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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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掀起了第一陣内戰的大波,吾人現正處于慌亂與戰禍交進的上升階段上,此交迸之進展,務求所以相稱于曆史遺傳之法式,一九二七年之遷都南京,便可見之。
故吾人直可未蔔先知此後二百年之局勢:南北之分裂,北部中國之被異族所征服。
真将一一重演乎? 李博士又說,前乎第一周期之周代,其史迹演進亦複相同。
周代為中國文化第一次放光彩的時期,周室始祖踐祚于紀元前一一二二年,凡曆九百年而滅亡。
第一個半期四百五十年,那時中國内部比較平靜而強盛,及至紀元前七七○年,已受西北異民族之壓迫,京都不得不東遷洛邑,從那時起,戰争不息,列國諸侯之并吞攘奪,糾紛日甚,中央政府漸失其統馭封建君主之權力。
自紀元前七二二年至四八一年,為孔子編年史《春秋》一書之斷代紀年,此時期因謂之春秋時代。
自四○二年至二二一年則謂之戰國時代,彼時楚國逐漸膨大,控占疆土幾包括中國南部開化居民區之全部。
此周期至秦民族崛起,始皇帝并吞諸侯而統一中國,乃告結束。
秦民族乃混合有未開化民族之血胤及外國風俗習慣之新興民族。
此種事實,宜以人種學的、經濟的并氣候的原因來解釋,而人口過剩,要為一主要原因。
然在其自然法則下,大概可以維持四五百年之治平。
世界任何各國,能保持和平及其文化連綿四五百年之久者,曆史上殆缺乏先例。
中國何以能獨處例外,殆無理由可以解答。
但試将中國文學史作一觀察,似可發現另一顯明之解釋。
每當南北分裂,擾攘紛纭之際,道德機構之崩壞,常反映于詩歌及其他文學作品,本章第一節所舉之幾首小詩,可見一斑。
第一周期北方民族入侵之時期,稱為六朝,自東晉以迄隋室統一中國,此一時期中,華北完全被制于蠻族的戰勝者統轄之下第二周期的北族入侵,始自南宋而迄蒙古民族建立之元朝,這一時期的社會風尚之女子氣,以及文學風格之卑下,适相當于六朝時之生活,六朝以浮華绮靡之骈體文著稱而宋元之際,則發育一種優柔色情之詞曲,此等詩文,其風格所以為卑下,并非失于字面之貧乏,而失于字面之過于繁缛凡鋪文陳辭,其字義之輕重深淺,分别務求精細工巧,不複含孕淳樸之田野風味,卻為扭扭袅袅,濃豔細膩之閨閣氣。
中國人在此等時期中的表現常有一種文學聲韻上的新嗜好,一方面産生精細的文學藝術批評,并崇尚風雅的貴族生活習慣。
因為那些時期中,吾們常見繪畫與書法之發達,貴族階級起而傳襲藝術之系統,中國文學批評至六朝時始第一次擡頭,而中國第一大書法家王羲之,出身于貴族家庭,亦适當于這個時期。
政治的萎弱失統,往往與藝術之纖巧并存,而此時期之南朝各君主,在政治上無力自保其皇位之安全,卻能寫得一手好詩。
帝皇詩人如梁武帝,南唐李後主,皆為短祚之君皇,而是情詩的聖手南宋徽宗,則為出色的畫家。
不過種族對抗的細菌,卻也在這種時候下種,因為北朝之雄主,隻在朝庭的權力上把握住勝利者的地位,其下層基體仍為漢族。
雄武的北魏統治階級,屬于鮮卑族,不但接受漢族文化,且公開相互通婚南宋時代之金(滿族)情形亦複相同,其機體内容,大部仍為漢人。
如此史迹之演化,實為一種發酵作用之進行。
此等時代又為文化上接受異族影響的時代,第一周期末之佛教及印度雕刻之傳入,第二周期末之蒙古戲曲及音樂之傳入,均為曆史上不可忽視之例證。
至于人種混合的最清楚的實效,可發現于今日北方人語言與體格上之特性。
他們那含有粗澀的變音的言語,高巍的體格,有趣而質樸的性情,都為其特征。
異族血胤的混合與文化之交織,即為中華民族所以長存之一大原因。
