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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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打開，隻有革命才能打開。
知性破千暗，革命的風動四方，乃如日出時的太陽風，吹動了山頭的細草，吹動了千巒萬壑與海濱都在明霞的光影刻刻變化移行裡。
革命的知性的風動，亦是如此的使曆史的萬機皆活。
偕李小姐在台北市走街，見地攤上挂有孫先生寫的小條幅，第一句是“天下事不如意常十有八九”。
已經走過了，還是想着要買它。
這句話雖也是常言，但想象說這句話時的孫先生，與我現在的心事，那就是不同尋常了。
革命是先知先覺者喚起民衆一同來做的事，所以孫先生當年的國民黨人是士。
可是中國獨有的這士的傳統，今在我們這邊早被美國式教育徹底破壞了。
我們今必要在文化人與青年學生中複蘇士的自覺、士的志氣。
雖然事情難可逆料，而且必定是天下不如意事常十有八九；但那不如意，隻當是造化小兒對我的不聽話，或當作我對造化小兒的不聽話也一樣，是頑皮好了。
有失敗才是革命事業的未知，亦才是革命事業的可有未知的成功。
最難逆睹的是，我們來得及對應核兵器世界大戰的人類浩劫嗎？還有是自然界的大災難。
美國的與日本的氣象台的警告：因為工業公害的緣故，緻空氣層所通過太陽的光熱對地面的影響、及海水寒流暖流對南北極冰層的影響都變亂了，可能，就在這三數十年内襲來又一次冰河與洪水。
世界現狀已至沒有了曆史的成毀之機，其時是會有核兵器戰争與洪水到來，根本把曆史從地球上抹去的。
如果世界戰争規模的核爆發了，則地球上的大洪水跟着即就會到來，也許洪水也洗滌不了那污染。
太古人類有渡過洪水的經驗，這回我想中國人日本印度人大約可以度過核戰争與洪水，不隻是幸存，而還要是開創。
但可能不可能全然未知。
這未知是像高手作畫的未知自己能不能，不是西洋哲學那種的不可知論。
而西洋人又講宿命論。
佛教則講無常。
中國人的可是都不然，天命必是向于善的，但是有不連續與非對稱，而“未知”則正是機的活潑，所以未知裡出天幸。
最大的信是沒有保證的。
太古時我們的祖先渡洪水完全沒有保證，我們這回也是如此，此所以是生命的險絕。
而生命就是在于險絕之機。
那一次是人類在渡洪水時豁然開了悟識，發明數學、天文、音樂、輪，開始了曆史上真的文明，那就是新石器文明。
但數學、天文、音樂、輪與新石器時代，不是可以作為目标來想象的，那些皆隻是悟識的法姿，譬如繪畫是在畫者的手法，不在所畫的對象。
而自彼時以來至今已約一萬二千年，人類也隻有那一次是開了悟識。
我們這回面臨着了最困難的問題，而且是來到了曆史上最最險絕的關頭——核兵器戰争與洪水，前途甚至不可能來想象目标，頂多我們隻能像繪畫的先打個草稿，且這草稿也是打了又打，而及至畫了起來卻又很少依它，甚至完全是别的東西。
因為一切都是在于機，而機是不可以打草稿的。
隻有人能以知性的光與風使曆史之機皆活，而這是要有人類第二次的開悟識，太古時的那一次是第一次。
這不是哪幾個人的，而是一個民族的，是中國日本印度這幾個民族的到了天絕地絕的絕境，忽然一齊都開了悟識了。
而史上的先知先覺者，亦隻有出自這一齊皆開了悟識的民族。
道機與禅機 “機”字是中國文明獨自的悟得。
