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師説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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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攝而奉桓者也。
何以知其有先君之命乎？曰桓公之母，仲子也，以貴聘之，則其子貴矣，故桓公之生，先君既以爲世子，諸侯國人知之矣。
則隱公之攝，非先君之命而誰乎？曰庶長何以不得立？曰是聖王之制，所以正嗣統，而杜禍亂之原，定民志也。
禮：「諸侯一娶九女。
」無再娶之文。
適夫人無子，則擇諸右媵；右媵無子，則擇諸左媵；左媵無子而後取諸衆妾之子，亦皆以其序焉。
有常制矣。
隱母，媵也，故其子不得承統。
然則桓母適乎？曰不適。
曰不適則曷爲而貴？曰非適非媵，桓母也。
非適非媵，是謂再娶。
蓋先君之失禮，而臣子末如之何者也。
惠公之適妃，孟子也。
孟子卒，繼室以聲子，隱母也。
其後仲子之歸魯，蓋純以夫人禮聘之，國人皆曰此夫人也。
隱亦嘗母事之矣。
隱立而天子又嘗歸賵焉，則惠之貴桓母有素矣。
雖然，豈禮之正哉？是故明天子在上，則婚娶得禮，而適庶之分明。
及王制不行，而後諸侯越禮者衆。
越禮矣，而直以古義斷之，則於事情之實，將不勝其扞格，而終非臣子所得追議於君父也。
然則隱烏得而不奉桓乎？穀梁子曰：「讓桓，不正。
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由。
」穀梁之説，斷則斷矣，而不達乎事之情，昩乎禮之權者也。
使隱公黜桓而自立，則是負先君之託，先君之肉未寒，而舉其所愛，推而遠之。
設令其禍不至於殺，而桓之母子失所矣。
而曰我爲正，其得謂之正乎？其得謂之孝乎？而人之情又肯盡從之否也？使人情而果從，是亦亂耳，是亦篡耳。
況人情未必然，而先君之命實不可改乎？故隱之奉桓，足以爲賢，而説春秋者苟能覈事情、酌時宜以處中，而毋執一焉，庶幾乎得之矣。
諸侯娶女立子通考 何氏曰：「諸侯一娶九女，無再娶之文。
適夫人無子，則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則立左媵；左媵無子，則立夫人娣姪；夫人娣姪無子，則立右媵娣姪；右媵娣姪無子，則立左媵娣姪。
」 成公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
經書衛人來媵，又書晉人來媵，又書齊人來媵。
按左傳，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今魯嫁伯姬，三國來媵，共十二女，而齊是異姓，豈宋先代之後上公爵尊，故如此歟？然不可考矣。
又按傳隱公三年，雲：「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妺曰莊姜。
美而無子。
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
早死。
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
」據厲嬀即何氏所謂右媵，其娣戴嬀即右媵之娣。
又據昭公八年，陳哀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此所謂三妃，即夫人與左右媵。
合此數處觀之，則諸侯九女之制甚明。
其立子，則各從其母之貴賤也。
齊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密姬生懿公，葛嬴生昭公，宋華子生公子雍。
按桓公夫人三，當是徐嬴、蔡姬娶在先，王姬娶在後，所以如此，不是兩媵，故皆稱夫人。
内寵六人，寵皆相軋，又非娣姪，所以子皆争立，妻妾踰制，非正家之道也。
晉襄公卒，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
賈季欲立公子樂，趙宣子欲立公子雍。