四、文化之鞏固作用 但上面所述,猶不足以解決全部問題,問題乃在中華民族如何始能挨過此等定期的政治危機而不緻滅亡于侵略者鐵蹄之下,如羅馬之消失于郎巴特人他們的民族持續力及其吸收異族之性能苟藏于何種特點?隻有将此等問題作深切之觀察,始能對于今日之情況,獲得一真實之認識。
所謂民族本質及民族持續力,可以說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文化的教育的結果,至中國布爾喬亞階級之倒退的特性,實有助于使漢族挨過政治災禍,而吸收異族血胤以漸達于革新,乃為另一問題。
在鞏固民族持續力的文化力量中,最有價值者,當首推中國之家族制度,蓋其組織既已十分完密,原則又闡明至為詳細,故任何人均不能忘卻本人祖系之所屬。
此種綿赓萬世而不絕之社會制度,中國人視為超越現世一切之珍寶,這樣的心理,實含有宗教意味,加以祖先崇拜之儀式,益增宗教之色彩,故其意識已深入人心。
如此組織完善而含宗教性之家族制度,一旦與家族意識脆弱的異族人民相接觸,便發揮宏偉的效用。
野蠻民族或其混血兒,必樂于加入家族,而分享家族世系延續之一部分,并沉醉于一種美妙的理想,覺得一個人的軀殼雖死而其靈魂不滅,仍能生存于家族生命之巨川中。
家族制度又為激發生殖量之直接誘因,蓋欲令林氏禋祀不絕,必須為林氏生産嗣續,欲使林氏枝葉繁昌,則生産兒孫尤以愈多為愈妙也! 或許中國之能吸收河南猶太種人,端賴于家族制度之作用。
現在河南的猶太種人,已全部同化于中國,他們的傳統的不食豬肉之習慣,已成過去。
猶太人之民族意識,早經埋沒于維系着家族組織之中國人的較大民族意識中,結果在人種變化的園地上獲得一偉大的新收獲。
至于種族意識比猶人為弱,自尊觀念比猶人為低的民族,例如鞑靼民族,若侵入中國疆域,土著的漢族常保有超越乎侵略者的優勢,其理固甚明顯。
故不問政治上之變化果将伊于胡底,中國的家族制度将永遠結合中華民族為一個整體。
另一鞏固中國社會機構的文化力量,為中國社會上固定階級之完全不存在。
因是地位晉升之機會絕對公開,人人得經由考試制度以取功名。
家族制度的存在,使子孫繁育,擴大民族之量,而考試制度之施行,則選拔才智,鼓勵求學,提高民族之質,二者相輔而行,使中華民族永久長存,不可滅息。
考試制度之确立,始自唐代,其雛型則脫胎于漢代之選舉制度。
中國俗諺有雲:“将相本無種”,實即為考試制度之基本原理。
自夫魏晉以後(第三——四世紀),選舉監督權的變更,演成一種新的制度,設立所謂“九品中正”,專司評定當地人物,供作政府用人的标準,各級中正系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望者充任,中正既為官吏,多接近豪門世族,評議人物因而往往有偏私之弊,殊有利于權勢之家而失選舉之實,緻當時有諺:“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
”于是高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故晉代曾産生特殊之貴族階級。
唐代确立之考試制度,所謂“科舉”,其内容雖不免經下代屢屢更改,制度本身則延至一九○五年壽終正寝,一直維持仕途上開放之門戶,使人人得由貧賤進取功名。
不過科舉制度在性質上不免近于機械化,不足以吸引天生的奇才,隻适宜于選拔中程式的幹才,故可視為智識考試。
此種制度使鄉村的才幹之士,不斷向城市移入,藉以補充上層階級之種族精力之消耗,一面複維持内部人才再生之周期循環,此種作用,于社會的健全至關重要。
吾人概觀千數百年來之史迹,深信此種考試制度對于統治階級之品質上定已發生汰劣過優之效用,故能維護社會之鞏固機體。
然其作用有更重要于此者,則為統治階級不獨來自農村,他們且複歸于農村。
因為鄉村典型的生活,常被視為最理想的優美生活,農村的理想表現于藝術哲學及生活者,如此深植于一般中國人之意識中,應亦為今日民族健康之一大因素。