此外惟日本人亦知喜愛此機字。
印度人與西洋人皆不知機。
大自然之息動，而為陰陽，于是有機，印度人知息而不知陰陽，西洋人更連息亦不知，所以皆不知機。
然草木無知，亦自生于天地節氣的化機，西洋人雖不知機，他們亦還是應于曆史之機而興，機歇則滅。
希臘文明，亞曆山大大帝的遠征，十七世紀與今世紀初期的數學者、物理學與天文學者，如笛卡兒、牛頓、普蘭克、愛因斯坦他們，皆有偃靡一世的風光，然而皆隻如一年生的草而已。
現在是他們的曆史之機已歇了。
過去如羅馬帝國末期亦歇過，但皆沒有像這次的是連曆史的成毀之機都歇。
現在是西洋的做法掩蓋了全世界，連我們這邊的曆史之機已幾于歇了。
但是懂得了，則人可以代造化創機。
今日的世界現狀惟有從我們這邊來打開。
“機”字《易經》作“幾”，《莊子》始作“機”，其後遍用于用兵及藝事，乃至生活的全面。
皇帝印公文的玺曰“日理萬機”。
清末的文人更連西洋傳入的machine亦譯作機器。
但手工織布的機杼尚有天機，machine是沒有天機的，幾時若能把machine也生在天機裡，那就好了。
機器不能使之有天機，但是可以使機器亦生在人世的天機裡。
可惜自宋儒以來書生多不知機，民國以來的文化人又以西學沒有天機等雲雲，更廢之不講，轉不如民間舊小說裡每每道着機。
其實當初孔子作《易·系辭》，正是第一個指出“幾”字。
《論語》孔子在川上觀流水之逝波，又聞雉雊而感欣時節，皆是說的此天機。
孟子知詩，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他說的“四方風動”一直被國父孫中山先生喜愛。
孟子說志與氣，說良知良能，說人性善，說是非之經與權。
孟子最曉得曆史之機。
儒者不知機是自荀子始。
故自秦漢之際以來開創新朝者如劉邦與張良等遂皆是黃老，而其後如耶律楚材與姚廣孝則是禅僧之徒。
儒生不可與創業，且連與之守成亦不足。
從來知《易經》者莫如孔孟與老莊這四位。
孔孟重在人世方面，老莊重在自然方面，皆有其獨自的發明；雖孟子很少言《易》，莊子亦隻說過“易以道陰陽”一句，而老子則未有一言及于《易》。
而《易經》言“知機”，猶未說明機之所以然，至老子始說明之，曰：“化而欲作”，幾是動之始。
莊子更曰：“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
” 莊子更說明機是不連續的，非對稱的，所以是未知。
然而其中有信。
人不可能知機，而是惟能人與機為一，與之為逍遙遊。
所以後世兵家、音樂家、文章家，皆與黃老同趣。
漢魏晉六朝與唐之士，多兼儒與黃老，所以活潑，自宋以後，士專于儒，儒專于理學，儒迂而老莊之學亦随之衰，代起者乃是禅宗。
惟禅僧不受儒之牽累。
佛教在印度惟說佛法的本體、覺與修行，傳到中國始說佛法之動為機，覺亦是機，修行是應機于現前。
這是受老莊的影響，尤其是受莊子的影響多，所以禅僧在宋元明之際能得時代氣候。
但是禅宗知感機應機而不知創機，故其流不長，明以後就衰歇了。
禅宗倒是在日本長榮，往昔是依托于戰國武士，後來是依托于茶道劍道。
禅宗因為不能創機，不及老莊的能自己造形（行為的與器物的）。
但是禅僧亦實在了不起。
那都是絕世聰明人。
隻是他們像未出嫁的姑娘，自己尚未成家立業。
我翻開《碧岩錄》來讀時，可比雨中隔着柳陰花陰，聽垣内語聲笑聲。
