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國人之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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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見解,你不難同意于一般的說法,謂任何德行,如容易被認為有益的,則容易動人而流行于社會,亦容易被人接受為生命之一部分。
中國人之視無可無不可态度猶之英國人之視洋傘,因為政治上的風雲,對于一個人過于冒險獨進,其險惡之征兆常似可以預知的。
換句話說,冷淡之在中國,具有顯明的“适生價值”。
中國青年具有公衆精神不亞于歐美青年,而中國青年之熱心欲參與公共事業之願望亦如其他各國之青年,但一到了廿五至卅歲之間,他們都變得聰明而習于冷淡了。
(吾們說:“學乖了。
”)中國有句俗話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
”淡淡之品性,實有助于圓熟的教育。
有的由于天生的智質而學乖了,有的因幹預外事而惹了禍,吃了一次二次虧而學乖了。
一般老年人都寫寫意意玩着不管閑事的模棱兩可把戲,因為老滑頭都認識它在社會上的益處,那種社會,個人權利沒有保障那種社會,因管了閑事而惹一次禍就太不興緻。
無可無不可所具的“适生價值”,是以含存于個人權利缺乏保障而幹預公共事務或稱為“管閑事”者太熱心,即易惹禍之事實。
當邵飄萍和林白水——吾們的二位最有膽略之新聞記者——一九二六年被滿洲軍閥槍斃于北平,曾未經一次審訊,其他的新聞記者自然馬上學會了無可無不可之哲理而變成乖巧了。
中國最成功的幾位新聞記者所以便是幾位自己沒有主張的人。
像中國一般文人紳士,又像歐美外交家,他們方自誇毫無成見。
不論對于一般的人生問題或當前轟動的問題,他們都沒有成見。
他們還能幹什麼呢?當個人權利有保障,人就可變成關心公益的人。
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實為诽謗罪之濫施。
當此等權利無保障,吾們自存的本能告訴我們,不管閑事是個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易辭以言之,無可無不可本非高尚之德性而為一種社交的态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種自衛的方式,其發展之過程與作用,無以異于王八蛋之發展其甲殼。
中國出了名的無情愫之凝視,僅不過是—種自衛的凝視,得自充分之教養與自我訓練,吾們再舉一例證,則此說尤明。
蓋中國之盜賊及土匪,他們不需依賴法律的保障,故遂不具此種冷淡消極之品性而成為中國人心目中最俠義,最關心社會公衆的人。
中國文中俠義二字幾不可區别地與盜匪并行《水浒》一書,可為代表。
叙述草莽英雄之小說,在中國極為風行,蓋一般人民樂于閱讀此等英雄豪傑的身世及其行事,所以寄其不平之氣焉。
埃莉諾?格林(ElinorGlyn)之所以風行,其緣由亦在乎此,蓋美國實存有無數之老處女在焉。
強有力之人所以多半關心公衆社會,因為他力足以任此,而構成社會最弱一環之大衆懦弱者流,多半消極而冷淡,蓋彼等須先謀保護自身也。
觀之曆史,則魏晉之史績尤足為此說之證明,彼時智識階級對國事漠不關心,意氣至為消沉,乃不旋踵而國勢衰微,北部中國遂淪陷于胡族。
蓋魏晉之世,文人學士間流行一種風氣,縱酒狂醉,抱膝清談,又複迷信道家神仙之說,而追求不死之藥。
這個時代,自周漢以後,可謂中華民族在政治上最低劣的時代,代表民族腐化過程中之末端,浸漸而演成曆史上第一次受異族統治之慘禍。
此種清靜淡漠之崇拜,是否出于當時人之天性,假若不是,則何由而産生演變以成。
曆史所予吾人之解答,極為清楚而确鑿。
直至漢代以前,中國學者的态度并不冷淡而消極,反之,政治批評在後漢盛極一時,儒生領袖與所謂大學生達三千人,常争議當時政弊,讦揚幽昧,膽敢攻擊皇族宦官,甚至涉及天子本身,無所忌諱。
隻因為缺乏憲法之保障,此種運動卒被宦官整個禁壓而結束。
當時學士二三百人連同家族,整批的被處死刑或監禁,無一幸免。
