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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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與青年學生層離開了。
所以就北伐來說，北伐這樁事根本行得行不得，是看天機，要預斷北伐用兵的勝負之數，是看地機。
然而要預斷北伐更有在勝負之數以上的，為國家開得幾分新運，則看人機。
人機是革命的思想運動。
當時因為孫文思想與五四思想發生了不合，五四思想幫了議會民主主義與蘇維埃共産主義，不能了解三民主義，而國民黨人又不夠學問把孫文思想與今世紀的新物理學思想來一同說明。
北伐途中的甯漢分裂便是反映的節氣無主。
條件甯是結果，未必能是發動什麼作為的原因。
研究還是要着眼在機。
我們必須覺悟今天的事情是比辛亥革命、北伐及抗戰都更不易，但是也可以有法子。
問題的所在是這回天機地機人機都澱滞。
從天機說起，現在國際的是史上最沒有生氣的時期。
今世紀初頭物理學與天文學上的發見曾引緻的好節氣曾使全世界的人心都向上，而有中國的革命、印度的獨立運動與俄國的革命，草木逢春發，荊棘亦光澤，俄國的革命是荊棘，當初亦曾經引動人心。
中國的事情是，今世紀從初頭至四十年代這一段世界的好節氣，正當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與抗戰的全行程，所以有這樣轟轟烈烈。
但是現在，恰值這好景氣已經過去了。
原因是物理學與天文學上的發見，哲學接不上來。
所以到了四十年代以後，科學上發見原理的能力衰退了，惟剩技術科學在熱鬧。
知性的光輝這樣一熄滅，繼之是道德心堕落，又繼之是世界産業機構硬化，喪失了自己恢複的能力，曆史的天機歇了。
而現在的人們沒有智慧，也沒有志氣。
天機是世界史上知性的節氣，而地機是在現實的國際事情。
天機澱滞了，則地機亦跟着澱滞。
現在國際列強都失去活潑了，所謂核兵器恐怖的平衡，加上經濟的最後不景氣，再加上人類的知性萎縮，世界現狀惟是一個機械式的構造支撐着，早應當爆發大戰了而不爆發，早應當是經濟大恐慌了而還在維持着，這是已達曆史的成毀之機亦死了。
西洋史上的毀隻是完了，隻怕這回到底還是來了核兵器大戰，把世界史都終結了。
山茶花紅紅白白的，邊開邊落英飄落一地，所以好，另有椿花卻不落，殘留在枝頭萎黃得難看極了，然後撲的一聲連蒂墜落，所以日本人家不把椿花供佛壇，今天的世界現狀也是神所不歆的。
西洋的revolution被譯作革命，其實隻是對政府反叛，沒有革天命的意思在内的。
《易經》始揭出湯伐桀與武王伐纣是革天命，國父孫先生則更教了我們革命是知性的事業，根據于生元哲學的宇宙觀，這裡的“元”即是革命的機。
如此，我們今既知道了問題的所在，即已解答了問題的一大半了。
方法是先來催起一個革命思想運動，發動人機以創造天機，呼起地機。
即是以知性的光輝與風，創造世界的好節氣，使凡百東西都蘇生起來，如禅僧說的：一為使兒孫可耕種田地，二為天下世界開新景緻。
革命思想運動的内容是： 一、把現在數學上的、物理學上的、天文學上及生态學上的究極的問題所在提出來，以《易經》與老子莊子的哲學把它來解明。
如此打開了數學與科學的澱滞，是使世界人類又有知性的活潑的第一步。
二、建立新的思考方法。
現在文化人與學生以十九世紀的物理學常識與曆史學為思考的根據，這是錯了的。
要代以今世紀的物理學新常識，如物理生滅論代替物質不滅論，及以今世紀的曆史學新常識，即是破除西洋史本位觀，而代以世界文明史的正統在中國的曆史觀，作為新思考方法的根據。
又則、現在文化人與學生思考所遵用的理則學，雖襲量子論與相對論及集合與函數之迹，但是囿于有而不知其背後的無，即物的法姿之所以動，所以終也不能正确，徒然增了煩瑣與支離。