《紅樓夢》裡晴雯襲人一幹丫頭，見暑天急雨，庭中水溢成河，她們關了院門在廊下戲水，無禁忌的拍手喜笑，外面寶玉打門也不聽見，等到襲人聽見了去開門，寶玉也不看清是誰就一擡腳踢着她脅骨上，現在亦來開門的不管是馬祖臨濟雪窦，先挨我一腳。
卻說達摩西來，這就是多此一舉，無端端的生事惹非。
但文明的曆史就是多事多出來的。
但這層道理達摩不及中國人懂得。
其實達摩答梁武帝的三問也隻是講的佛法的本體，并沒有觸及後來禅僧的所謂機。
梁武帝的問是，一問：“何謂四聖谛？”達272華學科學與哲學摩答：“廓然無聖。
”二問：“朕建寺齋僧有何功德？”達摩答： “無功德。
”三問：“對朕者誰？”達摩答：“不識。
”達摩的這三答，自是大乘佛法，但是大乘佛法亦止于寂滅為樂，沒有法之動而為機的。
又，達摩因為梁武帝聽了不合意，遂渡江至魏，這亦原來不算為奇特。
而随後是中國的高僧寶志對答梁武帝的幾句話，才把達摩的這三答一走變成千古的不尋常了。
達摩去後寶志入見，梁武帝談起，寶志雲：“陛下還識此人否？”帝雲：“不識。
”志雲：“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
”帝悔，遂遣使去請。
志雲：“莫道陛下發使去取，阖國人去，他亦不回。
”如此，達摩的去，遂成了曆史上的機一失難追。
而如此就連前三句話也被帶起，成為是動的了。
“廓然無聖” 是初機混茫，萬物尚未然。
對朕者“不識”是初機相接，未有名字。
“無功德”是機機不連續。
《水浒傳》裡梢公張橫的歌聲： 昨夜華光來趁我，臨行奪下一金磚。
寶志是把達摩的草鞋都奪下來了。
其實祖師此外亦無甚值錢之物。
達摩隻以不拘經典佛像，對于當時南梁北魏皆重色相莊嚴、勝論第一之輩，獨标簡要，故為禅宗所祖。
寶志之後是雪窦的頌與圜悟的注好。
把兩人的話合起來看，是說：聖谛不過是箭迹，人家箭已射過新羅國去了，你還在這裡問迹？對朕者誰？是像張骞的乘槎到了銀河見一女子，亦不知是織女，再來不值半文錢。
但這一對面，世上已千年，所以注雲：“腳根下草已數丈。
”達摩去了，這裡有志氣亦何必追？雖然相憶，江山代代出英才。
雪窦顧視左右雲：“這裡還有祖師嗎？”自雲：“有。
喚來與老僧洗腳！”這就不像佛經說的盲龜浮木的難再相逢，機是今年花發，而且好人好事必定與我有幹系。
今人以西洋哲學研究禅，說的皆惟是關于佛法本體的話，沒有說到機的。
而自明清才子雅客有學禅問答為勝負機鋒者，那又皆是輕嘴薄舌而已。
他們不知禅宗的出現是經過幾次時代的憂患。
孔子說“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然而《易經》裡同時有一句“天地不與聖人同憂”的話，就豁達了。
其後大概是儒承其憂，老莊承其豁達。
漢稱黃老，魏晉稱老莊，而莊子實最跌蕩自喜。
人物西漢為盛。
東漢崇儒，而不如西漢董仲舒賈誼之為儒。
魏晉朝士言老莊，而不知如劉邦張良韓信曹操才是老莊。
司馬相如、司馬遷、張衡、羊祜亦是老莊。
王衍等不能算。
及五胡亂華，儒與黃老結，始才又有佳士，如王猛、崔浩、高允。
而老莊亦與佛教結合，故出高僧如僧肇、寶志那幾位，于是借達摩做因頭，遂開了後世的禅宗了。
二祖慧可是生當北魏爾朱榮之亂，當時破壞之烈見于洛陽伽藍盡為瓦礫，慧可始立禅宗樸素之旨，而且他自己放棄了僧受世法尊崇的地位，晚年與傭俗為伍。
