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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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起義亦是始料所不及，是年夏天孫先生還寫信與日本人宗方德太郎，說要再過數年可以推翻滿清，不知武昌起義即在二個月後。
至于建設新制度，原是要的國會，途中卻變為五院制，都是像寫一篇好文章的不照預定，非寫想好了的已知的東西，而是寫的先一刻尚屬未知的東西。
要理論指導是對的，但革命是機，機是不大受指導的。
理論是絕對必要的。
它是革命的自覺與方向，但不能用來指導革命行動的造形與革命制度的造形，在這兩種造形上，理論是或在機的前頭，忽又跟在了機的後頭，而亦要這樣才是好理論。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像高人的作畫寫文章，可能不可能？将是怎樣一個格局？都是未知，要做到那裡才曉得。
我們卻是有一個大願，而且對前途有一個超過理由的樂觀。
革命者與愚人皆是今天不知明天事，不同是革命者有目标、有信心。
因為未知，所以曆史上的大事都是有天幸，但不是僥幸。
天幸惟是生于一個“機”字。
這回我們的課題真是面對着未知，因為這隻有是以革命，而這回的革命的性格，是無論西洋史上與中國史上都未曾有過。
西洋的革命，每是經濟有了新發展，随之而有一個新興的階級擡頭了，加以當時有了科學上的新知識的刺激，他們讨厭舊制度的不便，遂起來用暴力推翻它，另建合适的新制度。
西洋沒有革天命，他們隻是革的人事。
若無經濟的新發展與新階級的擡頭，與新知識的刺激，單因苦痛于被壓迫，是不能有革命的。
西洋史上社會衰落的時期沒有革命。
惟獨中國史上，時勢盛極而衰時有革命。
所以都先是天下大亂。
但在西洋史上，是沒有天下大亂的。
中國的是民間起兵，天降反星殺星，亦出真命天子，人世成毀的大機大用又開出新的朝代了。
不是因為有産業上的新興階級，而是全民皆反，亦非為了政治的與産業的制度的問題，卻每是新朝大體沿用前朝的制度，因為那原是禮樂的制度。
舊時人家過年，把屋宇大掃塵，拆下門窗，搬動幾案座椅，連同把香爐燭台等祭器都搬出來，拿到庭前與溪邊來重新洗過擦過，隻見是碌碌亂，但是虔敬喜悅，因為是節氣的除舊布新。
中國史上的革命也像這樣，是節氣之機。
西洋史上沒有盛極而衰時起得革命的。
英國衰了，就隻是黯淡，沒有革命。
美國今也轉入衰敗的一途了，也不會起革命。
蘇俄也盛時過了，經濟澱滞，生活閉塞，而何以不起革命，是因于同一理由：盛極而衰時能革命，要有成毀的大機大用，而西洋沒有這個。
世界史上有許多古文明國衰亡了就沒有了，現在的英美俄亦是一樣。
可是今日我們面對着的世界，是落到了史上未曾有過的生死境地。
過去西洋雖然然沒有成與毀為一體之機，如羅馬亡了，入侵的蠻族成起國家來，兩者不是同體，但成與毀也還是有的。
而現在的世界是一旦毀了就将沒有别的成了，而且那毀也毀得邪祟，性質跟過去的毀不一樣，是一種異樣的死。
死是一個假名，但是也有真死。
動植物之死是返于自然，可以歎息，可以達觀，說死不過是個名。
真死是譬如書法的線條死了，你看隻覺不好受，卻連無可歎息，也無可達觀。
那種死，不是返于自然。
動植物的死都可超度，惟有像惡書畫線條的死不可超度。
而現在是美國日本的政治與觀念，蘇俄的理論與組織，都已不能對應經濟不景氣，像惡書畫線條的死一樣了。
現在的經濟膨脹是一種癌腫。
病之中惟有癌是異病，性質與别的痛完全不同。
别的病或是因于自然老衰，而癌是一種夭折。
别的病或是因于病菌，而癌則因于維爾斯，維爾斯不是病菌。