應當把來簡化了，附屬之于《易經》卦象爻位的承乘比應之理，如此才可有創造的思考方法。
三、把現在産業國家主義的命運的問題提出來，以《周禮》 的、孔子孟子及孫先生的政治與産業思想的原理來發想代替案，即是以新的禮樂之治來代替今日的膨脹經濟、國民總雇傭與社會福利的制度，如此則亦自然解決了公害問題。
四、革新教育制度。
廢棄美國式物質功利主義的教育制度與教學方法，複興中國周代及漢唐時禮樂的教學原理，并采用法國式的學校制度，确立知性的、情操的教育。
以上四項是三民主義革命的思想運動。
若由政黨來領導發動推行，三年可以有成，但更好由文化界與學校來發起，如“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是起自北京大學。
讀過曆史的人，知道自太古時人類是開豁了知性才創造了新石器文明。
其後是希臘人的知性給了亞曆山大大帝的遠征以光輝。
又其後如中世紀歐洲文藝複興時的地動說，十七世紀法國笛卡兒與英國牛頓的數學與物理學上的新發見，以及今世紀前半的事情，都是知性的新機開出了曆史上的好節氣，思想的風吹動了革命，而出現了世界的新秩序。
現在我提出的這思想運動，即是要使方今世界人類澱滞了的知性又得蘇醒，建立起曆史上的新目标，孟子說的王天下的現實就要是這樣有氣力的。
革命的感機、應機與創機革命之機在哪裡？又如何是感機、應機、創機？禅宗有僧問大颠：“如何是見性？”颠曰：“見即是性。
”同此，感即是機，應即是機，創即是機。
《易經》曰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佛經曰觀，觀自在菩薩之觀。
而西洋哲學則曰認識。
此三者的高低分别，關系文明的造形與品位，決定了中國印度西洋三種不同曆史的成行。
《易經》的感，是以我之法姿，感于物之法姿。
《心經》的觀，亦是法姿觀于法姿，不同之點，《易經》的是感于法姿之機，故下文更有應機的一個“應”字，而《心經》的則是觀于法姿之寂，故下文沒有“應”字。
佛教是入定以觀，不事建設，而易經則設卦觀象，是建設的。
至于西洋哲學，則根本不知有物之法姿，惟依邏輯去認識物，所以他們人與人，人與物，皆不能真正相知。
他們自己建設的曆史亦于他們無親，都不得當真。
萬物皆是機，機在于物之法姿之動，而西洋哲學不知法姿，故其認識論無感機，其實踐論無應機。
不是法姿則不親，亦不得絕對精密，故他們的營造皆靠不住。
他們亦無創機，創機是沒有對象的，而他們的發見與挑戰都是有對象的。
感機是格物，應機是緻知，亦即是會得造形。
而創機則是革命。
感機是一個最明确的字眼，可以把“觀”、“格物”、“仁”、“坐忘”等字眼像一串珍珠的都穿起來。
應機又是個最明确的字眼，可以知道《孟子》說的“義”，《中庸》說的“中”，是與《孫子兵法》的“動乎九天之上，藏乎九地之下”皆是應機的活潑。
而且知道“承天應運”是怎樣一個應法。
創機又是個最明确的字眼，可以知道“革天命”、“先天而天弗違”等好字句都是說的這一個意思。
而且知道了這三機，則可以把中國文明與印度的及西洋的分别高低。
感即是機，感機即是應機，同時亦即創機。
此是我從禅僧大颠“見即是性”一語忽然得到的啟發。
還有是從岡潔的話思省出來的。
岡潔自述其在多變量解析函數上發見的經驗，時間是一九三五年，他在廣島文理大學任教，他讀了弁蓋與托倫共着的《關于多變量解析函數論》，及凡關于此研究領域的所有其他論文，發見有三個中心問題留着未解決。
是年一月開始，他的研究遂以越此連峰的第一着手為目标。
這樣那樣的踏勘了二個月，明白了此三中心問題乃是一個山脈的形态，就試來攀登。
但是不知可托足處，因為此山本來是沒有可托足處的。
果然是法國與德國的數學界留着未解決的這問題非常的難，最初的登山口怎樣也找不到。