他的弟子三祖僧璨有《信心銘》，提出了動與靜、能與能境的話，比印度原來的佛法本體多了新意，其後禅僧便在這動與靜上、能與能境上發揮。
至唐馬祖道一，禅僧加上了威烈。
馬祖與其前後輩的南陽慧忠、石頭希遷、百丈懷海、南泉普願等，是遭安祿山之亂，眼見現世的大破壞。
傳至黃檗希運、臨濟義玄，替山門大大開了風景。
于是下一輩是岩頭、仰山、雪峰等幾位，他們則身受黃巢之亂。
岩頭禅僧有雲：“黃巢過後，還收得劍嗎？”此劍是民間起兵之劍，劉秀是收得了赤眉綠林之劍，曹操、孫堅、劉備是收得了黃巾之劍，李世民是收得了瓦岡寨之劍，曾國藩是收得了太平天國之劍，此民間起兵的劍氣才可以之開國，且以之建設的。
而後來宋朝的禅師是有雪窦與圜悟。
雪窦固然了不起，而圜悟又是一個新的殺辣。
圜悟是生當宋徽宗時金兵之亂，所以他的禅語多是“七花八裂”、“喪身失命”、“須有落草殺人不眨眼的手段”之類，是以毀與成為一機。
自臨濟暢言一個“機”字以來，至圜悟而極緻。
曆史上的劫毀是怎樣的？《三國演義》裡董卓與李催郭汜之亂，洛陽與長安皆成瓦礫廢墟，少帝與陳留王及宮人等越在草莽，百宮于荊棘中采野麥為食，我小時讀了，隻覺這也是有一種天地清曠。
《洛陽伽藍記》寫爾朱榮焚掠殺戮，佛寺都毀，也入了漁樵閑話，不涉悲哀。
惟讀《唐書》黃巢入長安，《五代史》 石敬瑭破洛陽，折辱朝廷公卿與文人，與《宣和遺事》金兵破汴京，則使人驚動思省。
《警世通言》有“楊思溫燕山遇故人”，講南人之陷于金兵者，那真是叫人讀了心裡解不開。
乃知《三國演義》與《洛陽伽藍記》的寫得好。
而禅僧則如小孩的不知殘酷。
《莊子》是造化小兒的獨自在玩耍，隻見其喜氣，而禅僧的則是幼兒在說話教訓大人、安慰大人的那種正經。
而元明二代的佐命功臣遂讓禅僧。
元朝是耶律楚材。
他原是金人，讀儒書而師禅僧，每從成吉思汗出陣，平視蒙古軍殺人如草，他連不眨眼，而他為忽必烈的宰相，用中國禮制，止殺戮。
其從蒙古軍見殘忍而不驚，亦不傷其對一花之和寂。
而宋朝亡時，則有祖元禅師。
他正坐禅，一蒙古兵入寺，拔刀上殿，祖元不動，忽發大聲吟偈四句： 乾坤無地卓孤筇，且喜人空法亦空。
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裡斬春風。
蒙古兵驚走。
祖元遂渡海至日本。
日本攝行将軍事北條時宗為造建長寺居之。
蒙古大軍侵日本，北條集衆議不決，問祖元，祖元曰：“莫妄想，蓦直前進！”遂擊蒙古軍，适值大風浪，蒙古軍海船盡滅。
建長寺在鎌倉，大前年暑天我與愛珍還去看過荷花。
明朝佐太祖得天下的劉基是黃老之徒，佐成祖入主大位的姚廣孝是禅僧。
建文帝立，成祖為燕王，姚密勸舉兵，燕王曰：“民心向彼，奈何？”姚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這就是禅，所以勝過儒生。
最後的禅僧是明末的石濤與八大山人。
但是以後禅在中國就無聞，不如黃老之仍在民間，如孫先生就有黃老的跌蕩自喜。
禅僧沒有像莊子的自個兒玩耍。
但馬祖與丹霞是會玩耍的，不知後來的禅僧何以不會了。
總總是因為多了一個宗教，禅宗打佛罵祖，到底亦不能跳出自己是僧，黃老不是身份，而僧是特殊身份，像《水浒傳》林沖的隻多了一個枷，使棒不便。
又禅宗不會創機，至石濤、八大山人能代造化創機于其書畫，而禅宗遂解消了。
從來天道劫毀時真是何謂民心。
便是近事亦有日本軍陷南京時的大屠殺，長崎及廣島的投原子炸彈，莫說核兵器與産業公害與經濟恐慌等危機，單就世界人口的過分繁殖，亦必有一次大毀滅。