這樁案件發生于一六六至一六九年,為曆史上有名之黨锢,且刑獄株連甚廣,規模宏大,辦理徹底,緻使全部運動為之夭折,其所遺留之惡劣影響,直隔了百年之後,始為發覺。
蓋即發生一種反動的風尚而有冷淡清靜之崇拜。
與之相輔而起者,為酒狂,為追逐女人,為詩,為道家神學。
有幾位學者遁入山林,自築泥屋,不設門戶,飲食辟一窗口而授入,如此以迄于死。
或則佯作樵夫,有事則長嘯以招其親友。
于是繼之又有竹林七賢之産生,此所謂竹林七賢,均屬浪漫詩人。
如劉伶者,能飲酒累月而不醉,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
當時人民不以為忤,且稱之為智達。
那時所有文人,流風所披,或則極端粗野,或則極端荒淫,或則極端超俗。
似另一大詩人阮鹹,嘗與婢女私通,一日方詣友人處宴飲,賓客滿座,其妻即于此時伺隙遣此婢女去,鹹聞之,索騎追蹤,載與俱歸,不避賓客,可謂放誕。
而當時受社會歡迎的乃即是這般人。
人民之歡迎他們,猶如小烏龜歡迎大烏龜之厚甲殼。
這裡我們好像已經指明了政治弊病之禍,因而明了無可無不可之消極态度之由來,此冷淡之消極态度亦即受盡現代列強冷嘲熱諷之“中國人無組織”之由來。
這樣看來,醫治此種弊病的對症良藥,很為簡單,隻要給人民的公民權利以法律之保障,可是從未有人能見及此。
沒有人巴望它,也沒有人誠意熱切地需要它。
四、老猾俏皮 不妨随便談談,中國人最富刺激性的品性是什麼?一時找不出适當的名詞,不如稱之為“老猾俏皮”。
這是向西方人難以導傳而最奧妙無窮的一種特性,因為它直接導源于根本不同于西方的人生哲學。
倘把俏皮的人生觀與西方人的文明機構來作一比較,則西方的文明就顯見十分粗率而未臻成熟。
做一個譬方,假設一個九月的清晨,秋風稍有一些勁峭的樣兒,有一位年輕小夥子,興沖沖地跑到他的祖父那兒,一把拖着他,硬要他一同去洗海水浴,那老人家不高興,拒絕了他的請求,那時那少年端的一氣非同小可,忍不住露出詫怪的怒容,至于那老年人則僅僅愉悅地微笑一下,這一笑便是俏皮的笑。
不過誰也不能說二者之間誰是對的。
這一切少年性情的匆促與不安定,将招緻怎樣的結果呢?而一切興奮、自信、掠奪、戰争、激烈的國家主義,又将招緻怎樣的的結果呢?一切又都是為了什麼呢?對這些問題一一加以解答,也是枉費心機強制一方面接受其他一方面的意見,也是同樣徒然,因為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年齡上的問題。
俏皮者是一個人經曆了許多人生的況味,變為實利的、冷淡的、腐敗的行為。
就其長處而言,俏皮人給你圓滑而和悅的脾氣,這就是使許多老頭兒能誘惑小姑娘的愛苗而嫁給他們的秘密。
假使人生值得甚麼,那就是拿和氣慈祥教了人們以一大教訓。
中國人之思想已體會了此中三昧,并非由于發覺了宗教上的善義,而是得自深奧廣博的觀察與人生無限之變遷。
這個狡猾的哲學觀念可由下面唐代二位詩僧的對話見其典型: 寒山曾問拾得：“世間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厭我、騙我，如何處治乎？”拾得雲：“隻是忍他、讓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幾年，你且看他。
” 此種老子的精神,以種種形式,時時流露于吾國的文、詞、詩、俗語中欲舉例子,俯拾即是:如“三十六着,走為上着”,“乖人不吃眼前虧”,“退一步着想”,“負一子而勝全局”,都是出于同一根源的态度。
此等應付人生之态度,滲透了中國思想的整個機構,人生于是充滿了“再三思維”,充滿了“三十六着”頑梗的素質漸次消磨,遂達到了真實的圓熟境地,這是中國文化的特征。
就其弊病而言,俏皮——它是中國最高的智慧——限遏了思想和行動的活躍性,它捶碎了一切革新的願望,它譏诮人類底一切努力,認為是枉費心機,使中國人失卻思維與行動之能力。
它用一種神妙的方法減弱一切人類的活動至僅敷充饑及其他維持生物的必需之程度。
孟子是一大俏皮家,因為他宣稱人類最大願望為飲食和女人,所謂食色性也。
已故大總統黎元洪也是一位大俏皮家,因為他能深切體會中國政治格言而提出了和解黨争的原則,卻說是“有飯大家吃”。
黎總統是一位兇刻的實體論者而不自知,可是他所說的,比較他所知道的來得聰明,因為他直接說出了中國現代史上的經濟背景。