每朝變換方法看有沒有着手處，這一日到得終了，無論不能确說這方法是行得的，連不能确說這方法是行不得的。
要問這一日做了些什麼？隻知這方法是奈何它不得，隻可再找别的。
如此繼續了三個月，連怎樣荒唐無稽的想法也都試盡了，再沒有得可以思考的了。
仍要勉強思考，起初十分鐘尚可，此後即使振作精神，亦落入了睡眠狀态。
暑假他應北海大學友人的招待，借北大理學部的應接室繼續研究。
靠着沙發入于睡眠狀态的時候居多。
到得九月，心裡想着還沒有研究出解答，可是已不得不回去了。
這日友人家叫吃朝飯之後，在鄰接的應接室坐着不思考亦在思考的狀态中，段段地思考朝着一個方向，内容明晰起來了。
如此約二小時半的工夫坐在那裡，全明白了什麼去所、用什麼做法即得。
這明白是一刹那間之事。
沒有一點疑影，此時山河大地皆是光明歡喜。
他到翌年才把此時的發見寫成論文，題目是“多變量解析函數論”，這使他成為現代世界最高的數學者，學者把他的發見冠以他的姓，稱為“岡原理”。
岡潔先生的這一段自述，使人讀了思之不盡。
首先，他能提出多變量解析函數的三個中心問題，即是他的大智。
禅宗有雲大疑，萬物皆是機，如蓓蕾的開向未知，未知就是大疑，就是問題，提得出問題即是感到了蓓蕾，即是感機，而蓓蕾雖然開向未知，但亦已是花的序，所以說提得出問題即已經解答了問題的一大半了。
其次，他的找尋解答，是用盡了差别智之後入于無差别智，此時研究者成了主體的法姿，繼續把關心集中于尚未出現的客體的法姿（研究對象），二者冥合了，此即是應機，應機是無主無賓的。
如此的繼續關心着，此時隻有大自然的意志與息，忽一旦豁然面前現出光明如大圓鏡，映出了問題的解答，則是創機了。
此解答是客體的法姿，其實亦是主體的法姿，所以創機是自生，無創者，亦無被創者。
所以雖說感機，其實感即是機。
雖說應機，其實應即是機。
雖說創機，其實創即是機。
因為我雖不感處，物亦自有機，但一說感機，則機與感已為一，不再是原來的機了。
應機與創機亦是如此，我雖不應不創，物亦自有機，但說應機，機與應已為一，一說創機，機與創已為一，都不再是原來的機了。
如此，即知古人說的“仁者無對”，“法無我，無我所”、“萬法唯識”，皆可以是新的言語。
而且感機是機與感為一，即是包含了一個“應”字與一個“創”字，故感機同時亦即是應機，應機同時亦即是創機（知難行易與知行合一的最深理由在此）。
若感而後有應，則應已遲誤，而應機是無待的。
若應而後創，則創為有由，而創機是無由的。
當然其間的程序是有的，如研究數學的先提出問題，其次統一精神力，繼續關心于對象，又其次發見了解答。
但那是感機同時包含應機與創機的綜合進行，并非感機與應機與創機的交代進行。
最後的發見解答則是感機應機創機的忽然一齊都打開了，如一朵花的苞蕾在刹那間發出開拆的音響，一拆二拆三拆，于是滿開了，那搖曳的花朵，像聖人出而萬物睹。
這就是革命。
而宋儒漸悟頓悟之争亦可解了。
雖然如此，亦還是成立感機與應機創機之名，如研究數學，如作樂作書作畫是即于空機，感與應與創可以為一，是同時的。
但如研究物理學，如對人事與制度，則是即于色機，會有感機、應機與創機的分别，也是為了自覺上的方便。
猶原是知行合一，但也可以分别為知難行易。
兩者都要會得，如老子說的“知其雄，守其雌”。
這裡所以要用易象的爻位，有感得而未能應，而應亦有作内作外，動應靜應，未必就能創造。
所以革命亦要等待，因為革命是空機與色機相激蕩。
數學上的發見寫成論文之後，發見時的那歡喜就沒有了。
但數學上的發見是先有結論，證明在後，證明的方程式倒是寫論文時才形成的，所以讀那論文時還是感覺新鮮。
我的經驗寫文章不是寫已想好了的東西，而是要寫直到執筆待寫的此刻尚是未知的東西。
若是寫的已想好了的東西，那文章就隻是記述的手段，不是文章了。