凡此皆豈是民心所欲？還是“知其雄、守其雌”說得好，文王的
知性破千暗，革命的風動四方，乃如日出時的太陽風，吹動了山頭的細草，吹動了千巒萬壑與海濱都在明霞的光影刻刻變化移行裡。
革命的知性的風動，亦是如此的使曆史的萬機皆活。
偕李小姐在台北市走街，見地攤上挂有孫先生寫的小條幅，第一句是“天下事不如意常十有八九”。
已經走過了，還是想着要買它。
這句話雖也是常言，但想象說這句話時的孫先生，與我現在的心事，那就是不同尋常了。
革命是先知先覺者喚起民衆一同來做的事，所以孫先生當年的國民黨人是士。
可是中國獨有的這士的傳統，今在我們這邊早被美國式教育徹底破壞了。
我們今必要在文化人與青年學生中複蘇士的自覺、士的志氣。
雖然事情難可逆料，而且必定是天下不如意事常十有八九；但那不如意，隻當是造化小兒對我的不聽話，或當作我對造化小兒的不聽話也一樣，是頑皮好了。
有失敗才是革命事業的未知，亦才是革命事業的可有未知的成功。
最難逆睹的是，我們來得及對應核兵器世界大戰的人類浩劫嗎？還有是自然界的大災難。
美國的與日本的氣象台的警告：因為工業公害的緣故，緻空氣層所通過太陽的光熱對地面的影響、及海水寒流暖流對南北極冰層的影響都變亂了，可能，就在這三數十年内襲來又一次冰河與洪水。
世界現狀已至沒有了曆史的成毀之機，其時是會有核兵器戰争與洪水到來，根本把曆史從地球上抹去的。
如果世界戰争規模的核爆發了，則地球上的大洪水跟着即就會到來，也許洪水也洗滌不了那污染。
太古人類有渡過洪水的經驗，這回我想中國人日本印度人大約可以度過核戰争與洪水，不隻是幸存，而還要是開創。
但可能不可能全然未知。
這未知是像高手作畫的未知自己能不能，不是西洋哲學那種的不可知論。
而西洋人又講宿命論。
佛教則講無常。
中國人的可是都不然，天命必是向于善的，但是有不連續與非對稱，而“未知”則正是機的活潑，所以未知裡出天幸。
最大的信是沒有保證的。
太古時我們的祖先渡洪水完全沒有保證，我們這回也是如此，此所以是生命的險絕。
而生命就是在于險絕之機。
那一次是人類在渡洪水時豁然開了悟識，發明數學、天文、音樂、輪，開始了曆史上真的文明，那就是新石器文明。
但數學、天文、音樂、輪與新石器時代，不是可以作為目标來想象的，那些皆隻是悟識的法姿，譬如繪畫是在畫者的手法，不在所畫的對象。
而自彼時以來至今已約一萬二千年，人類也隻有那一次是開了悟識。
我們這回面臨着了最困難的問題，而且是來到了曆史上最最險絕的關頭——核兵器戰争與洪水，前途甚至不可能來想象目标，頂多我們隻能像繪畫的先打個草稿，且這草稿也是打了又打，而及至畫了起來卻又很少依它，甚至完全是别的東西。
因為一切都是在于機，而機是不可以打草稿的。
隻有人能以知性的光與風使曆史之機皆活，而這是要有人類第二次的開悟識，太古時的那一次是第一次。
這不是哪幾個人的，而是一個民族的，是中國日本印度這幾個民族的到了天絕地絕的絕境，忽然一齊都開了悟識了。
而史上的先知先覺者，亦隻有出自這一齊皆開了悟識的民族。
道機與禅機 “機”字是中國文明獨自的悟得。
此外惟日本人亦知喜愛此機字。
印度人與西洋人皆不知機。
大自然之息動，而為陰陽，于是有機，印度人知息而不知陰陽，西洋人更連息亦不知，所以皆不知機。
然草木無知，亦自生于天地節氣的化機，西洋人雖不知機，他們亦還是應于曆史之機而興，機歇則滅。
