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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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甘效牛馬之任重緻遠,而欲享受高等文明人之生活,其人生觀即為不屑“勞形役性以自疲”。
故蔣先生宋先生之所以能成為最高領袖,即在其具有較高之堅定本能與耐勞苦之精力,宋先生曩年辭财政部長職時,曾引用中國俗語“力大如牛”以自喻其健康,而并未托詞于任何糖尿症、肝髒病以至精力交瘁等等,以為辭職之口實。
“稱病辭職”固為一般無恥官僚之慣技,中國官吏每當政治上發生困難,辄揚言舊病複發,至所何病,則精神上體質上之病恙,名目繁多,自腎弱胃傷以至頭昏腦聩,倘欲開一名單,真可塞滿一新式醫院之全部病房。
其實所患者皆屬政治病耳。
中國政治領袖又有一特性,即一登政治舞台,大多不複繼續求學生活,亦不複從事寫作——隻有孫中山先生為惟一之例外——而當其發揮議論,洋洋灑灑,則人人以第一流大學者自居。
倘使中國領袖中會有《托落茨基自傳》那樣巨著出世,那算是超乎塵世可能的奇迹。
雖至中山逝世十二年之今日,市上猶找不出一本中國人自寫而内容優美的傳記。
也找不到正确信實之曾國藩、李鴻章和袁世凱等之傳記。
至于一般大人先生,走進衙門,則捧一杯清茶,談談無涯無岸之山海經回到公館,則磕磕瓜子,悠哉遊哉,就此消磨了一輩子光陰,猶得謂之“學者的風度”。
此等事實,又可說明為何中國名家作品的集子中,所收的材料總是寶石樣的短詩,精細小品文,替友人著作捧場之短序、墓志銘、簡短遊記等等,占去百分之九十五之篇幅。
當一個人挨不上掌權勢,還是以文雅為上策當一個人談不到欺侮人,才非講情理不可。
吾人曾能幾度遇到像司馬遷、鄭樵、顧炎武那樣的人物,他們的偉大著作,昭示我們一種不屈不撓的雨果(VictorHugo)、巴爾紮克(Balzac)的精神。
這是兩千年大磕其頭的奴隸生活所能給予一個民族的遺産。
試将人民之毛發肌膚審察一下,也能告訴你數千年足不出戶的文明生活之結果。
通常男人家臉上缺乏髭須,雖有亦極疏落,為此種生活後果為一個示例,因此中國人一般即不知使用家常刮須刀。
至如男人家胸膛上叢毛尨茸。
在歐洲所在多有,在中國則未之前聞更若婦女櫻唇之上而留些小髭,在歐洲數見不鮮,在中國目為情理之外。
非但此也,據醫家所說,以及其他著作之記載,謂中國婦女之私處童山濯濯者,實繁有徒,俗謂之“白虎”。
中國女人之毛孔較歐洲女人為細,故其皮膏紋理較為柔而美,而肌肉因亦較為軟弱,實為纏足制度所培育而成之結果。
此纏足制度表現另一種女性美。
鑒于此種實效,廣東新豐之養雞家,将雛雞自幼禁閉之暗欄中,使一無盤旋之餘地,因是新豐雞以肥嫩馳名,其味殊美。
中國人之腺分沁想來也必較為減少。
因為中國人覺得西洋人之所以養成每天洗澡之習慣,目的乃欲解除皮膚所散發之強烈臭氣。
不過最堪注意之差異,當推中國人之聲帶,蓋比之西洋人頗覺失卻一種充實的回響特質。
關于五官感覺之内容,著者未有深切之研究,但耳目之應用,尚稱優良,殊未可非議至于中國人嗅覺之靈敏,可由其烹饪之特長一點見之。
北平方言,當一個人說到“吻小孩子”的動作,叫做“聞”小孩子,這實在是極正确的表白:因為吻小孩子實際上的動作,卻是“聞嗅”,這亦足以表示中國人對于嗅的觀察之精細。
即在中國文學裡頭,亦不少同義于法語(Obeurbefemme)的美麗辭藻,舉其淺顯者,則有玉人芳澤,绮骨香肌,花容月貌,蘭質蕙心,甚至芳名芳齡,無往而不芳,無往而不香,然亦不可謂非曲盡其妙。