所記述的内容亦成了複制品，不再是新鮮的了。
文章要如菡萏的臨風開放，思想隻如風，并非先想好了如何開放法。
思想是來從大自然的意志與息之動，生成一個思想的形式。
但往往不等它自己生成形式，卻被已有在那裡的同類形式拉緻了去了，這就不好。
思想必是有形式的，沒有它自己生成的形式，即是未成為思想，是思想的未開先萎了。
譬如書法，書生于心思，要有書自己的、直接的造形，不要筆與手代為之造形，所以筆死則字活，筆如笨椎，手如枯枝，則意志與息直接運行流注而成字。
最好的工具都是笨的簡單的，如石匠的鑿，如筷子，如圍棋的棋局與黑白子，因為笨與簡，不能幹，所以不礙意志與息的動有它自己的直接的造形，處處都是活機。
所以讀書看畫，寫字臨碑帖，是從其造形看到其造形之初，所謂遊于化機。
日本畫家堅山南風一次展覽會出品一幅沖繩舞伎，是畫的對他母親的思慕。
母親亡時才二十幾歲，家是在熊本，暑天忽然襲來了雷雨，她去庭前收衣裳，遭雷擊斃，八十年前的日本人家媳婦，有人世禮儀的安詳，而遭激烈的雷劫，彼時尚隻二歲的嬰兒今來畫她，卻成了一位沖繩舞娘的寫生，不是畫的舞姿，而是像人家姑娘的安坐着，那眉目清嚴，與衣裳顔色的那華麗，是日本的永遠的記憶，然而又皆是沖繩的。
這樣的不調和，而激烈鮮潔，是一個絕對的真實。
我看了歎息贊賞，堅山先生說他幼時惟聽鄰裡都贊他娘是真的生得美。
我因問堅山先生下次展覽會打算出什麼作品，他說：“下次畫什麼才大難呢，畫得畫不得全然未知。
”與堅山同負一世盛名的日本畫家奧村土牛，在電視答記者問他作畫的經驗感想，他說：“畫畫到底不是我所能做的。
”這兩位說的，即作畫也如作文章的寫些什麼？寫得出寫不出？都是未知。
因為它是生出來的，天成的，在生機天機的一個“機”字。
機即是未知。
革命的行動的形态，與新制度的形态，雖說有理論指導，還是不能前定的。
例如日本的明治維新，初時是“尊王攘夷”，途中卻攘夷變為開港了。
再說
所以就北伐來說，北伐這樁事根本行得行不得，是看天機，要預斷北伐用兵的勝負之數，是看地機。
然而要預斷北伐更有在勝負之數以上的，為國家開得幾分新運，則看人機。
人機是革命的思想運動。
當時因為孫文思想與五四思想發生了不合，五四思想幫了議會民主主義與蘇維埃共産主義，不能了解三民主義，而國民黨人又不夠學問把孫文思想與今世紀的新物理學思想來一同說明。
北伐途中的甯漢分裂便是反映的節氣無主。
條件甯是結果，未必能是發動什麼作為的原因。
研究還是要着眼在機。
我們必須覺悟今天的事情是比辛亥革命、北伐及抗戰都更不易，但是也可以有法子。
問題的所在是這回天機地機人機都澱滞。
從天機說起，現在國際的是史上最沒有生氣的時期。
今世紀初頭物理學與天文學上的發見曾引緻的好節氣曾使全世界的人心都向上，而有中國的革命、印度的獨立運動與俄國的革命，草木逢春發，荊棘亦光澤，俄國的革命是荊棘，當初亦曾經引動人心。
中國的事情是，今世紀從初頭至四十年代這一段世界的好節氣，正當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與抗戰的全行程，所以有這樣轟轟烈烈。
但是現在，恰值這好景氣已經過去了。
原因是物理學與天文學上的發見，哲學接不上來。
所以到了四十年代以後，科學上發見原理的能力衰退了，惟剩技術科學在熱鬧。
知性的光輝這樣一熄滅，繼之是道德心堕落，又繼之是世界産業機構硬化，喪失了自己恢複的能力，曆史的天機歇了。
而現在的人們沒有智慧，也沒有志氣。
天機是世界史上知性的節氣，而地機是在現實的國際事情。
天機澱滞了，則地機亦跟着澱滞。
現在國際列強都失去活潑了，所謂核兵器恐怖的平衡，加上經濟的最後不景氣，再加上人類的知性萎縮，世界現狀惟是一個機械式的構造支撐着，早應當爆發大戰了而不爆發，早應當是經濟大恐慌了而還在維持着，這是已達曆史的成毀之機亦死了。
