太太要能夠替他弄幾色配胃口的菜肴才好,假使他有錢的話,那還得雇一名上好廚子,加上一個美貌的使女,穿一條绯紅色的薄褲,當他讀書或揮毫作畫的時候,焚香随侍他希望得幾個要好朋友和一個女人,這個女人要善解人意,最好就是他的太太,非然者,弄一個妓女也行,但倘是他的命宮中沒有注定這一筆豔福,則也不衷心戚戚。
他需要一頓飽餐,薄粥湯和鹹蘿蔔幹在中國倒也不貴,他又想弄一甏上好老酒,米酒往往是家常自釀了的,不然,幾枚銅元也可以到汾酒鋪去沽他媽的一大碗了他又想過過閑暇的生活。
而閑暇時間在中國也不稀罕,他将愉悅如小鳥,若他能: 因過竹院逢僧話, 偷得浮生半日閑。
倘使無福享受怡情悅性的花園,則他需要一間門雖設而常開的茅屋,位于群山之中,小川纡曲萦繞屋前,或則位于溪谷之間,晌午已過,可以拽杖閑遊河岸之上,靜觀群鹈捕魚之樂但倘令無此清福而必須住居市塵之内,則也不緻衷心戚戚,因為他至少總可得養一隻籠中鳥,種幾株盆景花,和一顆天上的明月,明月固人人可得而有之者也。
故宋代詩人蘇東坡就為了明月寫了一篇美麗小巧的短文,叫做《記承天夜遊》: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寝,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
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一個強烈底決心,以攝取人生至善至美一股殷熱的欲望,以享樂—身之所有,但倘令命該無福可享,則亦不怨天尤人。
這是中國人“知足”的精義。
七、幽默 幽默者是心境之一狀态,更進一步,即為一種人生觀的觀點,一種應付人生的方法。
無論何時,當一個民族在發展的過程中生産豐富之智慧足以表露其理想時則開放其幽默之鮮葩,因為幽默沒有旁的内容,隻是智慧之刀的一晃。
曆史上任何時期,當人類智力能領悟自身之空虛、渺小、愚拙、矛盾時,就有一個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國之莊子,波斯之喀牙姆(OmarKhayyam),希臘的亞裡斯多德,雅典民族倘沒有亞裡斯多德,精神上不知要貧乏多少,中國倘沒有莊子,智慧的遺産也不知将遜色多少。
自從有了莊子和他的著作,一切中國政治家和盜賊都變成了幽默家了,因為他們都直接間接地接受了莊子人生觀的影響。
老子先于莊子已笑過清越而激變幻谲的狂笑。
他一定終身是個獨身漢,否則他不能笑得這樣俏皮,這樣善于惡作劇,無論如何,他到底娶過親沒有,有無子嗣後裔,史籍上無從查考,而老子最後的罄咳之首卻被莊子抓住。
莊子既屬較為少壯,喉嚨自然來得嘹亮,故其笑聲的環輪,曆代激動着回響,吾們至今忍不住錯過笑的機會,但有時我感覺我們的玩笑開得太厲害,而笑得有些不合時宜了。
歐美人對于中國問題認識之不足,可謂深淵莫測歐美人有時會問:“中國人可有幽默的意識否?”這樣的問句,适足以表示其無識,其語意之稀奇,恰好像阿拉伯商隊問人:“撒哈拉(Sahara)沙漠中有無沙土?”一個人之存在于國家中,看來何等渺小,真是不可思議。
從理論上觀察,中國人應該是幽默的,因為幽默産生于寫實主義,而中國人是非常的實體主義者幽默生于常識,而中國人具有過分的常識。
幽默,尤其亞洲式的幽默是知足悠閑的産物,而中國所有的知足和悠閑,超乎尋常之量。
一個幽默家常常為失敗論者,樂于追述自己之失敗與困難,而中國人常為神志清楚,性情冷靜之失敗論者,幽默對卑鄙罪惡常取容忍的态度,他們把嘲笑代替了譴責。
中國人又有一種特性,專能容忍罪惡。
容忍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而中國人兩面都有。
