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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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人生的愉快而能使不緻勞形役性,因而在繪畫中,文學中,一代一代地宣揚着“歸田”思想。
因為越接近自然,越能保持體格上與道德上之健康狀态。
生活在鄉村裡的人不會腐化,生活在都市裡的人才會腐化。
一般學者以及住居城市煩膩了的小康之家,自然而然不斷發生贊美田園生活的呼聲。
著名學者之家書及家訓裡頭,随處充溢着這樣的理想,不啻描繪出中國“文明的容貌”之一重要表情,它對于中華民族之長存,實有微妙而淵博之貢獻。
著者暇時曾随手選出一篇鄭闆橋緻其介弟之家書,内容天真可愛,堪列于世界偉大作品之林: 吾弟所買宅,嚴緊密栗,處家最宜。
唯是天井太小,見天不大,愚兄心思曠遠,不樂居耳。
是宅北至鹦鹉橋不過百步,鹦鹉橋至杏花樓不過三十步,其左右頗多隙地幼時飲酒其旁,見一片荒地,半堤衰柳,斷橋流水,破屋叢花,心竊樂之若得制錢五十千,便可買地一大陂,他日結茅有在矣。
吾意欲築一土牆院子,門内多栽竹樹草花,用碎磚鋪曲徑一條,以達二門其内茅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貯圖書史籍、筆墨、硯瓦、酒鐘、茶具其中,為良朋好友後生小子論文賦詩之所。
其後住家主屋三間,廚房二間,奴子屋一間,共八間俱用草苫,如此足矣。
清晨日尚未出,望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滿樹,立院中高處,便見煙水平橋。
家中宴客,牆外人亦望見燈火。
南距汝家百三十步,東至小園僅一水,實為恒便。
或曰:“此等宅居甚适,隻是怕盜賊。
”不知盜賊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有甚麼便拿甚麼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之青氈亦可攜取,質百錢救急也。
吾弟留心此地,為狂兄娛老之資,不知可能遂願否? 這一篇文字,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的典型情緒。
此種鄭闆橋之田園思想基于其同情于貧苦農夫的詩意,此詩意天然趨合于道教精神。
至于曾國藩之田園思想則基于保存家族的理想,故密切接近于孔教之家族制度。
田園生活的思想,實即為社會制度之一部分,這社會制度使家族成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個單位,并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個分部,而政治教育制度又使鄉村成一單位。
曾國藩身居顯要,手握兵權,而其緻子侄輩的家書,辄複殷殷以奢侈生活為戒,勉以耕種菜圃,施肥養豬之務,此等勉勵樸素勤勞之勸告,蓋含有希望保守家族繁榮之目的,其意固甚明顯也。
假令樸素能令家族之繁榮持久,則同樣亦可使國家之繁榮持久。
曾國藩的理想,很容易明了,他以為:大抵仕宦之家,子弟習于奢侈,繁榮隻能延及一二世經商貿易之家,勤勉儉約,則能延及三四世而務農讀書之家,淳厚謹饬,則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則延澤可及七八世。
故曾國藩以養魚,養豬,種蔬,種竹,為内政四要,其緻諸弟家書中雲:“……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怠忽。
屋門首塘中養魚,亦有一種生機,養豬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過伏天後有枯者否!此四者可以觇人家興衰氣象,亦所以恪守祖訓,示範兒孫,宜時時留意……”其着重淳樸蓋如此。