病菌是生物，而維爾斯不是生物。
生物是從無機物進化為有機物，這其間要有一次飛躍，而維爾斯是在這飛躍上失敗了。
有一種附在煙草葉上的維爾斯，形狀像岩灰，你把它放在試驗管裡看，完全像是無機物。
但若它一進入了動植物的體内，它就即刻異樣的增殖起來。
原來生物是有攝取營養，創造細胞的機能，而維爾斯不會，它隻會就動植物現成的細胞來增殖。
因為省了攝取營養再以之創造細胞的過程，所以增殖得異常快。
沒有一種病菌增殖得像維爾斯這樣快的。
所以它不是病菌，而且也無毒素，它隻是把人體細胞組織的平衡破壞，犧牲一切都為癌細胞的異常速度的增殖，所以患者都是瘦得最後隻剩皮包骨頭。
維爾斯因無毒素，所以癌症潛伏期完全不覺，癌症等到痛起來就是最後了。
痛起來是因為已到了患者身體的其他部分的細胞已來不及供應癌細胞增殖的速度，可比現在的膨脹經濟發生不景氣了。
以上說的生物與無生物是俗語，正确的說法應當是生物與命物。
萬物皆賦有大自然的意志與息，故雖如水石亦是生物。
而命物則如動植物，能自己成長，這成長謂之命。
水石雖是生物，但受既成的形體與環境的限制，而動植物則大大打破了此限制。
維爾斯是在這從無機物進到有機物，亦即從生物進到命物中間一段的飛躍失敗了，它自此永遠不能成為命物，而亦不能回到原來的生物無機體，所以它要為邪祟。
命物進化到了人，人一旦開了大智慧，他可以悟得萬物在其物質背後的真姿。
如此乃更根本解脫了物質的限制，而進到了無的妙意與有的妙相的境界，這才是《易經》說的“天下文明”，而人則是佛說的覺者。
所以進化的程序又是從生物到命物，又到覺者。
人原是從命物到覺者亦要經過一飛躍，那就是太古渡洪水時忽然刹那間開了妙識，悟得了一個“無”字，都是從這個“無”才發明了數學、音樂與輪，如此創造了新石器時代的文明。
這曆史的發展的本幹是在中國，但西洋的是旁枝，而現在膨脹經濟到了這樣子，全是物量主義，是表示了他們的人從命物到覺者，從有到無的悟識的飛躍到底完全失敗了，所以也變為邪祟。
古希臘的數學者發見了無理數，這是西洋人第一次觸着了無的問題，而不知所措。
今世紀則是物理學上發見了素粒子，觸着了究極的自然的無的問題，他們更不知其故。
從“有”曉得“無”，需要一次知性的飛躍。
這不是個人的事，而是一個民族的事。
可是像維爾斯從生物到命物的飛躍失敗一樣，西洋諸民族在從命物到覺者的飛躍上失敗了。
于是物量主義的擴大經濟像癌細胞的異常增殖，把一個民族的宗教、家庭、道德、感情的平衡，都急速的崩壞了。
而現在是時間空間與地球資源都啦啦的瘦下去，來不及供應經濟異常增産的要求了，遂緻不景氣，如癌腫的痛起來了。
過去也有不景氣，但是這次的不景氣是最後。
到來的死是核兵器戰争。
自然界沒有死，如動植物的所謂死不過是變化。
惟有人工的東西失敗了，如惡書畫的線條才有死，再也不能變化。
惡書畫的線條死了便再也不能改正，也不能回到早先未學時。
如維爾斯的不成有機物，亦不能回到飛躍失敗前的無機物。
自然界更沒有一物是沒有大自然的意志與息的，惟有人工的東西如塑料制品沒有息，沒有息即亦是沒有意志。
大凡機器制品都是沒有生命的。
本來，萬物惟成為天地人三才的人能創造文物，而賦予生命，如天之賦予物以生命。
但是人若在知性上的飛躍失敗了，不能成為天地人三才的人，但又不能回到早先的野蠻人，這就像維爾斯的為邪祟。
維爾斯破壞生命，現代人亦破壞地球的生命，連鳥類與蚯蚓都要滅絕。
而最後是輪到自己滅絕。
本來，海洋與空氣都有淨化力，可是對現在的污染程度則不能了。
又如所謂死，本來是可還元為自然界的土壤，并可得解脫于人世的情操裡的，可是像惡書畫的線條的死那樣的、現代物量主義社會的死機，則非自然界與人世所能對應的了。
以前是到了人世無法處理時，尚有自然界可以處理，即是人世滅亡了，桑田還為滄海。