西洋史上的毀隻是完了，隻怕這回到底還是來了核兵器大戰，把世界史都終結了。
山茶花紅紅白白的，邊開邊落英飄落一地，所以好，另有椿花卻不落，殘留在枝頭萎黃得難看極了，然後撲的一聲連蒂墜落，所以日本人家不把椿花供佛壇，今天的世界現狀也是神所不歆的。
西洋的revolution被譯作革命，其實隻是對政府反叛，沒有革天命的意思在内的。
《易經》始揭出湯伐桀與武王伐纣是革天命，國父孫先生則更教了我們革命是知性的事業，根據于生元哲學的宇宙觀，這裡的“元”即是革命的機。
如此，我們今既知道了問題的所在，即已解答了問題的一大半了。
方法是先來催起一個革命思想運動，發動人機以創造天機，呼起地機。
即是以知性的光輝與風，創造世界的好節氣，使凡百東西都蘇生起來，如禅僧說的：一為使兒孫可耕種田地，二為天下世界開新景緻。
革命思想運動的内容是： 一、把現在數學上的、物理學上的、天文學上及生态學上的究極的問題所在提出來，以《易經》與老子莊子的哲學把它來解明。
如此打開了數學與科學的澱滞，是使世界人類又有知性的活潑的第一步。
二、建立新的思考方法。
現在文化人與學生以十九世紀的物理學常識與曆史學為思考的根據，這是錯了的。
要代以今世紀的物理學新常識，如物理生滅論代替物質不滅論，及以今世紀的曆史學新常識，即是破除西洋史本位觀，而代以世界文明史的正統在中國的曆史觀，作為新思考方法的根據。
又則、現在文化人與學生思考所遵用的理則學，雖襲量子論與相對論及集合與函數之迹，但是囿于有而不知其背後的無，即物的法姿之所以動，所以終也不能正确，徒然增了煩瑣與支離。
應當把來簡化了，附屬之于《易經》卦象爻位的承乘比應之理，如此才可有創造的思考方法。
三、把現在産業國家主義的命運的問題提出來，以《周禮》 的、孔子孟子及孫先生的政治與産業思想的原理來發想代替案，即是以新的禮樂之治來代替今日的膨脹經濟、國民總雇傭與社會福利的制度，如此則亦自然解決了公害問題。
四、革新教育制度。
廢棄美國式物質功利主義的教育制度與教學方法，複興中國周代及漢唐時禮樂的教學原理，并采用法國式的學校制度，确立知性的、情操的教育。
以上四項是三民主義革命的思想運動。
若由政黨來領導發動推行，三年可以有成，但更好由文化界與學校來發起，如“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是起自北京大學。
讀過曆史的人，知道自太古時人類是開豁了知性才創造了新石器文明。
其後是希臘人的知性給了亞曆山大大帝的遠征以光輝。
又其後如中世紀歐洲文藝複興時的地動說，十七世紀法國笛卡兒與英國牛頓的數學與物理學上的新發見，以及今世紀前半的事情，都是知性的新機開出了曆史上的好節氣，思想的風吹動了革命，而出現了世界的新秩序。
現在我提出的這思想運動，即是要使方今世界人類澱滞了的知性又得蘇醒，建立起曆史上的新目标，孟子說的王天下的現實就要是這樣有氣力的。
革命的感機、應機與創機革命之機在哪裡？又如何是感機、應機、創機？禅宗有僧問大颠：“如何是見性？”颠曰：“見即是性。
”同此，感即是機，應即是機，創即是機。
《易經》曰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佛經曰觀，觀自在菩薩之觀。
而西洋哲學則曰認識。
此三者的高低分别，關系文明的造形與品位，決定了中國印度西洋三種不同曆史的成行。
《易經》的感，是以我之法姿，感于物之法姿。
《心經》的觀，亦是法姿觀于法姿，不同之點，《易經》的是感于法姿之機，故下文更有應機的一個“應”字，而《心經》的則是觀于法姿之寂，故下文沒有“應”字。
佛教是入定以觀，不事建設，而易經則設卦觀象，是建設的。
至于西洋哲學，則根本不知有物之法姿，惟依邏輯去認識物，所以他們人與人，人與物，皆不能真正相知。