反之,對于冷、熱、痛楚、嘈雜聲浪之敏感性,中國人遠遜于白人其故緣于中國人在家庭自治體制度下飽經磨折,對于此等困苦之逆來順受,已成習慣,我們的“神經”或許即因此而得受西人之恭維,亦未可知。
中國人有幾種特殊美藝,具有纖巧之天才,足證其感性之精細——如中國之一般手工藝出品,大可負責證明——而相對地關于遭遇痛楚,則感覺至為低劣遲鈍中國人民于領受痛苦的忍耐力之強大,真可謂匪夷所思! 三、新血統之混入 但中華民族之得以繼續生存,非僅賴粗線條的神經之忍耐力,實在他們所以能生存以迄今日,卻有賴于吸收蒙古民族之成效。
此乃一種系統發育的生理移植所發生之作用,你可以觀察每一次新血統的輸入,必繼之以文化上奇葩之開放。
觀乎中國人民一般的體力情況,很容易發覺他們并未能全然逃免衰老的文化生命之定數,因而發生一種特征,遇有較為新興而好戰之民族向之進攻,辄無法自圖挽救。
中華民族的生命,好像是在迂緩而安靜地向前蠕動着,這是一種沉着堅定的生活的範型,不是冒險進取的生活的範型其精神與道德習慣亦相稱而具和平與消極之特征。
這就是曆史上常間歇地被北方民族所征服的根源。
政治上,這個民族曾經數度被此等侵略者所滅亡。
問題至此轉至“怎樣在此政治上被壓迫的環境下,保持其原來之民族”。
不是她如何擋攔侵略之軍事煞星,有如都爾戰争(BattleofTours)中基督教國聯合抗拒回教軍之所為而是她如何在侵略魔手下維護其生存,而且,事實上反吸收了侵略民族的新血胤,轉以自榮,而能不喪失其民族特性并保持固有文化之存續。
是以中華民族的生命,好似用一種特殊的範型鼓鑄出來的,故其祖先的奮鬥力的喪失,不緻即陷于種族本質與抵抗力之喪失,此種種族本質的抵抗力存在之關鍵,即為中華民族繼續生存之關鍵。
新血統之混入,很可以說明中國人民今日所具種族自存力之程度如何。
曆史上,新血統的混入,往往巧遇于相間有定率的周期,大約每間隔八百年,為一個轉變的周期,好像是中華民族革新所需的規定時期,而促起此種定期的大改革的,乃為内部道德機構之腐化,而非外來之侵略。
《中國科學美術》雜志曾載有DJSLee的一篇論文,标題為《中國戰禍之周期循環》,内容系将中國曆代之戰亂,作一統計的研究,證明此等一治一亂的循環期,其前後距離大緻有一種準确的定率,而非出于偶然。
驟思之,如非人事演變中所可能的現象,而李博士則條分縷析,鑿鑿有據,不可不加以注意。
照李博士說來,中國曆史簡直很容易每八百年分做一段落,為一個周期。
每一個周期的開始,當為一祚命短促而軍威強盛的皇系,結束連綿不息的内戰而統一中國,此後繼之以四五百年之治平時代,過此時期,則朝代又将一易,而起伏不斷之内戰又起,馬上使京都自北南遷,然後形成南北對峙之局,險惡之形勢日甚一日,最後跌入異族統治的深淵而結束此一周期。
曆此乃周而複始,重演過去循環,中國複重新統一而光複本族之統治權,此時期必開放文化上新的光彩。
每一個循環,其史迹之演進,在它的時間上與前後的因果上,表現出一種不可理解的機械式的合同性,故上一循環與下一循環,其形貌如出一轍。
像李博士所說:每一循環的相當時期,大約适當文化發揚期之初期,總有一次偉大工程之興築,然每度必遭不幸之毀滅。
第一周期中,有秦始皇的雄偉的萬裡長城,以及華麗的阿房宮,曾幾何時,阿房宮便毀于火,延燒綿赓三月之久第二周期,則隋代有運河之開鑿,隋炀帝也建築過瑰偉的離宮,窮奢而極侈第三周期,則有長城之改築,此改築之形式,即遺留至今之面目。
當明代永樂皇帝之際,曾開鑿幾條新的運河,并興建水閘,著名的《永樂大典》亦為這個時期的一大功業。
此等循環期包括(一)從秦代到六朝鞑靼民族之入侵(紀元前二二一年——紀元五八八年),凡八百三十餘年(二)從隋朝至蒙古族入侵(五八九——一三六七),凡七百八十年(三)即目前之一周期,自明初以迄今日,這一個周期還未屆結束的期限,但由過去六百年之史迹觀之,其演進仍恪遵前期之軌迹,明清兩代之五百年太平,好像已完成了它的任務,一八五○年之太平軍