但是現在自然界的力量亦對之無法處理了，此時惟有并這自然界亦被掃蕩，而遇于究極的自然。
此是核兵器大戰的危機，與美國及日本氣象台所說地球上冰河時期的洪水又将襲來的危機的所以然之故。
然而我們是在世界人類史上今天這樣的時代，要來變革天命。
我們未知渡得過渡不過核兵器戰争與洪水的劫數，但是我們要渡來試試。
我們要從現實問題做起。
眼前事實的嚴重性，如較之軍事國家主義更嚴重的産業國家主義的破壞文明，乃至破壞到地球與包括人類在内的動植物的生存，以及核兵器戰争及天變地異将襲來的危機，西洋人都已提出了警告，但是他們不知在政治上、經濟上有何可以代替現在的做法。
這問題是要由我們中國人來解答。
先是要把問題的根本所在，極明确的把來提出了。
歐美人今提出的隻是些現象。
他們提出了現代三惡（膨脹經濟、社會福利、國民總雇傭），不知這三惡的總蒂是産國主義；且連這産國主義亦不過是現象的總蒂。
這在世界史上，比奴隸社會更物質功利主義化得徹底，亦比軍國主義更嚴重破壞了生活的平衡的現代産國主義，乃是結果，而非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洋人的知性荒失到了極端。
文明的出發點是從人類悟得了無的妙意與有的妙相，而西洋人是希臘時代對于無已惘然，現在他們更達一點惘然的思省都沒有了，所以變成這樣的物量主義，如佛說衆生皆有佛性，惟有半馬人沒佛性，西洋人是像荷馬史詩裡的半馬人。
我們要提得出世界現狀待解答的最根本問題，是無的妙意與有的妙相的問題。
無的妙意，要對應今日物理學上與天文學上所發見的現象來說明，這我提出有大自然五基本法則：一、意志與息法則，大自然是有意志與息的，而意志同時亦即是息。
二、陰陽法則。
三、絕對時空與相對時空的統一法則。
四、因果性與非因果性的統一法則。
五、循環法則。
有的妙相的問題則要對應現在的政治經濟制度與文物來說明。
這我也從孫先生的思想出發提出了三項改革案： 一、确立知性的政治。
政治是教化，是導民為之，不是政府代民為之。
政制政事可以簡化，而且可以是無為政治。
二、依《周禮》設立天官地官的原理，行政院相當于地官，另設立相當于天官的職官，同科學與音樂（包括文章及諸藝術），教民節氣祭祀，正風俗。
三、經濟要以農業為本，手工業為主體，而以機器工業為補助手段，以确立産業的性情，且亦不緻生産不足。
今時世界的機器生産力是過剩有餘，不為不足，放在擴大浪費，應當節儉，而以此有餘來複興手工業。
農業與手工業可使産業有生命，與生活全面的情緒相調和，而且與以涵養。
關于此點，張嶽軍先生曾賜教示，我有書面陳明如左： 我的這研究的結論，可把岡潔的數學上的發見的經驗來譬喻，但是亦有不同。
岡潔第一是先在當時到達到這裡為止的多變量解析函數裡發見了他人所未注意的三個中心問題，接着又明白了這三個問題原是一個山脈的形态。
我也是先發見了問題，他人都未曾像我的把現代世界的一切問題歸結為一個無的妙意與有的妙相的問題。
這不是西洋人所能提得出來，惟有我們東方人才能提得出來。
于是來說問題的解答。
岡潔是先把凡是有關這問題的、多變量解析函數的重要論文都讀了，雖後來他所發見的解答方法并不是從那些論文來的，但若沒有這些論文在先也是不行。
我提出的無的妙意與有的妙相的問題，若非我曾讀了有關此問題的《易經》與《周禮》等典籍，而像西洋人的沒有前事可征，那是怎樣也不可能發見答案的。
但是哲學與數學及物理學在發見上各各不同。
數學上的發見完全是無中生出來的，所以可說都是頓悟的，沒有漸悟。
但是哲學的，尤其中國哲學上的發見是從無觀有，又從有觀無而得，所以也有漸悟，也有頓悟。
再則數學上的發見可以不負造形及行動的責任，所以那發見即是一切。