自顔之推(531—591)家訓以降,如範仲淹(989—1052)、朱熹(1130—1200),以迄陳宏謀(1696—1771)、曾國藩(1811—1872)各家家訓,此勤勉淳樸而崇尚簡單生活之家族理想,總是一緻地堅持着,而且被認為民族最有價值的傳統道德律。
家族制度多少交織于田園風味的生活理想中,二者具有不可分離的性質。
Simplicity一字是希臘文中一個大書特書的字“淳樸”二字,在中國文中亦為一個大書特書的連語。
好像因為人類既知道了文明的利益,同時又感覺到它的危險性。
人類知道了生活的幸福與快樂,同時卻警戒着它的朝生暮死的性質危懼于為造物所嫉妒,故甯願生活較為純樸而享較長久的天年。
因為享受了人生過分的幸福,中國人想來,會減損此生之福分。
所以“人當趨福避禍,兩加審慎!”明季某學者曾說:“人當取較清淡之幸福”,一般中國人胸中,皆具此同情的心理。
蓋人生幸福富有不确定性,而返樸歸真為惟一防護之方法。
這是無可非議的,中國人由直覺而知之。
他們欲求家族之長存,而卻收其效于民族。
五、民族的童年 由此看來,中國人民之避免政治堕落的危機,乃由于其天性之不信任文明而保持原始生活之習慣。
因而中國人所謂之文明,似應用施以修改之意義去領會它,即一種文明,乃愛好原始狀态之文明,而非為與原始狀态脫離之文明。
當然,這也不是一種萬應藥膏的文明,它非能永遠保證無流血暴亂的時期,亦不能使戰争、饑荒、水災絕迹于塵寰。
過了兩千年可稱為文明的生活,仍能産生這樣的生活史料,使文學家得資以寫出一部出色的故事,像《水浒》。
《水浒》的時代背景是那樣的惡劣腐敗,至有人肉可食之感,不啻揭露了文明大破壞的社會機構之謎,宋江,李逵,以及其他梁山好漢,雖距離孔子時代已曆千五百年,但是吾們不覺他們是代表衰老了的文化的人物。
而毋甯說是文化晨曦中的天真的孩子。
他們生長于生活尚無保障的時代。
中華民族受了孔子教化的洗禮雖經過了很長很長的時期,這個民族的生命好像倒并未達到成熟衰老的年齡,而享受着綿長的童年生活。
于是不免引起民族機構上絕大的一個有趣問題:倘把中華民族當作一個人種學上的實體,她所表現的特性,果真不像老年人而像童年時代,遠未屆達民族的成熟期乎?這一點,可以分幾層說,中國在文化上是年老了,而種族的生命卻是還年輕。
這一個理論,現代人類學者間已有不少同持此說。
葛雷菲士?泰雷(GriffithTayler)因而把中國列入人類進化之最幼層,海夫洛克?愛立司(HavelockEllis)亦指亞細亞人民為民族的近于嬰孩之特性者,蓋鑒于亞細亞人民猶保存由兒童淳樸天性所發生的柔順、融和,而近于原始人民的本質,尚未達于特性的發展期。
故“延長之童年”,似較為适宜之名詞,若施以“幼稚性”“停止發展”“沉滞性”等等名稱,則易滋誤解。
中國的文化沉滞是一個人僅觀察外表而不明了内在生活所發生的錯誤概念。
你隻消想想近代中國瓷器的發達,她不是像西人所想像,以為是從孔子時代就發展而遺傳下來的,卻直至第十世紀,這種工藝才始萌芽,随後緩緩進步,迨十七世紀康熙乾隆年間,始達到完美之境地,這一個時期,離吾人不遠,宛似猶在目前。
漆器、印刷、繪畫之進步,亦殊遲緩,但每一朝代,總能推進一步。
大名鼎鼎的中國作風之繪畫,産生迄今,亦未滿千年,這是中國舊文化的晚近時期。
在文學方面,你也隻消看散文詩和奇情小說的發達之晚——《水浒》與《西遊記》應認作散文詩及奇情小說——它們的完成期,應在十四世紀後,距離孔子、老子之生卒年代幾及二千年。
很可怪,中國古代未有散文詩,或許它們是遭了厄劫而散失了,竟未剩留一絲痕迹到現代。
紀事詩至漢代始出現,且産品不多。
戲曲發達于元代,時已第十一世紀,幻想小說如《西遊記》出于同時,那時中國人的理想受了佛教思想的刺激,像這樣的小說,僅至第九世紀始行萌芽,發達成熟,猶為十四五世紀(明代)事,清初為小說發達之最盛時期,《紅樓夢》即于此時出世,此書堪與《克拉麗莎》(ClarissaHarlowe)。
相匹敵,而适又為同時期的産品。
假令中國文化生命在孔子後數世紀便繁榮而萎謝,如希臘天才之命運,則所能遺留給吾人者,恐隻少量之德行格言及民間歌謠而已,安複有偉大的繪畫、小說、建築以光耀此世界的藝壇?這樣的史實,聞之一若吾人所盼望者,不是像希臘與羅馬之文化,在他們的年輕的黃金時代,發育成熟而達全盛期而盼望民族的童年時代之延長,曆數千年而後達于全盛期,那時或仍興奮着以期精神上之進步。