故蔣先生宋先生之所以能成為最高領袖,即在其具有較高之堅定本能與耐勞苦之精力,宋先生曩年辭财政部長職時,曾引用中國俗語“力大如牛”以自喻其健康,而并未托詞于任何糖尿症、肝髒病以至精力交瘁等等,以為辭職之口實。
“稱病辭職”固為一般無恥官僚之慣技,中國官吏每當政治上發生困難,辄揚言舊病複發,至所何病,則精神上體質上之病恙,名目繁多,自腎弱胃傷以至頭昏腦聩,倘欲開一名單,真可塞滿一新式醫院之全部病房。
其實所患者皆屬政治病耳。
中國政治領袖又有一特性,即一登政治舞台,大多不複繼續求學生活,亦不複從事寫作——隻有孫中山先生為惟一之例外——而當其發揮議論,洋洋灑灑,則人人以第一流大學者自居。
倘使中國領袖中會有《托落茨基自傳》那樣巨著出世,那算是超乎塵世可能的奇迹。
雖至中山逝世十二年之今日,市上猶找不出一本中國人自寫而内容優美的傳記。
也找不到正确信實之曾國藩、李鴻章和袁世凱等之傳記。
至于一般大人先生,走進衙門,則捧一杯清茶,談談無涯無岸之山海經回到公館,則磕磕瓜子,悠哉遊哉,就此消磨了一輩子光陰,猶得謂之“學者的風度”。
此等事實,又可說明為何中國名家作品的集子中,所收的材料總是寶石樣的短詩,精細小品文,替友人著作捧場之短序、墓志銘、簡短遊記等等,占去百分之九十五之篇幅。
當一個人挨不上掌權勢,還是以文雅為上策當一個人談不到欺侮人,才非講情理不可。
吾人曾能幾度遇到像司馬遷、鄭樵、顧炎武那樣的人物,他們的偉大著作,昭示我們一種不屈不撓的雨果(VictorHugo)、巴爾紮克(Balzac)的精神。
這是兩千年大磕其頭的奴隸生活所能給予一個民族的遺産。
試将人民之毛發肌膚審察一下,也能告訴你數千年足不出戶的文明生活之結果。
通常男人家臉上缺乏髭須,雖有亦極疏落,為此種生活後果為一個示例,因此中國人一般即不知使用家常刮須刀。
至如男人家胸膛上叢毛尨茸。
在歐洲所在多有,在中國則未之前聞更若婦女櫻唇之上而留些小髭,在歐洲數見不鮮,在中國目為情理之外。
非但此也,據醫家所說,以及其他著作之記載,謂中國婦女之私處童山濯濯者,實繁有徒,俗謂之“白虎”。
中國女人之毛孔較歐洲女人為細,故其皮膏紋理較為柔而美,而肌肉因亦較為軟弱,實為纏足制度所培育而成之結果。
此纏足制度表現另一種女性美。
鑒于此種實效,廣東新豐之養雞家,将雛雞自幼禁閉之暗欄中,使一無盤旋之餘地,因是新豐雞以肥嫩馳名,其味殊美。
中國人之腺分沁想來也必較為減少。
因為中國人覺得西洋人之所以養成每天洗澡之習慣,目的乃欲解除皮膚所散發之強烈臭氣。
不過最堪注意之差異,當推中國人之聲帶,蓋比之西洋人頗覺失卻一種充實的回響特質。
關于五官感覺之内容,著者未有深切之研究,但耳目之應用,尚稱優良,殊未可非議至于中國人嗅覺之靈敏,可由其烹饪之特長一點見之。
北平方言,當一個人說到“吻小孩子”的動作,叫做“聞”小孩子,這實在是極正确的表白:因為吻小孩子實際上的動作,卻是“聞嗅”,這亦足以表示中國人對于嗅的觀察之精細。
即在中國文學裡頭,亦不少同義于法語(Obeurbefemme)的美麗辭藻,舉其淺顯者,則有玉人芳澤,绮骨香肌,花容月貌,蘭質蕙心,甚至芳名芳齡,無往而不芳,無往而不香,然亦不可謂非曲盡其妙。
反之,對于冷、熱、痛楚、嘈雜聲浪之敏感性,中國人遠遜于白人其故緣于中國人在家庭自治體制度下飽經磨折,對于此等困苦之逆來順受,已成習慣,我們的“神經”或許即因此而得受西人之恭維,亦未可知。