但是哲學上的發見，還有造形與行動的階段與目标，雖然發見了答案是歡喜，同時也還是憂心悄悄。
比方說現在來做不太遲了嗎？還來得及對應就将到來的人類浩劫嗎？ 偕李氏去博物館看電影放映美國近代畫展，中間休息時一位畫家講演從寫實派到印象派，再到新印象派，舉出高更、梵谷、塞尚等人。
我聽完得了這樣一個結論：畫的意義不在乎畫的什麼東西，即不在乎如何表現所要畫的目标，而隻是在于畫的手法自身。
此與數學上的發見是為目标（問題的解答），兩者有根本上的不同。
革命甯是近于作畫，并非思想上得了問題的答案即是達到了目标，而是更在乎思想自身的風動。
今始知《紅樓夢》裡齡官她們說的：唱戲比起唱的内容，更在于聽個喉嚨，豁脫口齒。
這真是一言道盡了禮樂之樂。
革命不但要有思想，還要是樂，才能使自己志氣廉立。
革命的行動自身是樂，遠比革命的目标更是一切。
革命隻有方向是定的，而目标則是途中生出來的。
譬如一株草，它是有生命的東西，它的方向就一定是向上的，展開的，在陽光、空氣、雨露裡向上長，往橫展開，至于要達成這樣一個格局那是要等達成來看。
又譬如為一篇好文章，标題是途中生出來的。
革命的目标也像這樣，不妨預先想好，但是途中會變，而且一定是變了出來更好的目标。
曹操自說他做到今天的地位是始願所不及，所以比起當丞相、封魏王、讨平漢末天下大亂時的群雄，毋甯他的人生的跌蕩自喜是一切。
書法是怎樣的筆姿則自然會是怎樣的結體。
文章亦然，革命亦然，把革命的知性豁開了，目标也會新鮮起來。
革命的風是知性的風，亦即是光，是知性的光輝熠熠。
光輝熠熠是知性之動，亦即是知性之體，此外更無知性之體。
知性即是動的，此所以知與行為一。
禅僧最知此理，說是“老僧渾身作用”。
沒有動的是知識，知識不過是知性之迹，故與行動成為個别的了。
而不與知性為一的行動，亦不成其為真的動，而隻是像電影戲裡靜物的連續。
真的動如中國日本印度的舞姿，是要修到了與知性為一，才有風采，有光輝。
如日本的茶道劍道的每一動作都很美，亦是修到了魂膽，更魂膽修到了與知性為一。
現在中國的事情與世界的事情都可說是已經到了絕難的地步，非知識與實行力所
至于建設新制度，原是要的國會，途中卻變為五院制，都是像寫一篇好文章的不照預定，非寫想好了的已知的東西，而是寫的先一刻尚屬未知的東西。
要理論指導是對的，但革命是機，機是不大受指導的。
理論是絕對必要的。
它是革命的自覺與方向，但不能用來指導革命行動的造形與革命制度的造形，在這兩種造形上，理論是或在機的前頭，忽又跟在了機的後頭，而亦要這樣才是好理論。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像高人的作畫寫文章，可能不可能？将是怎樣一個格局？都是未知，要做到那裡才曉得。
我們卻是有一個大願，而且對前途有一個超過理由的樂觀。
革命者與愚人皆是今天不知明天事，不同是革命者有目标、有信心。
因為未知，所以曆史上的大事都是有天幸，但不是僥幸。
天幸惟是生于一個“機”字。
這回我們的課題真是面對着未知，因為這隻有是以革命，而這回的革命的性格，是無論西洋史上與中國史上都未曾有過。
西洋的革命，每是經濟有了新發展，随之而有一個新興的階級擡頭了，加以當時有了科學上的新知識的刺激，他們讨厭舊制度的不便，遂起來用暴力推翻它，另建合适的新制度。
西洋沒有革天命，他們隻是革的人事。
若無經濟的新發展與新階級的擡頭，與新知識的刺激，單因苦痛于被壓迫，是不能有革命的。
西洋史上社會衰落的時期沒有革命。
惟獨中國史上，時勢盛極而衰時有革命。
所以都先是天下大亂。
但在西洋史上，是沒有天下大亂的。
中國的是民間起兵，天降反星殺星，亦出真命天子，人世成毀的大機大用又開出新的朝代了。
不是因為有産業上的新興階級，而是全民皆反，亦非為了政治的與産業的制度的問題，卻每是新朝大體沿用前朝的制度，因為那原是禮樂的制度。