希臘文明，亞曆山大大帝的遠征，十七世紀與今世紀初期的數學者、物理學與天文學者，如笛卡兒、牛頓、普蘭克、愛因斯坦他們，皆有偃靡一世的風光，然而皆隻如一年生的草而已。
現在是他們的曆史之機已歇了。
過去如羅馬帝國末期亦歇過，但皆沒有像這次的是連曆史的成毀之機都歇。
現在是西洋的做法掩蓋了全世界，連我們這邊的曆史之機已幾于歇了。
但是懂得了，則人可以代造化創機。
今日的世界現狀惟有從我們這邊來打開。
“機”字《易經》作“幾”，《莊子》始作“機”，其後遍用于用兵及藝事，乃至生活的全面。
皇帝印公文的玺曰“日理萬機”。
清末的文人更連西洋傳入的machine亦譯作機器。
但手工織布的機杼尚有天機，machine是沒有天機的，幾時若能把machine也生在天機裡，那就好了。
機器不能使之有天機，但是可以使機器亦生在人世的天機裡。
可惜自宋儒以來書生多不知機，民國以來的文化人又以西學沒有天機等雲雲，更廢之不講，轉不如民間舊小說裡每每道着機。
其實當初孔子作《易·系辭》，正是第一個指出“幾”字。
《論語》孔子在川上觀流水之逝波，又聞雉雊而感欣時節，皆是說的此天機。
孟子知詩，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他說的“四方風動”一直被國父孫中山先生喜愛。
孟子說志與氣，說良知良能，說人性善，說是非之經與權。
孟子最曉得曆史之機。
儒者不知機是自荀子始。
故自秦漢之際以來開創新朝者如劉邦與張良等遂皆是黃老，而其後如耶律楚材與姚廣孝則是禅僧之徒。
儒生不可與創業，且連與之守成亦不足。
從來知《易經》者莫如孔孟與老莊這四位。
孔孟重在人世方面，老莊重在自然方面，皆有其獨自的發明；雖孟子很少言《易》，莊子亦隻說過“易以道陰陽”一句，而老子則未有一言及于《易》。
而《易經》言“知機”，猶未說明機之所以然，至老子始說明之，曰：“化而欲作”，幾是動之始。
莊子更曰：“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
” 莊子更說明機是不連續的，非對稱的，所以是未知。
然而其中有信。
人不可能知機，而是惟能人與機為一，與之為逍遙遊。
所以後世兵家、音樂家、文章家，皆與黃老同趣。
漢魏晉六朝與唐之士，多兼儒與黃老，所以活潑，自宋以後，士專于儒，儒專于理學，儒迂而老莊之學亦随之衰，代起者乃是禅宗。
惟禅僧不受儒之牽累。
佛教在印度惟說佛法的本體、覺與修行，傳到中國始說佛法之動為機，覺亦是機，修行是應機于現前。
這是受老莊的影響，尤其是受莊子的影響多，所以禅僧在宋元明之際能得時代氣候。
但是禅宗知感機應機而不知創機，故其流不長，明以後就衰歇了。
禅宗倒是在日本長榮，往昔是依托于戰國武士，後來是依托于茶道劍道。
禅宗因為不能創機，不及老莊的能自己造形（行為的與器物的）。
但是禅僧亦實在了不起。
那都是絕世聰明人。
隻是他們像未出嫁的姑娘，自己尚未成家立業。
我翻開《碧岩錄》來讀時，可比雨中隔着柳陰花陰，聽垣内語聲笑聲。
《紅樓夢》裡晴雯襲人一幹丫頭，見暑天急雨，庭中水溢成河，她們關了院門在廊下戲水，無禁忌的拍手喜笑，外面寶玉打門也不聽見，等到襲人聽見了去開門，寶玉也不看清是誰就一擡腳踢着她脅骨上，現在亦來開門的不管是馬祖臨濟雪窦，先挨我一腳。
卻說達摩西來，這就是多此一舉，無端端的生事惹非。