中國人有幾種特殊美藝,具有纖巧之天才,足證其感性之精細——如中國之一般手工藝出品,大可負責證明——而相對地關于遭遇痛楚,則感覺至為低劣遲鈍中國人民于領受痛苦的忍耐力之強大,真可謂匪夷所思! 三、新血統之混入 但中華民族之得以繼續生存,非僅賴粗線條的神經之忍耐力,實在他們所以能生存以迄今日,卻有賴于吸收蒙古民族之成效。
此乃一種系統發育的生理移植所發生之作用,你可以觀察每一次新血統的輸入,必繼之以文化上奇葩之開放。
觀乎中國人民一般的體力情況,很容易發覺他們并未能全然逃免衰老的文化生命之定數,因而發生一種特征,遇有較為新興而好戰之民族向之進攻,辄無法自圖挽救。
中華民族的生命,好像是在迂緩而安靜地向前蠕動着,這是一種沉着堅定的生活的範型,不是冒險進取的生活的範型其精神與道德習慣亦相稱而具和平與消極之特征。
這就是曆史上常間歇地被北方民族所征服的根源。
政治上,這個民族曾經數度被此等侵略者所滅亡。
問題至此轉至“怎樣在此政治上被壓迫的環境下,保持其原來之民族”。
不是她如何擋攔侵略之軍事煞星,有如都爾戰争(BattleofTours)中基督教國聯合抗拒回教軍之所為而是她如何在侵略魔手下維護其生存,而且,事實上反吸收了侵略民族的新血胤,轉以自榮,而能不喪失其民族特性并保持固有文化之存續。
是以中華民族的生命,好似用一種特殊的範型鼓鑄出來的,故其祖先的奮鬥力的喪失,不緻即陷于種族本質與抵抗力之喪失,此種種族本質的抵抗力存在之關鍵,即為中華民族繼續生存之關鍵。
新血統之混入,很可以說明中國人民今日所具種族自存力之程度如何。
曆史上,新血統的混入,往往巧遇于相間有定率的周期,大約每間隔八百年,為一個轉變的周期,好像是中華民族革新所需的規定時期,而促起此種定期的大改革的,乃為内部道德機構之腐化,而非外來之侵略。
《中國科學美術》雜志曾載有DJSLee的一篇論文,标題為《中國戰禍之周期循環》,内容系将中國曆代之戰亂,作一統計的研究,證明此等一治一亂的循環期,其前後距離大緻有一種準确的定率,而非出于偶然。
驟思之,如非人事演變中所可能的現象,而李博士則條分縷析,鑿鑿有據,不可不加以注意。
照李博士說來,中國曆史簡直很容易每八百年分做一段落,為一個周期。
每一個周期的開始,當為一祚命短促而軍威強盛的皇系,結束連綿不息的内戰而統一中國,此後繼之以四五百年之治平時代,過此時期,則朝代又将一易,而起伏不斷之内戰又起,馬上使京都自北南遷,然後形成南北對峙之局,險惡之形勢日甚一日,最後跌入異族統治的深淵而結束此一周期。
曆此乃周而複始,重演過去循環,中國複重新統一而光複本族之統治權,此時期必開放文化上新的光彩。
每一個循環,其史迹之演進,在它的時間上與前後的因果上,表現出一種不可理解的機械式的合同性,故上一循環與下一循環,其形貌如出一轍。
像李博士所說:每一循環的相當時期,大約适當文化發揚期之初期,總有一次偉大工程之興築,然每度必遭不幸之毀滅。
第一周期中,有秦始皇的雄偉的萬裡長城,以及華麗的阿房宮,曾幾何時,阿房宮便毀于火,延燒綿赓三月之久第二周期,則隋代有運河之開鑿,隋炀帝也建築過瑰偉的離宮,窮奢而極侈第三周期,則有長城之改築,此改築之形式,即遺留至今之面目。
當明代永樂皇帝之際,曾開鑿幾條新的運河,并興建水閘,著名的《永樂大典》亦為這個時期的一大功業。
此等循環期包括(一)從秦代到六朝鞑靼民族之入侵(紀元前二二一年——紀元五八八年),凡八百三十餘年(二)從隋朝至蒙古族入侵(五八九——一三六七),凡七百八十年(三)即目前之一周期,自明初以迄今日,這一個周期還未屆結束的期限,但由過去六百年之史迹觀之,其演進仍恪遵前期之軌迹,明清兩代之五百年太平,好像已完成了它的任務,一八五○年之太平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