舊時人家過年，把屋宇大掃塵，拆下門窗，搬動幾案座椅，連同把香爐燭台等祭器都搬出來，拿到庭前與溪邊來重新洗過擦過，隻見是碌碌亂，但是虔敬喜悅，因為是節氣的除舊布新。
中國史上的革命也像這樣，是節氣之機。
西洋史上沒有盛極而衰時起得革命的。
英國衰了，就隻是黯淡，沒有革命。
美國今也轉入衰敗的一途了，也不會起革命。
蘇俄也盛時過了，經濟澱滞，生活閉塞，而何以不起革命，是因于同一理由：盛極而衰時能革命，要有成毀的大機大用，而西洋沒有這個。
世界史上有許多古文明國衰亡了就沒有了，現在的英美俄亦是一樣。
可是今日我們面對着的世界，是落到了史上未曾有過的生死境地。
過去西洋雖然然沒有成與毀為一體之機，如羅馬亡了，入侵的蠻族成起國家來，兩者不是同體，但成與毀也還是有的。
而現在的世界是一旦毀了就将沒有别的成了，而且那毀也毀得邪祟，性質跟過去的毀不一樣，是一種異樣的死。
死是一個假名，但是也有真死。
動植物之死是返于自然，可以歎息，可以達觀，說死不過是個名。
真死是譬如書法的線條死了，你看隻覺不好受，卻連無可歎息，也無可達觀。
那種死，不是返于自然。
動植物的死都可超度，惟有像惡書畫線條的死不可超度。
而現在是美國日本的政治與觀念，蘇俄的理論與組織，都已不能對應經濟不景氣，像惡書畫線條的死一樣了。
現在的經濟膨脹是一種癌腫。
病之中惟有癌是異病，性質與别的痛完全不同。
别的病或是因于自然老衰，而癌是一種夭折。
别的病或是因于病菌，而癌則因于維爾斯，維爾斯不是病菌。
病菌是生物，而維爾斯不是生物。
生物是從無機物進化為有機物，這其間要有一次飛躍，而維爾斯是在這飛躍上失敗了。
有一種附在煙草葉上的維爾斯，形狀像岩灰，你把它放在試驗管裡看，完全像是無機物。
但若它一進入了動植物的體内，它就即刻異樣的增殖起來。
原來生物是有攝取營養，創造細胞的機能，而維爾斯不會，它隻會就動植物現成的細胞來增殖。
因為省了攝取營養再以之創造細胞的過程，所以增殖得異常快。
沒有一種病菌增殖得像維爾斯這樣快的。
所以它不是病菌，而且也無毒素，它隻是把人體細胞組織的平衡破壞，犧牲一切都為癌細胞的異常速度的增殖，所以患者都是瘦得最後隻剩皮包骨頭。
維爾斯因無毒素，所以癌症潛伏期完全不覺，癌症等到痛起來就是最後了。
痛起來是因為已到了患者身體的其他部分的細胞已來不及供應癌細胞增殖的速度，可比現在的膨脹經濟發生不景氣了。
以上說的生物與無生物是俗語，正确的說法應當是生物與命物。
萬物皆賦有大自然的意志與息，故雖如水石亦是生物。
而命物則如動植物，能自己成長，這成長謂之命。
水石雖是生物，但受既成的形體與環境的限制，而動植物則大大打破了此限制。
維爾斯是在這從無機物進到有機物，亦即從生物進到命物中間一段的飛躍失敗了，它自此永遠不能成為命物，而亦不能回到原來的生物無機體，所以它要為邪祟。
命物進化到了人，人一旦開了大智慧，他可以悟得萬物在其物質背後的真姿。
如此乃更根本解脫了物質的限制，而進到了無的妙意與有的妙相的境界，這才是《易經》說的“天下文明”，而人則是佛說的覺者。
所以進化的程序又是從生物到命物，又到覺者。
人原是從命物到覺者亦要經過一飛躍，那就是太古渡洪水時忽然刹那間開了妙識，悟得了一個“無”字，都是從這個“無”才發明了數學、音樂與輪，如此創造了新石器時代的文明。
這曆史的發展的本幹是在中國，但西洋的是旁枝，而現在膨脹經濟到了這樣子，全是物量主義，是表示了他們的人從命物到覺者，從有到無的悟識的飛躍到底完全失敗了，所以也變為邪祟。
古希臘的數學者發見了無理數，這是西洋人第一次觸着了無的問題，而不知所措。
今世紀則是物理學上發見了素粒子，觸着了究極的自然的無的問題，他們更不知其故。