倘使吾們在上面講過的中國人之特性——知足,容忍,常識和老猾俏皮是真确的,那麼幽默一定存在于中國。
中國人幽默見之于行為上者比之文字為多,不過在文字上有種種不同形式的幽默,其中最普通的一種,叫作“滑稽”,即許多道學先生,也往往多用别号掩其真姓名縱情于此等滑稽著作。
照我看來,這實在是“想耍有趣而已”。
此等著作乃為剛性過強之正統派文學傳統束縛之放縱。
但幽默在文學中不能占什麼重要地位,至少幽默在文學中所擔任的角色及其價值未被公開承認過,幽默材料之包容于小說者至為豐富,但小說從未被正統學派視為文學之一部。
《論語》、《韓非子》和《詩經》裡頭,倒有天字第一号的幽默。
可是道學先生裝了滿肚的清正人生觀,到底未能在孔門著作中體會什麼诙諧的趣味,即似《詩經》中的美妙生動的小情詩也未領悟,竟替它下了一大篇荒唐古怪的注解,一如西方神學家之解釋《聖詩集》(SongofSongs)。
陶淵明的作品中也含有一種美妙的幽默,那是一種閑暇的知足,風趣的逸緻和豐富的舍己為人的熱情。
最好的例子,可見之于他的責子詩: 白發被兩鬓,肌膚不複實。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齡,但念梨與栗。
天
六、知足 到了中國的遊曆家,尤其是那些任性深入的遊曆家,他們闖進了外人蹤迹罕至的内地,無不大吃一驚。
那裡的農民群衆生活程度如此之低,卻人人埋頭苦幹,他們蓋興奮而知足。
就像在大饑荒的省份,如陝西,此種知足精神,普遍地廣播遐迩,除了極少數的例外而且陝西的農民也還有能莞爾而笑的。
現在有許多為局外人認為中國人民之痛苦者乃系衡以邪僻的歐美生活标準之故耳。
若欲處處衡以歐美生活标準,殊無人能感受幸福,除非少數階級能住居于高級的大公寓而自備一架無線電收音機者。
這個标準假使是正當,那麼1850年以前就未嘗有幸福之人,而美國之幸福人必尤多于巴威(Bavaria),因為巴威地方很少回轉輕便的理發椅,當然更少電鍊和電鈴。
但在中國的鄉村裡頭,這些設備可更少,雖然在極端歐化的上海,那些老式理發椅已經絕迹。
其實這極老式理發椅才是貨真價實的椅子,而這些老式椅子你倒可仍在倫敦的Kingswav和巴黎的Mrtroartre發現。
照著者想來,一個人要坐還是坐一把名副其實的椅子,要睡還是睡在名副其實的床上(而不是白晝應用的沙發),這才覺得幸福些。
一種生活标準,倘使拿每天使用機械設備的次數來測量一個人的文明程度的那種标準,一定是不可靠的标準。
故許多所謂中國人知足之神秘,乃出自西方人之幻覺耳。
然無論如何,倘把中國人和西洋人分門别類,一階級歸一階級,處之同一環境下,則中國人或許總是比西方人來得知足,那是不錯的。
此種愉快而知足的精神流露于智識階級,也流露于非智識階級,因為這是中國傳統思想的滲透結果。
可以到北平去看看著勁兒而多閑話的洋車夫,他們一路開着玩笑,最好讓同伴翻個筋鬥,好叫他笑個痛快。
或則可以上牯嶺去看看氣喘喘汗流浃背擡你上山的轎夫或則可以到四川去看看挽航船逆急流而上行的拉纖夫,他所能獲得以維持每天生活的微薄報酬,僅足敷一天兩頓菲薄而滿意的苦飯。
照中國知足原理上的見解,倘能夠吃一頓菲薄而安逸的苦飯,吃了下肚不緻擔什麼心事,便是大大運氣。
中國有位學者說過:“人生但須果腹耳,此外盡屬奢靡。
” 知足又為“慈祥”“和氣”的代名詞,此等字眼到了舊曆新年,大家用朱紅箋寫在通行的門聯裡,這是一半為謙和的箴訓,一半為人類智慧,明代學者即以此意勸人“惜福”。
老子有句格言,現已成為普遍口頭禅,叫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在文學裡頭,這個意識常轉化而為田園思想,為樂天主義,吾人可于詩及私人書翰中常遇此等情緒。