拿經濟的眼光來解釋曆史,在中國由來已久,亦猶如左拉(EnileZola)學派之拿生物學來解釋人生。
在左拉,這是智識的嗜好,而在中國是民族的自覺。
實體論者之于中國,非學而能,乃生而能者。
黎元洪從未以腦動作研究專家著稱,但是他因為是中國人,知道一切政治問題無非是飯碗問題因為是個中國人,他給中國政治下了一精深的解釋。
此冷淡而又實利的态度,基于極為巧妙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隻有耆艾的老人和耆艾的民族始能體會其中三昧,不滿三十歲的年輕人還不夠了解它,所以歐美的年輕民族也還不夠了解它。
故《道德經》著者老子之所以名為老子,似非偶然。
有些人說,任何人一過了四十歲,便成壞坯子,無論怎樣,吾們年紀越大,越不要臉,那是無可否認的。
二十左右的小姑娘,不大會為了金錢目的而嫁人,四十歲的女人,不大會不為金錢目的而嫁人——她們或許稱之為穩當。
希臘神話中講過這麼一件故事,不能謂為想入非非。
故事講年輕的伊加拉斯因為飛得太高,直讓蠟質的翅翼都融化了,緻撲落跌入海洋了。
至于那老頭兒譚達拉斯則低低的飛着,安安穩穩飛到了家中了。
當一個人年紀長大了,他發展了低飛的天才,而他的理想又揉和之以冷靜的慎重的常識,加之以大洋钿之渴念,實利主義因是為老頭兒之特性,而理想主義則為青年人之特性。
過了四十歲,他還不能成為壞坯子,那倘不是心髒萎弱者,便該是天生才子。
才子階級中便多有“大孩子”,像托爾斯泰,史蒂文生、巴萊,這些人具有天性的孩子脾氣,孩子脾氣合以人生經驗,使他們維持永久的年輕,我們稱之為“不朽”。
這一切的一切,徹底說一說,還是純粹的道家哲學,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方面因為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俏皮哲學者,沒有第二部像那短短的《道德經》那樣精深的著作。
道家哲學在理論上和實際上即為一種俏皮圓滑的冷淡,是一種深奧而腐敗的懷疑主義。
它是在譏諷人類沖突争奪的枉費心機,以及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之失敗的嘲笑,加以少許對于理想主義之不信心此不信心之由來,與其謂由于缺乏毅力,毋甯說由于缺乏信任心,它是一種與孔子實驗主義相對立的哲學,同時亦為所以補救孔
中國人之視無可無不可态度猶之英國人之視洋傘,因為政治上的風雲,對于一個人過于冒險獨進,其險惡之征兆常似可以預知的。
換句話說,冷淡之在中國,具有顯明的“适生價值”。
中國青年具有公衆精神不亞于歐美青年,而中國青年之熱心欲參與公共事業之願望亦如其他各國之青年,但一到了廿五至卅歲之間,他們都變得聰明而習于冷淡了。
(吾們說:“學乖了。
”)中國有句俗話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
”淡淡之品性,實有助于圓熟的教育。
有的由于天生的智質而學乖了,有的因幹預外事而惹了禍,吃了一次二次虧而學乖了。
一般老年人都寫寫意意玩着不管閑事的模棱兩可把戲,因為老滑頭都認識它在社會上的益處,那種社會,個人權利沒有保障那種社會,因管了閑事而惹一次禍就太不興緻。
無可無不可所具的“适生價值”,是以含存于個人權利缺乏保障而幹預公共事務或稱為“管閑事”者太熱心,即易惹禍之事實。
當邵飄萍和林白水——吾們的二位最有膽略之新聞記者——一九二六年被滿洲軍閥槍斃于北平,曾未經一次審訊,其他的新聞記者自然馬上學會了無可無不可之哲理而變成乖巧了。
中國最成功的幾位新聞記者所以便是幾位自己沒有主張的人。
像中國一般文人紳士,又像歐美外交家,他們方自誇毫無成見。
不論對于一般的人生問題或當前轟動的問題,他們都沒有成見。
他們還能幹什麼呢?當個人權利有保障,人就可變成關心公益的人。
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實為诽謗罪之濫施。
當此等權利無保障,吾們自存的本能告訴我們,不管閑事是個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易辭以言之,無可無不可本非高尚之德性而為一種社交的态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種自衛的方式,其發展之過程與作用,無以異于王八蛋之發展其甲殼。