從“有”曉得“無”，需要一次知性的飛躍。
這不是個人的事，而是一個民族的事。
可是像維爾斯從生物到命物的飛躍失敗一樣，西洋諸民族在從命物到覺者的飛躍上失敗了。
于是物量主義的擴大經濟像癌細胞的異常增殖，把一個民族的宗教、家庭、道德、感情的平衡，都急速的崩壞了。
而現在是時間空間與地球資源都啦啦的瘦下去，來不及供應經濟異常增産的要求了，遂緻不景氣，如癌腫的痛起來了。
過去也有不景氣，但是這次的不景氣是最後。
到來的死是核兵器戰争。
自然界沒有死，如動植物的所謂死不過是變化。
惟有人工的東西失敗了，如惡書畫的線條才有死，再也不能變化。
惡書畫的線條死了便再也不能改正，也不能回到早先未學時。
如維爾斯的不成有機物，亦不能回到飛躍失敗前的無機物。
自然界更沒有一物是沒有大自然的意志與息的，惟有人工的東西如塑料制品沒有息，沒有息即亦是沒有意志。
大凡機器制品都是沒有生命的。
本來，萬物惟成為天地人三才的人能創造文物，而賦予生命，如天之賦予物以生命。
但是人若在知性上的飛躍失敗了，不能成為天地人三才的人，但又不能回到早先的野蠻人，這就像維爾斯的為邪祟。
維爾斯破壞生命，現代人亦破壞地球的生命，連鳥類與蚯蚓都要滅絕。
而最後是輪到自己滅絕。
本來，海洋與空氣都有淨化力，可是對現在的污染程度則不能了。
又如所謂死，本來是可還元為自然界的土壤，并可得解脫于人世的情操裡的，可是像惡書畫的線條的死那樣的、現代物量主義社會的死機，則非自然界與人世所能對應的了。
以前是到了人世無法處理時，尚有自然界可以處理，即是人世滅亡了，桑田還為滄海。
但是現在自然界的力量亦對之無法處理了，此時惟有并這自然界亦被掃蕩，而遇于究極的自然。
此是核兵器大戰的危機，與美國及日本氣象台所說地球上冰河時期的洪水又将襲來的危機的所以然之故。
然而我們是在世界人類史上今天這樣的時代，要來變革天命。
我們未知渡得過渡不過核兵器戰争與洪水的劫數，但是我們要渡來試試。
我們要從現實問題做起。
眼前事實的嚴重性，如較之軍事國家主義更嚴重的産業國家主義的破壞文明，乃至破壞到地球與包括人類在内的動植物的生存，以及核兵器戰争及天變地異将襲來的危機，西洋人都已提出了警告，但是他們不知在政治上、經濟上有何可以代替現在的做法。
這問題是要由我們中國人來解答。
先是要把問題的根本所在，極明确的把來提出了。
歐美人今提出的隻是些現象。
他們提出了現代三惡（膨脹經濟、社會福利、國民總雇傭），不知這三惡的總蒂是産國主義；且連這産國主義亦不過是現象的總蒂。
這在世界史上，比奴隸社會更物質功利主義化得徹底，亦比軍國主義更嚴重破壞了生活的平衡的現代産國主義，乃是結果，而非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洋人的知性荒失到了極端。
文明的出發點是從人類悟得了無的妙意與有的妙相，而西洋人是希臘時代對于無已惘然，現在他們更達一點惘然的思省都沒有了，所以變成這樣的物量主義，如佛說衆生皆有佛性，惟有半馬人沒佛性，西洋人是像荷馬史詩裡的半馬人。
我們要提得出世界現狀待解答的最根本問題，是無的妙意與有的妙相的問題。
無的妙意，要對應今日物理學上與天文學上所發見的現象來說明，這我提出有大自然五基本法則：一、意志與息法則，大自然是有意志與息的，而意志同時亦即是息。
二、陰陽法則。
三、絕對時空與相對時空的統一法則。
四、因果性與非因果性的統一法則。
五、循環法則。
有的妙相的問題則要對應現在的政治經濟制度與文物來說明。
這我也從孫先生的思想出發提出了三項改革案： 一、确立知性的政治。
政治是教化，是導民為之，不是政府代民為之。
政制政事可以簡化，而且可以是無為政治。
二、依《周禮》設立天官地官的原理，行政院相當于地官，另設立相當于天官的職官，同科學與音樂（包括文章及諸藝術），教民節氣祭祀，正風俗。