著者暇時嘗于明人尺牍選集中揀出陸深緻其友人書一篇,頗足以代表此等情緒: 晚将有佳月,别具畫舫,載鼓吹同泛何如?昨緻湖石數株,西堂添卻一倍磊塊新涼,能過我信宿留乎?兼制隐居冠服,待旦夕間命下,便作山中無事老人矣! 此種情緒當其滲入流行的學者思想,使他們安居茅舍之中而樂天知命。
人類的幸福是脆弱的物體,因為“神”老是嫉妒人類的幸福。
幸福問題因而是人生不可捉摸的問題。
人類對于一切文化與物質進步雖盡了全力,幸福問題畢竟值得人類一切智慧的最大關心以謀解決。
中國人竭盡了他們的常識,下過最大毅力以謀求此幸福。
好像功利主義之信徒,他們常熱心于幸福問題,勝于物質進步問題。
羅素夫人曾聰慧地指出:“快樂的權利”在西方是一個被遺忘了的權利,從前到現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西方人的心靈常被次一等的權利觀念所支配着,他們注意于國家預算的表決權,宣戰投票權,和被逮捕時應受審訊的私權。
可是中國人從未想到逮捕時應受審訊的權利,而一意關心着快樂的幸福,這快樂不是貧窮也不是屈辱所能剝奪他們的。
歐美人的處理幸福問題常取積極的态度,而中國人常取消極的态度,所以幸福問題最後可以收縮為個人的欲望問題。
可是一講到欲望問題,吾人就感覺到茫無頭緒,吾們真正所需的是什麼呢?為了這個緣故,第俄澤尼(Diogenes)的故事常令吾人發笑,同時也着實又羨又妒,因為他宣稱他是一個快活人,原因是他沒有任何欲望。
當他見了一個小孩子雙手捧水而飲,索性把自己的飯碗也摔掉。
現代的人們,常覺得自己困擾于許多難題中,而大部分與他的人生有密切之關系。
他一方面羨慕第俄澤尼的逃禅的理想,同時又舍不得錯過一場好戲或一張轟動的影片的機會,這就是吾們所謂的摩登人物之不安頓的心情。
中國人藉知足哲學消極地企求快樂,但其逃禅的程度尚未達到第俄澤尼之深,因為中國人任何事情從未想深進,中國人與第俄澤尼不同之點,即中國人到底還有一些欲望,還需要一些東西。
不過他所欲望的隻是足令他快樂的東西,而要是無法達到目的,則亦并無堅持之意。
譬如他至少需要兩件清潔的襯衫,但倘是真正窮得無法可想,則一件也就夠了。
他又需要看看名伶演劇,将藉此盡情地享樂一下,但倘令他必須離開劇場,不得享樂,則亦不衷心戚戚。
他希望居屋的附近有幾棵大樹,但倘令是地位狹仄,則天井裡種一株棗樹也就夠他欣賞。
他希望有許多小孩子和一位太太,這位太太要能夠替他弄幾色配胃口的菜肴才好,假使他有錢的話,那還得雇一名上好廚子,加上一個美貌的使女,穿一條绯紅色的薄褲,當他讀書或揮毫作畫的時候,焚香随侍他希望得幾個要好朋友和一個女人,這個女人要善解人意,最好就是他的太太,非然者,弄一個妓女也行,但倘是他的命宮中沒有注定這一筆豔福,則也不衷心戚戚。
他需要一頓飽餐,薄粥湯和鹹蘿蔔幹在中國倒也不貴,他又想弄一甏上好老酒,米酒往往是家常自釀了的,不然,幾枚銅元也可以到汾酒鋪去沽他媽的一大碗了他又想過過閑暇的生活。
而閑暇時間在中國也不稀罕,他将愉悅如小鳥,若他能: 因過竹院逢僧話, 偷得浮生半日閑。
倘使無福享受怡情悅性的花園,則他需要一間門雖設而常開的茅屋,位于群山之中,小川纡曲萦繞屋前,或則位于溪谷之間,晌午已過,可以拽杖閑遊河岸之上,靜觀群鹈捕魚之樂但倘令無此清福而必須住居市塵之内,則也不緻衷心戚戚,因為他至少總可得養一隻籠中鳥,種幾株盆景花,和一顆天上的明月,明月固人人可得而有之者也。
故宋代詩人蘇東坡就為了明月寫了一篇美麗小巧的短文,叫做《記承天夜遊》: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寝,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