宣子曰：「辰嬴賤樂之母，班在九人，其子何振之有？杜祁雍之母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
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
」愚按：此事宣子如此擬議，後雖不曾成。
然當時偶無適子，而欲立妾子者，其選擇之法，大抵如此。
右春秋諸侯娶女、立子，大略如此。
惟公子糾卻不知其母之貴賤，小白母衛姬是齊僖公妾，然亦不知其班序之尊卑，但據二傳説子糾母貴宜爲君，史記謂子糾母，魯女，則班序不當在衛姬下，此外别無考證，不可懸斷也。
春秋指要 易與春秋，皆夫子作，然二經事體又自不同。
易則文王、周公已有全書，春秋卻是古所未有。
二帝傳授精一執中心法，百聖所同，唯春秋一經乃是夫子所獨。
蓋夫子之精微緼奧，皆具於易，而所以立教則在詩、書、禮、樂，其撥亂反正，制事之權，皆在春秋。
二帝三王皆有事功，夫子之事功，則在春秋也，故曰：「吾志在春秋。
」豈不信乎？删詩、書，正禮、樂，繋易，是述，唯春秋可以言作。
易稱「巽以行權」，蓋巽順而後其權可合於正。
若先不巽順，則其所謂權者，乃亂耳。
如孔子作春秋固是行權，然聖人之心，本極於巽順，以巽順行權，所以濟世道之不通。
若因循顧忌，視天下之沉溺與己不相關，則亦非聖人之心矣。
惟其巽順，故天下莫敢議其非。
然聖人猶曰：「罪我者春秋。
」可謂巽順之至矣。
春秋之初，如衛州籲之事，此時事體當責王室。
及春秋中世，當責伯主。
及其後，肆無忌憚，然後用孔子之法。
如胡氏説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説得似急迫，恐非本意。
及衰亂之極，王者既不興，諸侯又無伯，聖人既生此時，不應坐視其弊。
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他人且不可，況聖人乎？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
隱公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胡文定皆以爲仲尼變周制。
澤以爲仲尼救周之衰則有之，以爲變周制則不可。
以德則孔子是聖人，以分則孔子是陪臣，豈得變周之制？ 春秋自三傳已多異同，又益以三家之注，實有矛盾。
至啖、趙、陸氏又往往自爲説，及近代孫泰山、胡文定，所見又往往不同。
晦菴所以不解春秋者，爲此故也。
或問朱子，何以不解春秋，答以「元年春王正月，某已不曉」。
據此則是已不滿於胡傳，但不肯翻然立異耳。
凡解春秋，不與先儒立異，則經旨不明；若與先儒立異，則於事體又甚不便。
正説未見信，謗議已隨之，所以晦菴答門人問胡傳曰：「不若且聽他如此説，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
」此不得已之説，其實不滿於胡傳也。
春秋所以難説，蓋不止於元年春王正月，如不書即位，公羊、穀梁所見自殊，胡文定是穀梁而非公羊，其説雖正，然於事情不察，未免有差。
夫以王制論之，則惠公元妃孟子既無子，則隱是庶長當立。
胡氏以隱是讓而非攝，其説是矣。
但禮失之餘先君之事，亦已如此，既不容探其本而歸之正，而徒裁正其末流，豈不齟齬扞格而大咈於人情哉？仲子之歸魯，蓋以夫人禮聘之，亦已假寵於王室，故王室知有仲子，其後歸其賵也。
若據此事情，則仲子既貴，桓是太子，隱自不得立，其所以攝者，父命也，如此則公羊之説爲是。
又據左傳，則元妃既薨，聲子已攝内政，久之仲子歸魯，既稱夫人，聲子亦已退避。
仲子之貴有素矣。
隱公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三年，四月，辛卯，君氏卒。
仲子稱薨，聲子稱卒，書法如此，聖人斟酌輕重之意，亦可見焉。
或曰正義不從而固從此偏曲之説，何也？曰此變禮也，非偏曲也。
若欲伸正義，必明天子而後可，不然則用穀梁之説，以輔佐隱公，使之自立，則上逆天子、君父之命，又必殺桓公母子而後可焉。
此説春秋者，所以不得已則從權也。
或曰何以謂之上逆天子？曰惠公在位久，晩年以魯夫人之祥娶仲子，若不請於天子，以夫人禮聘，則宋人必不與，故經書夫人子氏薨，是嘗請命於天子，可以稱夫人矣。