三、經濟要以農業為本，手工業為主體，而以機器工業為補助手段，以确立産業的性情，且亦不緻生産不足。
今時世界的機器生産力是過剩有餘，不為不足，放在擴大浪費，應當節儉，而以此有餘來複興手工業。
農業與手工業可使産業有生命，與生活全面的情緒相調和，而且與以涵養。
關于此點，張嶽軍先生曾賜教示，我有書面陳明如左： 我的這研究的結論，可把岡潔的數學上的發見的經驗來譬喻，但是亦有不同。
岡潔第一是先在當時到達到這裡為止的多變量解析函數裡發見了他人所未注意的三個中心問題，接着又明白了這三個問題原是一個山脈的形态。
我也是先發見了問題，他人都未曾像我的把現代世界的一切問題歸結為一個無的妙意與有的妙相的問題。
這不是西洋人所能提得出來，惟有我們東方人才能提得出來。
于是來說問題的解答。
岡潔是先把凡是有關這問題的、多變量解析函數的重要論文都讀了，雖後來他所發見的解答方法并不是從那些論文來的，但若沒有這些論文在先也是不行。
我提出的無的妙意與有的妙相的問題，若非我曾讀了有關此問題的《易經》與《周禮》等典籍，而像西洋人的沒有前事可征，那是怎樣也不可能發見答案的。
但是哲學與數學及物理學在發見上各各不同。
數學上的發見完全是無中生出來的，所以可說都是頓悟的，沒有漸悟。
但是哲學的，尤其中國哲學上的發見是從無觀有，又從有觀無而得，所以也有漸悟，也有頓悟。
再則數學上的發見可以不負造形及行動的責任，所以那發見即是一切。
但是哲學上的發見，還有造形與行動的階段與目标，雖然發見了答案是歡喜，同時也還是憂心悄悄。
比方說現在來做不太遲了嗎？還來得及對應就将到來的人類浩劫嗎？ 偕李氏去博物館看電影放映美國近代畫展，中間休息時一位畫家講演從寫實派到印象派，再到新印象派，舉出高更、梵谷、塞尚等人。
我聽完得了這樣一個結論：畫的意義不在乎畫的什麼東西，即不在乎如何表現所要畫的目标，而隻是在于畫的手法自身。
此與數學上的發見是為目标（問題的解答），兩者有根本上的不同。
革命甯是近于作畫，并非思想上得了問題的答案即是達到了目标，而是更在乎思想自身的風動。
今始知《紅樓夢》裡齡官她們說的：唱戲比起唱的内容，更在于聽個喉嚨，豁脫口齒。
這真是一言道盡了禮樂之樂。
革命不但要有思想，還要是樂，才能使自己志氣廉立。
革命的行動自身是樂，遠比革命的目标更是一切。
革命隻有方向是定的，而目标則是途中生出來的。
譬如一株草，它是有生命的東西，它的方向就一定是向上的，展開的，在陽光、空氣、雨露裡向上長，往橫展開，至于要達成這樣一個格局那是要等達成來看。
又譬如為一篇好文章，标題是途中生出來的。
革命的目标也像這樣，不妨預先想好，但是途中會變，而且一定是變了出來更好的目标。
曹操自說他做到今天的地位是始願所不及，所以比起當丞相、封魏王、讨平漢末天下大亂時的群雄，毋甯他的人生的跌蕩自喜是一切。
書法是怎樣的筆姿則自然會是怎樣的結體。
文章亦然，革命亦然，把革命的知性豁開了，目标也會新鮮起來。
革命的風是知性的風，亦即是光，是知性的光輝熠熠。
光輝熠熠是知性之動，亦即是知性之體，此外更無知性之體。
知性即是動的，此所以知與行為一。
禅僧最知此理，說是“老僧渾身作用”。
沒有動的是知識，知識不過是知性之迹，故與行動成為個别的了。
而不與知性為一的行動，亦不成其為真的動，而隻是像電影戲裡靜物的連續。
真的動如中國日本印度的舞姿，是要修到了與知性為一，才有風采，有光輝。
如日本的茶道劍道的每一動作都很美，亦是修到了魂膽，更魂膽修到了與知性為一。
現在中國的事情與世界的事情都可說是已經到了絕難的地步，非知識與實行力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