但文明的曆史就是多事多出來的。
但這層道理達摩不及中國人懂得。
其實達摩答梁武帝的三問也隻是講的佛法的本體，并沒有觸及後來禅僧的所謂機。
梁武帝的問是，一問：“何謂四聖谛？”達272華學科學與哲學摩答：“廓然無聖。
”二問：“朕建寺齋僧有何功德？”達摩答： “無功德。
”三問：“對朕者誰？”達摩答：“不識。
”達摩的這三答，自是大乘佛法，但是大乘佛法亦止于寂滅為樂，沒有法之動而為機的。
又，達摩因為梁武帝聽了不合意，遂渡江至魏，這亦原來不算為奇特。
而随後是中國的高僧寶志對答梁武帝的幾句話，才把達摩的這三答一走變成千古的不尋常了。
達摩去後寶志入見，梁武帝談起，寶志雲：“陛下還識此人否？”帝雲：“不識。
”志雲：“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
”帝悔，遂遣使去請。
志雲：“莫道陛下發使去取，阖國人去，他亦不回。
”如此，達摩的去，遂成了曆史上的機一失難追。
而如此就連前三句話也被帶起，成為是動的了。
“廓然無聖” 是初機混茫，萬物尚未然。
對朕者“不識”是初機相接，未有名字。
“無功德”是機機不連續。
《水浒傳》裡梢公張橫的歌聲： 昨夜華光來趁我，臨行奪下一金磚。
寶志是把達摩的草鞋都奪下來了。
其實祖師此外亦無甚值錢之物。
達摩隻以不拘經典佛像，對于當時南梁北魏皆重色相莊嚴、勝論第一之輩，獨标簡要，故為禅宗所祖。
寶志之後是雪窦的頌與圜悟的注好。
把兩人的話合起來看，是說：聖谛不過是箭迹，人家箭已射過新羅國去了，你還在這裡問迹？對朕者誰？是像張骞的乘槎到了銀河見一女子，亦不知是織女，再來不值半文錢。
但這一對面，世上已千年，所以注雲：“腳根下草已數丈。
”達摩去了，這裡有志氣亦何必追？雖然相憶，江山代代出英才。
雪窦顧視左右雲：“這裡還有祖師嗎？”自雲：“有。
喚來與老僧洗腳！”這就不像佛經說的盲龜浮木的難再相逢，機是今年花發，而且好人好事必定與我有幹系。
今人以西洋哲學研究禅，說的皆惟是關于佛法本體的話，沒有說到機的。
而自明清才子雅客有學禅問答為勝負機鋒者，那又皆是輕嘴薄舌而已。
他們不知禅宗的出現是經過幾次時代的憂患。
孔子說“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然而《易經》裡同時有一句“天地不與聖人同憂”的話，就豁達了。
其後大概是儒承其憂，老莊承其豁達。
漢稱黃老，魏晉稱老莊，而莊子實最跌蕩自喜。
人物西漢為盛。
東漢崇儒，而不如西漢董仲舒賈誼之為儒。
魏晉朝士言老莊，而不知如劉邦張良韓信曹操才是老莊。
司馬相如、司馬遷、張衡、羊祜亦是老莊。
王衍等不能算。
及五胡亂華，儒與黃老結，始才又有佳士，如王猛、崔浩、高允。
而老莊亦與佛教結合，故出高僧如僧肇、寶志那幾位，于是借達摩做因頭，遂開了後世的禅宗了。
二祖慧可是生當北魏爾朱榮之亂，當時破壞之烈見于洛陽伽藍盡為瓦礫，慧可始立禅宗樸素之旨，而且他自己放棄了僧受世法尊崇的地位，晚年與傭俗為伍。
他的弟子三祖僧璨有《信心銘》，提出了動與靜、能與能境的話，比印度原來的佛法本體多了新意，其後禅僧便在這動與靜上、能與能境上發揮。
至唐馬祖道一，禅僧加上了威烈。
馬祖與其前後輩的南陽慧忠、石頭希遷、百丈懷海、南泉普願等，是遭安祿山之亂，眼見現世的大破壞。
傳至黃檗希運、臨濟義玄，替山門大大開了風景。