雖是失禮，然亦有故，又與泛常違禮者不同。
故説春秋者，又當斟酌事情，未可直情而徑行也。
唐人考古之功，如孔穎達、賈公彥最精密，陸德明亦然，但音切未善。
宋氏諸儒，經學極深，但考古之功卻疏。
若以宋儒之精，用漢、魏、晉諸儒考古之功，則全美矣。
去古既遠，不先傚漢、魏諸儒之勤，卻便欲説義理，祗愈疏耳。
大抵生於後世，既不獲親見聖賢，又不獲在兩漢魏晉間，則去古日遠，考古之功自然不及，如名物度數，漢儒猶有目擊者，今卻皆是索之紙上，豈不疏乎？夏時、周月之説，魏晉諸儒焉得有此論乎？自唐以來説春秋者，多不滿於三傳，然説者之於春秋，其詳密未必能及左氏、杜預也。
使説春秋者，先有丘明、元凱詳密之功，而後加以河洛大儒之論，則事情既得，書法不差，義理自然，順序可以歸一。
今諸説皆捨先儒已成之功，稽古之實，所見又未完備，而遽與之立異焉，春秋之道所以久而不明者，以此故也。
周易、春秋有繩墨之書，不可不學，而實未易學也。
易當明象，春秋當明書法。
象學久已失傳，故易尤難焉。
然自輔嗣以來，玩其辭，解其義，所失亦未遠。
唯春秋當據事以求書法，説者往往不察事情，而輙以己意窺聖人，由是衆説疊興，而夫子之志荒矣。
澤自早歲已深有所疑，乃潛心以求，積數十年而後，默有所悟。
大德八年，始作注具藁，積十有七年改削，猶未成書。
其辯難剖決之文，悉入六經辯釋補注。
其春秋筆削本旨以貧故未得脩述，是以有其義而無其辭。
今年已六十餘，大懼失墜，所以不得忘言者，用工已有次第，中道而廢，則深可惜，且古今説春秋最苦於所説不完，雜糅紛紜，徒亂人意，是以王介甫幾欲舉而廢之。
澤嘗有言，凡説春秋，要意思渾全，若一處欠闕，便成疏漏，一切舛謬從之而起。
故説春秋者，若所見未完，則如勿説，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若所見果完，則雖微賤無聞於時，神明必有相之者。
此澤所以不得不盡智畢議，求以無負於聖人也。
然正解既未脫藁，本旨又未著筆，補注雖已刊，澤亦頗靳惜其書。
蓋四十餘年之勤，覧者一目可盡，而此心終未暴白于世，懼人之褻而視之也，故具指要數十處，使觀者察焉。
夫説之詳、辯之明，則易爲觀聽，而人往往遂怠于學。
又補注者，積久之功，如器之已成，人但見其易，而
何以知其有先君之命乎？曰桓公之母，仲子也，以貴聘之，則其子貴矣，故桓公之生，先君既以爲世子，諸侯國人知之矣。
則隱公之攝，非先君之命而誰乎？曰庶長何以不得立？曰是聖王之制，所以正嗣統，而杜禍亂之原，定民志也。
禮：「諸侯一娶九女。
」無再娶之文。
適夫人無子，則擇諸右媵；右媵無子，則擇諸左媵；左媵無子而後取諸衆妾之子，亦皆以其序焉。
有常制矣。
隱母，媵也，故其子不得承統。
然則桓母適乎？曰不適。
曰不適則曷爲而貴？曰非適非媵，桓母也。
非適非媵，是謂再娶。
蓋先君之失禮，而臣子末如之何者也。
惠公之適妃，孟子也。
孟子卒，繼室以聲子，隱母也。
其後仲子之歸魯，蓋純以夫人禮聘之，國人皆曰此夫人也。
隱亦嘗母事之矣。
隱立而天子又嘗歸賵焉，則惠之貴桓母有素矣。
雖然，豈禮之正哉？是故明天子在上，則婚娶得禮，而適庶之分明。
及王制不行，而後諸侯越禮者衆。
越禮矣，而直以古義斷之，則於事情之實，將不勝其扞格，而終非臣子所得追議於君父也。
然則隱烏得而不奉桓乎？穀梁子曰：「讓桓，不正。
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由。
」穀梁之説，斷則斷矣，而不達乎事之情，昩乎禮之權者也。
使隱公黜桓而自立，則是負先君之託，先君之肉未寒，而舉其所愛，推而遠之。
設令其禍不至於殺，而桓之母子失所矣。
而曰我爲正，其得謂之正乎？其得謂之孝乎？而人之情又肯盡從之否也？使人情而果從，是亦亂耳，是亦篡耳。
況人情未必然，而先君之命實不可改乎？故隱之奉桓，足以爲賢，而説春秋者苟能覈事情、酌時宜以處中，而毋執一焉，庶幾乎得之矣。
諸侯娶女立子通考 何氏曰：「諸侯一娶九女，無再娶之文。
適夫人無子，則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則立左媵；左媵無子，則立夫人娣姪；夫人娣姪無子，則立右媵娣姪；右媵娣姪無子，則立左媵娣姪。