中國出了名的無情愫之凝視,僅不過是—種自衛的凝視,得自充分之教養與自我訓練,吾們再舉一例證,則此說尤明。
蓋中國之盜賊及土匪,他們不需依賴法律的保障,故遂不具此種冷淡消極之品性而成為中國人心目中最俠義,最關心社會公衆的人。
中國文中俠義二字幾不可區别地與盜匪并行《水浒》一書,可為代表。
叙述草莽英雄之小說,在中國極為風行,蓋一般人民樂于閱讀此等英雄豪傑的身世及其行事,所以寄其不平之氣焉。
埃莉諾?格林(ElinorGlyn)之所以風行,其緣由亦在乎此,蓋美國實存有無數之老處女在焉。
強有力之人所以多半關心公衆社會,因為他力足以任此,而構成社會最弱一環之大衆懦弱者流,多半消極而冷淡,蓋彼等須先謀保護自身也。
觀之曆史,則魏晉之史績尤足為此說之證明,彼時智識階級對國事漠不關心,意氣至為消沉,乃不旋踵而國勢衰微,北部中國遂淪陷于胡族。
蓋魏晉之世,文人學士間流行一種風氣,縱酒狂醉,抱膝清談,又複迷信道家神仙之說,而追求不死之藥。
這個時代,自周漢以後,可謂中華民族在政治上最低劣的時代,代表民族腐化過程中之末端,浸漸而演成曆史上第一次受異族統治之慘禍。
此種清靜淡漠之崇拜,是否出于當時人之天性,假若不是,則何由而産生演變以成。
曆史所予吾人之解答,極為清楚而确鑿。
直至漢代以前,中國學者的态度并不冷淡而消極,反之,政治批評在後漢盛極一時,儒生領袖與所謂大學生達三千人,常争議當時政弊,讦揚幽昧,膽敢攻擊皇族宦官,甚至涉及天子本身,無所忌諱。
隻因為缺乏憲法之保障,此種運動卒被宦官整個禁壓而結束。
當時學士二三百人連同家族,整批的被處死刑或監禁,無一幸免。
這樁案件發生于一六六至一六九年,為曆史上有名之黨锢,且刑獄株連甚廣,規模宏大,辦理徹底,緻使全部運動為之夭折,其所遺留之惡劣影響,直隔了百年之後,始為發覺。
蓋即發生一種反動的風尚而有冷淡清靜之崇拜。
與之相輔而起者,為酒狂,為追逐女人,為詩,為道家神學。
有幾位學者遁入山林,自築泥屋,不設門戶,飲食辟一窗口而授入,如此以迄于死。
或則佯作樵夫,有事則長嘯以招其親友。
于是繼之又有竹林七賢之産生,此所謂竹林七賢,均屬浪漫詩人。
如劉伶者,能飲酒累月而不醉,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
當時人民不以為忤,且稱之為智達。
那時所有文人,流風所披,或則極端粗野,或則極端荒淫,或則極端超俗。
似另一大詩人阮鹹,嘗與婢女私通,一日方詣友人處宴飲,賓客滿座,其妻即于此時伺隙遣此婢女去,鹹聞之,索騎追蹤,載與俱歸,不避賓客,可謂放誕。
而當時受社會歡迎的乃即是這般人。
人民之歡迎他們,猶如小烏龜歡迎大烏龜之厚甲殼。
這裡我們好像已經指明了政治弊病之禍,因而明了無可無不可之消極态度之由來,此冷淡之消極态度亦即受盡現代列強冷嘲熱諷之“中國人無組織”之由來。
這樣看來,醫治此種弊病的對症良藥,很為簡單,隻要給人民的公民權利以法律之保障,可是從未有人能見及此。
沒有人巴望它,也沒有人誠意熱切地需要它。
四、老猾俏皮 不妨随便談談,中國人最富刺激性的品性是什麼?一時找不出适當的名詞,不如稱之為“老猾俏皮”。
這是向西方人難以導傳而最奧妙無窮的一種特性,因為它直接導源于根本不同于西方的人生哲學。
倘把俏皮的人生觀與西方人的文明機構來作一比較,則西方的文明就顯見十分粗率而未臻成熟。
做一個譬方,假設一個九月的清晨,秋風稍有一些勁峭的樣兒,有一位年輕小夥子,興沖沖地跑到他的祖父那兒,一把拖着他,硬要他一同去洗海水浴,那老人家不高興,拒絕了他的請求,那時那少年端的一氣非同小可,忍不住露出詫怪的怒容,至于那老年人則僅僅愉悅地微笑一下,這一笑便是俏皮的笑。
不過誰也不能說二者之間誰是對的。
這一切少年性情的匆促與不安定,将招緻怎樣的結果呢?而一切興奮、自信、掠奪、戰争、激烈的國家主義,又将招緻怎樣的的結果呢?一切又都是為了什麼呢?對這些問題一一加以解答,也是枉費心機強制一方面接受其他一方面的意見,也是同樣徒然,因為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年齡上的問題。
俏皮者是一個人經曆了許多人生的況味,變為實利的、冷淡的、腐敗的行為。