因為越接近自然,越能保持體格上與道德上之健康狀态。
生活在鄉村裡的人不會腐化,生活在都市裡的人才會腐化。
一般學者以及住居城市煩膩了的小康之家,自然而然不斷發生贊美田園生活的呼聲。
著名學者之家書及家訓裡頭,随處充溢着這樣的理想,不啻描繪出中國“文明的容貌”之一重要表情,它對于中華民族之長存,實有微妙而淵博之貢獻。
著者暇時曾随手選出一篇鄭闆橋緻其介弟之家書,内容天真可愛,堪列于世界偉大作品之林: 吾弟所買宅,嚴緊密栗,處家最宜。
唯是天井太小,見天不大,愚兄心思曠遠,不樂居耳。
是宅北至鹦鹉橋不過百步,鹦鹉橋至杏花樓不過三十步,其左右頗多隙地幼時飲酒其旁,見一片荒地,半堤衰柳,斷橋流水,破屋叢花,心竊樂之若得制錢五十千,便可買地一大陂,他日結茅有在矣。
吾意欲築一土牆院子,門内多栽竹樹草花,用碎磚鋪曲徑一條,以達二門其内茅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貯圖書史籍、筆墨、硯瓦、酒鐘、茶具其中,為良朋好友後生小子論文賦詩之所。
其後住家主屋三間,廚房二間,奴子屋一間,共八間俱用草苫,如此足矣。
清晨日尚未出,望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滿樹,立院中高處,便見煙水平橋。
家中宴客,牆外人亦望見燈火。
南距汝家百三十步,東至小園僅一水,實為恒便。
或曰:“此等宅居甚适,隻是怕盜賊。
”不知盜賊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有甚麼便拿甚麼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之青氈亦可攜取,質百錢救急也。
吾弟留心此地,為狂兄娛老之資,不知可能遂願否? 這一篇文字,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的典型情緒。
此種鄭闆橋之田園思想基于其同情于貧苦農夫的詩意,此詩意天然趨合于道教精神。
至于曾國藩之田園思想則基于保存家族的理想,故密切接近于孔教之家族制度。
田園生活的思想,實即為社會制度之一部分,這社會制度使家族成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個單位,并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個分部,而政治教育制度又使鄉村成一單位。
曾國藩身居顯要,手握兵權,而其緻子侄輩的家書,辄複殷殷以奢侈生活為戒,勉以耕種菜圃,施肥養豬之務,此等勉勵樸素勤勞之勸告,蓋含有希望保守家族繁榮之目的,其意固甚明顯也。
假令樸素能令家族之繁榮持久,則同樣亦可使國家之繁榮持久。
曾國藩的理想,很容易明了,他以為:大抵仕宦之家,子弟習于奢侈,繁榮隻能延及一二世經商貿易之家,勤勉儉約,則能延及三四世而務農讀書之家,淳厚謹饬,則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則延澤可及七八世。
故曾國藩以養魚,養豬,種蔬,種竹,為内政四要,其緻諸弟家書中雲:“……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怠忽。
屋門首塘中養魚,亦有一種生機,養豬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過伏天後有枯者否!此四者可以觇人家興衰氣象,亦所以恪守祖訓,示範兒孫,宜時時留意……”其着重淳樸蓋如此。
自顔之推(531—591)家訓以降,如範仲淹(989—1052)、朱熹(1130—1200),以迄陳宏謀(1696—1771)、曾國藩(1811—1872)各家家訓,此勤勉淳樸而崇尚簡單生活之家族理想,總是一緻地堅持着,而且被認為民族最有價值的傳統道德律。