中國生活典型之創始者能于原始的生活習慣與文明二者之間維持一平衡,其手段豈非巧妙?豈非此健全的本能,導使中國人崇尚農耕文明而厭惡機械技巧,并采取一種單純的生活?豈非此健全的本能,
故吾人直可未蔔先知此後二百年之局勢:南北之分裂,北部中國之被異族所征服。
真将一一重演乎? 李博士又說,前乎第一周期之周代,其史迹演進亦複相同。
周代為中國文化第一次放光彩的時期,周室始祖踐祚于紀元前一一二二年,凡曆九百年而滅亡。
第一個半期四百五十年,那時中國内部比較平靜而強盛,及至紀元前七七○年,已受西北異民族之壓迫,京都不得不東遷洛邑,從那時起,戰争不息,列國諸侯之并吞攘奪,糾紛日甚,中央政府漸失其統馭封建君主之權力。
自紀元前七二二年至四八一年,為孔子編年史《春秋》一書之斷代紀年,此時期因謂之春秋時代。
自四○二年至二二一年則謂之戰國時代,彼時楚國逐漸膨大,控占疆土幾包括中國南部開化居民區之全部。
此周期至秦民族崛起,始皇帝并吞諸侯而統一中國,乃告結束。
秦民族乃混合有未開化民族之血胤及外國風俗習慣之新興民族。
此種事實,宜以人種學的、經濟的并氣候的原因來解釋,而人口過剩,要為一主要原因。
然在其自然法則下,大概可以維持四五百年之治平。
世界任何各國,能保持和平及其文化連綿四五百年之久者,曆史上殆缺乏先例。
中國何以能獨處例外,殆無理由可以解答。
但試将中國文學史作一觀察,似可發現另一顯明之解釋。
每當南北分裂,擾攘紛纭之際,道德機構之崩壞,常反映于詩歌及其他文學作品,本章第一節所舉之幾首小詩,可見一斑。
第一周期北方民族入侵之時期,稱為六朝,自東晉以迄隋室統一中國,此一時期中,華北完全被制于蠻族的戰勝者統轄之下第二周期的北族入侵,始自南宋而迄蒙古民族建立之元朝,這一時期的社會風尚之女子氣,以及文學風格之卑下,适相當于六朝時之生活,六朝以浮華绮靡之骈體文著稱而宋元之際,則發育一種優柔色情之詞曲,此等詩文,其風格所以為卑下,并非失于字面之貧乏,而失于字面之過于繁缛凡鋪文陳辭,其字義之輕重深淺,分别務求精細工巧,不複含孕淳樸之田野風味,卻為扭扭袅袅,濃豔細膩之閨閣氣。
中國人在此等時期中的表現常有一種文學聲韻上的新嗜好,一方面産生精細的文學藝術批評,并崇尚風雅的貴族生活習慣。
因為那些時期中,吾們常見繪畫與書法之發達,貴族階級起而傳襲藝術之系統,中國文學批評至六朝時始第一次擡頭,而中國第一大書法家王羲之,出身于貴族家庭,亦适當于這個時期。
政治的萎弱失統,往往與藝術之纖巧并存,而此時期之南朝各君主,在政治上無力自保其皇位之安全,卻能寫得一手好詩。
帝皇詩人如梁武帝,南唐李後主,皆為短祚之君皇,而是情詩的聖手南宋徽宗,則為出色的畫家。
不過種族對抗的細菌,卻也在這種時候下種,因為北朝之雄主,隻在朝庭的權力上把握住勝利者的地位,其下層基體仍為漢族。
雄武的北魏統治階級,屬于鮮卑族,不但接受漢族文化,且公開相互通婚南宋時代之金(滿族)情形亦複相同,其機體内容,大部仍為漢人。
如此史迹之演化,實為一種發酵作用之進行。
此等時代又為文化上接受異族影響的時代,第一周期末之佛教及印度雕刻之傳入,第二周期末之蒙古戲曲及音樂之傳入,均為曆史上不可忽視之例證。
至于人種混合的最清楚的實效,可發現于今日北方人語言與體格上之特性。
他們那含有粗澀的變音的言語,高巍的體格,有趣而質樸的性情,都為其特征。
異族血胤的混合與文化之交織,即為中華民族所以長存之一大原因。
四、文化之鞏固作用 但上面所述,猶不足以解決全部問題,問題乃在中華民族如何始能挨過此等定期的政治危機而不緻滅亡于侵略者鐵蹄之下,如羅馬之消失于郎巴特人他們的民族持續力及其吸收異族之性能苟藏于何種特點?隻有将此等問題作深切之觀察,始能對于今日之情況,獲得一真實之認識。