就其長處而言,俏皮人給你圓滑而和悅的脾氣,這就是使許多老頭兒能誘惑小姑娘的愛苗而嫁給他們的秘密。
假使人生值得甚麼,那就是拿和氣慈祥教了人們以一大教訓。
中國人之思想已體會了此中三昧,并非由于發覺了宗教上的善義,而是得自深奧廣博的觀察與人生無限之變遷。
這個狡猾的哲學觀念可由下面唐代二位詩僧的對話見其典型: 寒山曾問拾得：“世間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厭我、騙我，如何處治乎？”拾得雲：“隻是忍他、讓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幾年，你且看他。
” 此種老子的精神,以種種形式,時時流露于吾國的文、詞、詩、俗語中欲舉例子,俯拾即是:如“三十六着,走為上着”,“乖人不吃眼前虧”,“退一步着想”,“負一子而勝全局”,都是出于同一根源的态度。
此等應付人生之态度,滲透了中國思想的整個機構,人生于是充滿了“再三思維”,充滿了“三十六着”頑梗的素質漸次消磨,遂達到了真實的圓熟境地,這是中國文化的特征。
就其弊病而言,俏皮——它是中國最高的智慧——限遏了思想和行動的活躍性,它捶碎了一切革新的願望,它譏诮人類底一切努力,認為是枉費心機,使中國人失卻思維與行動之能力。
它用一種神妙的方法減弱一切人類的活動至僅敷充饑及其他維持生物的必需之程度。
孟子是一大俏皮家,因為他宣稱人類最大願望為飲食和女人,所謂食色性也。
已故大總統黎元洪也是一位大俏皮家,因為他能深切體會中國政治格言而提出了和解黨争的原則,卻說是“有飯大家吃”。
黎總統是一位兇刻的實體論者而不自知,可是他所說的,比較他所知道的來得聰明,因為他直接說出了中國現代史上的經濟背景。
拿經濟的眼光來解釋曆史,在中國由來已久,亦猶如左拉(EnileZola)學派之拿生物學來解釋人生。
在左拉,這是智識的嗜好,而在中國是民族的自覺。
實體論者之于中國,非學而能,乃生而能者。
黎元洪從未以腦動作研究專家著稱,但是他因為是中國人,知道一切政治問題無非是飯碗問題因為是個中國人,他給中國政治下了一精深的解釋。
此冷淡而又實利的态度,基于極為巧妙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隻有耆艾的老人和耆艾的民族始能體會其中三昧,不滿三十歲的年輕人還不夠了解它,所以歐美的年輕民族也還不夠了解它。
故《道德經》著者老子之所以名為老子,似非偶然。
有些人說,任何人一過了四十歲,便成壞坯子,無論怎樣,吾們年紀越大,越不要臉,那是無可否認的。
二十左右的小姑娘,不大會為了金錢目的而嫁人,四十歲的女人,不大會不為金錢目的而嫁人——她們或許稱之為穩當。
希臘神話中講過這麼一件故事,不能謂為想入非非。
故事講年輕的伊加拉斯因為飛得太高,直讓蠟質的翅翼都融化了,緻撲落跌入海洋了。
至于那老頭兒譚達拉斯則低低的飛着,安安穩穩飛到了家中了。
當一個人年紀長大了,他發展了低飛的天才,而他的理想又揉和之以冷靜的慎重的常識,加之以大洋钿之渴念,實利主義因是為老頭兒之特性,而理想主義則為青年人之特性。
過了四十歲,他還不能成為壞坯子,那倘不是心髒萎弱者,便該是天生才子。
才子階級中便多有“大孩子”,像托爾斯泰,史蒂文生、巴萊,這些人具有天性的孩子脾氣,孩子脾氣合以人生經驗,使他們維持永久的年輕,我們稱之為“不朽”。
這一切的一切,徹底說一說,還是純粹的道家哲學,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方面因為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俏皮哲學者,沒有第二部像那短短的《道德經》那樣精深的著作。
道家哲學在理論上和實際上即為一種俏皮圓滑的冷淡,是一種深奧而腐敗的懷疑主義。
它是在譏諷人類沖突争奪的枉費心機,以及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之失敗的嘲笑,加以少許對于理想主義之不信心此不信心之由來,與其謂由于缺乏毅力,毋甯說由于缺乏信任心,它是一種與孔子實驗主義相對立的哲學,同時亦為所以補救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