家族制度多少交織于田園風味的生活理想中,二者具有不可分離的性質。
Simplicity一字是希臘文中一個大書特書的字“淳樸”二字,在中國文中亦為一個大書特書的連語。
好像因為人類既知道了文明的利益,同時又感覺到它的危險性。
人類知道了生活的幸福與快樂,同時卻警戒着它的朝生暮死的性質危懼于為造物所嫉妒,故甯願生活較為純樸而享較長久的天年。
因為享受了人生過分的幸福,中國人想來,會減損此生之福分。
所以“人當趨福避禍,兩加審慎!”明季某學者曾說:“人當取較清淡之幸福”,一般中國人胸中,皆具此同情的心理。
蓋人生幸福富有不确定性,而返樸歸真為惟一防護之方法。
這是無可非議的,中國人由直覺而知之。
他們欲求家族之長存,而卻收其效于民族。
五、民族的童年 由此看來,中國人民之避免政治堕落的危機,乃由于其天性之不信任文明而保持原始生活之習慣。
因而中國人所謂之文明,似應用施以修改之意義去領會它,即一種文明,乃愛好原始狀态之文明,而非為與原始狀态脫離之文明。
當然,這也不是一種萬應藥膏的文明,它非能永遠保證無流血暴亂的時期,亦不能使戰争、饑荒、水災絕迹于塵寰。
過了兩千年可稱為文明的生活,仍能産生這樣的生活史料,使文學家得資以寫出一部出色的故事,像《水浒》。
《水浒》的時代背景是那樣的惡劣腐敗,至有人肉可食之感,不啻揭露了文明大破壞的社會機構之謎,宋江,李逵,以及其他梁山好漢,雖距離孔子時代已曆千五百年,但是吾們不覺他們是代表衰老了的文化的人物。
而毋甯說是文化晨曦中的天真的孩子。
他們生長于生活尚無保障的時代。
中華民族受了孔子教化的洗禮雖經過了很長很長的時期,這個民族的生命好像倒并未達到成熟衰老的年齡,而享受着綿長的童年生活。
于是不免引起民族機構上絕大的一個有趣問題:倘把中華民族當作一個人種學上的實體,她所表現的特性,果真不像老年人而像童年時代,遠未屆達民族的成熟期乎?這一點,可以分幾層說,中國在文化上是年老了,而種族的生命卻是還年輕。
這一個理論,現代人類學者間已有不少同持此說。
葛雷菲士?泰雷(GriffithTayler)因而把中國列入人類進化之最幼層,海夫洛克?愛立司(HavelockEllis)亦指亞細亞人民為民族的近于嬰孩之特性者,蓋鑒于亞細亞人民猶保存由兒童淳樸天性所發生的柔順、融和,而近于原始人民的本質,尚未達于特性的發展期。
故“延長之童年”,似較為适宜之名詞,若施以“幼稚性”“停止發展”“沉滞性”等等名稱,則易滋誤解。
中國的文化沉滞是一個人僅觀察外表而不明了内在生活所發生的錯誤概念。
你隻消想想近代中國瓷器的發達,她不是像西人所想像,以為是從孔子時代就發展而遺傳下來的,卻直至第十世紀,這種工藝才始萌芽,随後緩緩進步,迨十七世紀康熙乾隆年間,始達到完美之境地,這一個時期,離吾人不遠,宛似猶在目前。
漆器、印刷、繪畫之進步,亦殊遲緩,但每一朝代,總能推進一步。
大名鼎鼎的中國作風之繪畫,産生迄今,亦未滿千年,這是中國舊文化的晚近時期。
在文學方面,你也隻消看散文詩和奇情小說的發達之晚——《水浒》與《西遊記》應認作散文詩及奇情小說——它們的完成期,應在十四世紀後,距離孔子、老子之生卒年代幾及二千年。
很可怪,中國古代未有散文詩,或許它們是遭了厄劫而散失了,竟未剩留一絲痕迹到現代。
紀事詩至漢代始出現,且産品不多。
戲曲發達于元代,時已第十一世紀,幻想小說如《西遊記》出于同時,那時中國人的理想受了佛教思想的刺激,像這樣的小說,僅至第九世紀始行萌芽,發達成熟,猶為十四五世紀(明代)事,清初為小說發達之最盛時期,《紅樓夢》即于此時出世,此書堪與《克拉麗莎》(ClarissaHarlowe)。
相匹敵,而适又為同時期的産品。
假令中國文化生命在孔子後數世紀便繁榮而萎謝,如希臘天才之命運,則所能遺留給吾人者,恐隻少量之德行格言及民間歌謠而已,安複有偉大的繪畫、小說、建築以光耀此世界的藝壇?這樣的史實,聞之一若吾人所盼望者,不是像希臘與羅馬之文化,在他們的年輕的黃金時代,發育成熟而達全盛期而盼望民族的童年時代之延長,曆數千年而後達于全盛期,那時或仍興奮着以期精神上之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