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一個強烈底決心,以攝取人生至善至美一股殷熱的欲望,以享樂—身之所有,但倘令命該無福可享,則亦不怨天尤人。
這是中國人“知足”的精義。
七、幽默 幽默者是心境之一狀态,更進一步,即為一種人生觀的觀點,一種應付人生的方法。
無論何時,當一個民族在發展的過程中生産豐富之智慧足以表露其理想時則開放其幽默之鮮葩,因為幽默沒有旁的内容,隻是智慧之刀的一晃。
曆史上任何時期,當人類智力能領悟自身之空虛、渺小、愚拙、矛盾時,就有一個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國之莊子,波斯之喀牙姆(OmarKhayyam),希臘的亞裡斯多德,雅典民族倘沒有亞裡斯多德,精神上不知要貧乏多少,中國倘沒有莊子,智慧的遺産也不知将遜色多少。
自從有了莊子和他的著作,一切中國政治家和盜賊都變成了幽默家了,因為他們都直接間接地接受了莊子人生觀的影響。
老子先于莊子已笑過清越而激變幻谲的狂笑。
他一定終身是個獨身漢,否則他不能笑得這樣俏皮,這樣善于惡作劇,無論如何,他到底娶過親沒有,有無子嗣後裔,史籍上無從查考,而老子最後的罄咳之首卻被莊子抓住。
莊子既屬較為少壯,喉嚨自然來得嘹亮,故其笑聲的環輪,曆代激動着回響,吾們至今忍不住錯過笑的機會,但有時我感覺我們的玩笑開得太厲害,而笑得有些不合時宜了。
歐美人對于中國問題認識之不足,可謂深淵莫測歐美人有時會問:“中國人可有幽默的意識否?”這樣的問句,适足以表示其無識,其語意之稀奇,恰好像阿拉伯商隊問人:“撒哈拉(Sahara)沙漠中有無沙土?”一個人之存在于國家中,看來何等渺小,真是不可思議。
從理論上觀察,中國人應該是幽默的,因為幽默産生于寫實主義,而中國人是非常的實體主義者幽默生于常識,而中國人具有過分的常識。
幽默,尤其亞洲式的幽默是知足悠閑的産物,而中國所有的知足和悠閑,超乎尋常之量。
一個幽默家常常為失敗論者,樂于追述自己之失敗與困難,而中國人常為神志清楚,性情冷靜之失敗論者,幽默對卑鄙罪惡常取容忍的态度,他們把嘲笑代替了譴責。
中國人又有一種特性,專能容忍罪惡。
容忍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而中國人兩面都有。
倘使吾們在上面講過的中國人之特性——知足,容忍,常識和老猾俏皮是真确的,那麼幽默一定存在于中國。
中國人幽默見之于行為上者比之文字為多,不過在文字上有種種不同形式的幽默,其中最普通的一種,叫作“滑稽”,即許多道學先生,也往往多用别号掩其真姓名縱情于此等滑稽著作。
照我看來,這實在是“想耍有趣而已”。
此等著作乃為剛性過強之正統派文學傳統束縛之放縱。
但幽默在文學中不能占什麼重要地位,至少幽默在文學中所擔任的角色及其價值未被公開承認過,幽默材料之包容于小說者至為豐富,但小說從未被正統學派視為文學之一部。
《論語》、《韓非子》和《詩經》裡頭,倒有天字第一号的幽默。
可是道學先生裝了滿肚的清正人生觀,到底未能在孔門著作中體會什麼诙諧的趣味,即似《詩經》中的美妙生動的小情詩也未領悟,竟替它下了一大篇荒唐古怪的注解,一如西方神學家之解釋《聖詩集》(SongofSongs)。
陶淵明的作品中也含有一種美妙的幽默,那是一種閑暇的知足,風趣的逸緻和豐富的舍己為人的熱情。
最好的例子,可見之于他的責子詩: 白發被兩鬓,肌膚不複實。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齡,但念梨與栗。
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