」 成公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
經書衛人來媵，又書晉人來媵，又書齊人來媵。
按左傳，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今魯嫁伯姬，三國來媵，共十二女，而齊是異姓，豈宋先代之後上公爵尊，故如此歟？然不可考矣。
又按傳隱公三年，雲：「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妺曰莊姜。
美而無子。
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
早死。
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
」據厲嬀即何氏所謂右媵，其娣戴嬀即右媵之娣。
又據昭公八年，陳哀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此所謂三妃，即夫人與左右媵。
合此數處觀之，則諸侯九女之制甚明。
其立子，則各從其母之貴賤也。
齊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密姬生懿公，葛嬴生昭公，宋華子生公子雍。
按桓公夫人三，當是徐嬴、蔡姬娶在先，王姬娶在後，所以如此，不是兩媵，故皆稱夫人。
内寵六人，寵皆相軋，又非娣姪，所以子皆争立，妻妾踰制，非正家之道也。
晉襄公卒，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
賈季欲立公子樂，趙宣子欲立公子雍。
宣子曰：「辰嬴賤樂之母，班在九人，其子何振之有？杜祁雍之母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
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
」愚按：此事宣子如此擬議，後雖不曾成。
然當時偶無適子，而欲立妾子者，其選擇之法，大抵如此。
右春秋諸侯娶女、立子，大略如此。
惟公子糾卻不知其母之貴賤，小白母衛姬是齊僖公妾，然亦不知其班序之尊卑，但據二傳説子糾母貴宜爲君，史記謂子糾母，魯女，則班序不當在衛姬下，此外别無考證，不可懸斷也。
春秋指要 易與春秋，皆夫子作，然二經事體又自不同。
易則文王、周公已有全書，春秋卻是古所未有。
二帝傳授精一執中心法，百聖所同，唯春秋一經乃是夫子所獨。
蓋夫子之精微緼奧，皆具於易，而所以立教則在詩、書、禮、樂，其撥亂反正，制事之權，皆在春秋。
二帝三王皆有事功，夫子之事功，則在春秋也，故曰：「吾志在春秋。
」豈不信乎？删詩、書，正禮、樂，繋易，是述，唯春秋可以言作。
易稱「巽以行權」，蓋巽順而後其權可合於正。
若先不巽順，則其所謂權者，乃亂耳。
如孔子作春秋固是行權，然聖人之心，本極於巽順，以巽順行權，所以濟世道之不通。
若因循顧忌，視天下之沉溺與己不相關，則亦非聖人之心矣。
惟其巽順，故天下莫敢議其非。
然聖人猶曰：「罪我者春秋。
」可謂巽順之至矣。
春秋之初，如衛州籲之事，此時事體當責王室。
及春秋中世，當責伯主。
及其後，肆無忌憚，然後用孔子之法。
如胡氏説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説得似急迫，恐非本意。
及衰亂之極，王者既不興，諸侯又無伯，聖人既生此時，不應坐視其弊。
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他人且不可，況聖人乎？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
隱公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胡文定皆以爲仲尼變周制。
澤以爲仲尼救周之衰則有之，以爲變周制則不可。
以德則孔子是聖人，以分則孔子是陪臣，豈得變周之制？ 春秋自三傳已多異同，又益以三家之注，實有矛盾。