所謂民族本質及民族持續力,可以說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文化的教育的結果,至中國布爾喬亞階級之倒退的特性,實有助于使漢族挨過政治災禍,而吸收異族血胤以漸達于革新,乃為另一問題。
在鞏固民族持續力的文化力量中,最有價值者,當首推中國之家族制度,蓋其組織既已十分完密,原則又闡明至為詳細,故任何人均不能忘卻本人祖系之所屬。
此種綿赓萬世而不絕之社會制度,中國人視為超越現世一切之珍寶,這樣的心理,實含有宗教意味,加以祖先崇拜之儀式,益增宗教之色彩,故其意識已深入人心。
如此組織完善而含宗教性之家族制度,一旦與家族意識脆弱的異族人民相接觸,便發揮宏偉的效用。
野蠻民族或其混血兒,必樂于加入家族,而分享家族世系延續之一部分,并沉醉于一種美妙的理想,覺得一個人的軀殼雖死而其靈魂不滅,仍能生存于家族生命之巨川中。
家族制度又為激發生殖量之直接誘因,蓋欲令林氏禋祀不絕,必須為林氏生産嗣續,欲使林氏枝葉繁昌,則生産兒孫尤以愈多為愈妙也! 或許中國之能吸收河南猶太種人,端賴于家族制度之作用。
現在河南的猶太種人,已全部同化于中國,他們的傳統的不食豬肉之習慣,已成過去。
猶太人之民族意識,早經埋沒于維系着家族組織之中國人的較大民族意識中,結果在人種變化的園地上獲得一偉大的新收獲。
至于種族意識比猶人為弱,自尊觀念比猶人為低的民族,例如鞑靼民族,若侵入中國疆域,土著的漢族常保有超越乎侵略者的優勢,其理固甚明顯。
故不問政治上之變化果将伊于胡底,中國的家族制度将永遠結合中華民族為一個整體。
另一鞏固中國社會機構的文化力量,為中國社會上固定階級之完全不存在。
因是地位晉升之機會絕對公開,人人得經由考試制度以取功名。
家族制度的存在,使子孫繁育,擴大民族之量,而考試制度之施行,則選拔才智,鼓勵求學,提高民族之質,二者相輔而行,使中華民族永久長存,不可滅息。
考試制度之确立,始自唐代,其雛型則脫胎于漢代之選舉制度。
中國俗諺有雲:“将相本無種”,實即為考試制度之基本原理。
自夫魏晉以後(第三——四世紀),選舉監督權的變更,演成一種新的制度,設立所謂“九品中正”,專司評定當地人物,供作政府用人的标準,各級中正系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望者充任,中正既為官吏,多接近豪門世族,評議人物因而往往有偏私之弊,殊有利于權勢之家而失選舉之實,緻當時有諺:“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
”于是高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故晉代曾産生特殊之貴族階級。
唐代确立之考試制度,所謂“科舉”,其内容雖不免經下代屢屢更改,制度本身則延至一九○五年壽終正寝,一直維持仕途上開放之門戶,使人人得由貧賤進取功名。
不過科舉制度在性質上不免近于機械化,不足以吸引天生的奇才,隻适宜于選拔中程式的幹才,故可視為智識考試。
此種制度使鄉村的才幹之士,不斷向城市移入,藉以補充上層階級之種族精力之消耗,一面複維持内部人才再生之周期循環,此種作用,于社會的健全至關重要。
吾人概觀千數百年來之史迹,深信此種考試制度對于統治階級之品質上定已發生汰劣過優之效用,故能維護社會之鞏固機體。
然其作用有更重要于此者,則為統治階級不獨來自農村,他們且複歸于農村。
因為鄉村典型的生活,常被視為最理想的優美生活,農村的理想表現于藝術哲學及生活者,如此深植于一般中國人之意識中,應亦為今日民族健康之一大因素。
中國生活典型之創始者能于原始的生活習慣與文明二者之間維持一平衡,其手段豈非巧妙?豈非此健全的本能,導使中國人崇尚農耕文明而厭惡機械技巧,并采取一種單純的生活?豈非此健全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