于是下一輩是岩頭、仰山、雪峰等幾位，他們則身受黃巢之亂。
岩頭禅僧有雲：“黃巢過後，還收得劍嗎？”此劍是民間起兵之劍，劉秀是收得了赤眉綠林之劍，曹操、孫堅、劉備是收得了黃巾之劍，李世民是收得了瓦岡寨之劍，曾國藩是收得了太平天國之劍，此民間起兵的劍氣才可以之開國，且以之建設的。
而後來宋朝的禅師是有雪窦與圜悟。
雪窦固然了不起，而圜悟又是一個新的殺辣。
圜悟是生當宋徽宗時金兵之亂，所以他的禅語多是“七花八裂”、“喪身失命”、“須有落草殺人不眨眼的手段”之類，是以毀與成為一機。
自臨濟暢言一個“機”字以來，至圜悟而極緻。
曆史上的劫毀是怎樣的？《三國演義》裡董卓與李催郭汜之亂，洛陽與長安皆成瓦礫廢墟，少帝與陳留王及宮人等越在草莽，百宮于荊棘中采野麥為食，我小時讀了，隻覺這也是有一種天地清曠。
《洛陽伽藍記》寫爾朱榮焚掠殺戮，佛寺都毀，也入了漁樵閑話，不涉悲哀。
惟讀《唐書》黃巢入長安，《五代史》 石敬瑭破洛陽，折辱朝廷公卿與文人，與《宣和遺事》金兵破汴京，則使人驚動思省。
《警世通言》有“楊思溫燕山遇故人”，講南人之陷于金兵者，那真是叫人讀了心裡解不開。
乃知《三國演義》與《洛陽伽藍記》的寫得好。
而禅僧則如小孩的不知殘酷。
《莊子》是造化小兒的獨自在玩耍，隻見其喜氣，而禅僧的則是幼兒在說話教訓大人、安慰大人的那種正經。
而元明二代的佐命功臣遂讓禅僧。
元朝是耶律楚材。
他原是金人，讀儒書而師禅僧，每從成吉思汗出陣，平視蒙古軍殺人如草，他連不眨眼，而他為忽必烈的宰相，用中國禮制，止殺戮。
其從蒙古軍見殘忍而不驚，亦不傷其對一花之和寂。
而宋朝亡時，則有祖元禅師。
他正坐禅，一蒙古兵入寺，拔刀上殿，祖元不動，忽發大聲吟偈四句： 乾坤無地卓孤筇，且喜人空法亦空。
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裡斬春風。
蒙古兵驚走。
祖元遂渡海至日本。
日本攝行将軍事北條時宗為造建長寺居之。
蒙古大軍侵日本，北條集衆議不決，問祖元，祖元曰：“莫妄想，蓦直前進！”遂擊蒙古軍，适值大風浪，蒙古軍海船盡滅。
建長寺在鎌倉，大前年暑天我與愛珍還去看過荷花。
明朝佐太祖得天下的劉基是黃老之徒，佐成祖入主大位的姚廣孝是禅僧。
建文帝立，成祖為燕王，姚密勸舉兵，燕王曰：“民心向彼，奈何？”姚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這就是禅，所以勝過儒生。
最後的禅僧是明末的石濤與八大山人。
但是以後禅在中國就無聞，不如黃老之仍在民間，如孫先生就有黃老的跌蕩自喜。
禅僧沒有像莊子的自個兒玩耍。
但馬祖與丹霞是會玩耍的，不知後來的禅僧何以不會了。
總總是因為多了一個宗教，禅宗打佛罵祖，到底亦不能跳出自己是僧，黃老不是身份，而僧是特殊身份，像《水浒傳》林沖的隻多了一個枷，使棒不便。
又禅宗不會創機，至石濤、八大山人能代造化創機于其書畫，而禅宗遂解消了。
從來天道劫毀時真是何謂民心。
便是近事亦有日本軍陷南京時的大屠殺，長崎及廣島的投原子炸彈，莫說核兵器與産業公害與經濟恐慌等危機，單就世界人口的過分繁殖，亦必有一次大毀滅。
凡此皆豈是民心所欲？還是“知其雄、守其雌”說得好，文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