至啖、趙、陸氏又往往自爲説，及近代孫泰山、胡文定，所見又往往不同。
晦菴所以不解春秋者，爲此故也。
或問朱子，何以不解春秋，答以「元年春王正月，某已不曉」。
據此則是已不滿於胡傳，但不肯翻然立異耳。
凡解春秋，不與先儒立異，則經旨不明；若與先儒立異，則於事體又甚不便。
正説未見信，謗議已隨之，所以晦菴答門人問胡傳曰：「不若且聽他如此説，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
」此不得已之説，其實不滿於胡傳也。
春秋所以難説，蓋不止於元年春王正月，如不書即位，公羊、穀梁所見自殊，胡文定是穀梁而非公羊，其説雖正，然於事情不察，未免有差。
夫以王制論之，則惠公元妃孟子既無子，則隱是庶長當立。
胡氏以隱是讓而非攝，其説是矣。
但禮失之餘先君之事，亦已如此，既不容探其本而歸之正，而徒裁正其末流，豈不齟齬扞格而大咈於人情哉？仲子之歸魯，蓋以夫人禮聘之，亦已假寵於王室，故王室知有仲子，其後歸其賵也。
若據此事情，則仲子既貴，桓是太子，隱自不得立，其所以攝者，父命也，如此則公羊之説爲是。
又據左傳，則元妃既薨，聲子已攝内政，久之仲子歸魯，既稱夫人，聲子亦已退避。
仲子之貴有素矣。
隱公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三年，四月，辛卯，君氏卒。
仲子稱薨，聲子稱卒，書法如此，聖人斟酌輕重之意，亦可見焉。
或曰正義不從而固從此偏曲之説，何也？曰此變禮也，非偏曲也。
若欲伸正義，必明天子而後可，不然則用穀梁之説，以輔佐隱公，使之自立，則上逆天子、君父之命，又必殺桓公母子而後可焉。
此説春秋者，所以不得已則從權也。
或曰何以謂之上逆天子？曰惠公在位久，晩年以魯夫人之祥娶仲子，若不請於天子，以夫人禮聘，則宋人必不與，故經書夫人子氏薨，是嘗請命於天子，可以稱夫人矣。
雖是失禮，然亦有故，又與泛常違禮者不同。
故説春秋者，又當斟酌事情，未可直情而徑行也。
唐人考古之功，如孔穎達、賈公彥最精密，陸德明亦然，但音切未善。
宋氏諸儒，經學極深，但考古之功卻疏。
若以宋儒之精，用漢、魏、晉諸儒考古之功，則全美矣。
去古既遠，不先傚漢、魏諸儒之勤，卻便欲説義理，祗愈疏耳。
大抵生於後世，既不獲親見聖賢，又不獲在兩漢魏晉間，則去古日遠，考古之功自然不及，如名物度數，漢儒猶有目擊者，今卻皆是索之紙上，豈不疏乎？夏時、周月之説，魏晉諸儒焉得有此論乎？自唐以來説春秋者，多不滿於三傳，然説者之於春秋，其詳密未必能及左氏、杜預也。
使説春秋者，先有丘明、元凱詳密之功，而後加以河洛大儒之論，則事情既得，書法不差，義理自然，順序可以歸一。
今諸説皆捨先儒已成之功，稽古之實，所見又未完備，而遽與之立異焉，春秋之道所以久而不明者，以此故也。
周易、春秋有繩墨之書，不可不學，而實未易學也。
易當明象，春秋當明書法。
象學久已失傳，故易尤難焉。
然自輔嗣以來，玩其辭，解其義，所失亦未遠。
唯春秋當據事以求書法，説者往往不察事情，而輙以己意窺聖人，由是衆説疊興，而夫子之志荒矣。
澤自早歲已深有所疑，乃潛心以求，積數十年而後，默有所悟。
大德八年，始作注具藁，積十有七年改削，猶未成書。
其辯難剖決之文，悉入六經辯釋補注。
其春秋筆削本旨以貧故未得脩述，是以有其義而無其辭。
今年已六十餘，大懼失墜，所以不得忘言者，用工已有次第，中道而廢，則深可惜，且古今説春秋最苦於所説不完，雜糅紛紜，徒亂人意，是以王介甫幾欲舉而廢之。
澤嘗有言，凡説春秋，要意思渾全，若一處欠闕，便成疏漏，一切舛謬從之而起。
故説春秋者，若所見未完，則如勿説，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若所見果完，則雖微賤無聞於時，神明必有相之者。
此澤所以不得不盡智畢議，求以無負於聖人也。
然正解既未脫藁，本旨又未著筆，補注雖已刊，澤亦頗靳惜其書。
蓋四十餘年之勤，覧者一目可盡，而此心終未暴白于世，懼人之褻而視之也，故具指要數十處，使觀者察焉。
夫説之詳、辯之明，則易爲觀聽，而人往往遂怠于學。
又補注者，積久之功，如器之已成，人但見其易，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