他們自己建設的曆史亦于他們無親，都不得當真。
萬物皆是機，機在于物之法姿之動，而西洋哲學不知法姿，故其認識論無感機，其實踐論無應機。
不是法姿則不親，亦不得絕對精密，故他們的營造皆靠不住。
他們亦無創機，創機是沒有對象的，而他們的發見與挑戰都是有對象的。
感機是格物，應機是緻知，亦即是會得造形。
而創機則是革命。
感機是一個最明确的字眼，可以把“觀”、“格物”、“仁”、“坐忘”等字眼像一串珍珠的都穿起來。
應機又是個最明确的字眼，可以知道《孟子》說的“義”，《中庸》說的“中”，是與《孫子兵法》的“動乎九天之上，藏乎九地之下”皆是應機的活潑。
而且知道“承天應運”是怎樣一個應法。
創機又是個最明确的字眼，可以知道“革天命”、“先天而天弗違”等好字句都是說的這一個意思。
而且知道了這三機，則可以把中國文明與印度的及西洋的分别高低。
感即是機，感機即是應機，同時亦即創機。
此是我從禅僧大颠“見即是性”一語忽然得到的啟發。
還有是從岡潔的話思省出來的。
岡潔自述其在多變量解析函數上發見的經驗，時間是一九三五年，他在廣島文理大學任教，他讀了弁蓋與托倫共着的《關于多變量解析函數論》，及凡關于此研究領域的所有其他論文，發見有三個中心問題留着未解決。
是年一月開始，他的研究遂以越此連峰的第一着手為目标。
這樣那樣的踏勘了二個月，明白了此三中心問題乃是一個山脈的形态，就試來攀登。
但是不知可托足處，因為此山本來是沒有可托足處的。
果然是法國與德國的數學界留着未解決的這問題非常的難，最初的登山口怎樣也找不到。
每朝變換方法看有沒有着手處，這一日到得終了，無論不能确說這方法是行得的，連不能确說這方法是行不得的。
要問這一日做了些什麼？隻知這方法是奈何它不得，隻可再找别的。
如此繼續了三個月，連怎樣荒唐無稽的想法也都試盡了，再沒有得可以思考的了。
仍要勉強思考，起初十分鐘尚可，此後即使振作精神，亦落入了睡眠狀态。
暑假他應北海大學友人的招待，借北大理學部的應接室繼續研究。
靠着沙發入于睡眠狀态的時候居多。
到得九月，心裡想着還沒有研究出解答，可是已不得不回去了。
這日友人家叫吃朝飯之後，在鄰接的應接室坐着不思考亦在思考的狀态中，段段地思考朝着一個方向，内容明晰起來了。
如此約二小時半的工夫坐在那裡，全明白了什麼去所、用什麼做法即得。
這明白是一刹那間之事。
沒有一點疑影，此時山河大地皆是光明歡喜。
他到翌年才把此時的發見寫成論文，題目是“多變量解析函數論”，這使他成為現代世界最高的數學者，學者把他的發見冠以他的姓，稱為“岡原理”。
岡潔先生的這一段自述，使人讀了思之不盡。
首先，他能提出多變量解析函數的三個中心問題，即是他的大智。
禅宗有雲大疑，萬物皆是機，如蓓蕾的開向未知，未知就是大疑，就是問題，提得出問題即是感到了蓓蕾，即是感機，而蓓蕾雖然開向未知，但亦已是花的序，所以說提得出問題即已經解答了問題的一大半了。
其次，他的找尋解答，是用盡了差别智之後入于無差别智，此時研究者成了主體的法姿，繼續把關心集中于尚未出現的客體的法姿（研究對象），二者冥合了，此即是應機，應機是無主無賓的。
如此的繼續關心着，此時隻有大自然的意志與息，忽一旦豁然面前現出光明如大圓鏡，映出了問題的解答，則是創機了。
此解答是客體的法姿，其實亦是主體的法姿，所以創機是自生，無創者，亦無被創者。
所以雖說感機，其實感即是機。
雖說應機，其實應即是機。
雖說創機，其實創即是機。
因為我雖不感處，物亦自有機，但一說感機，則機與感已為一，不再是原來的機了。
應機與創機亦是如此，我雖不應不創，物亦自有機，但說應機，機與應已為一，一說創機，機與創已為一，都不再是原來的機了。
如此，即知古人說的“仁者無對”，“法無我，無我所”、“萬法唯識”，皆可以是新的言語。
而且感機是機與感為一，即是包含了一個“應”字與一個“創”字，故感機同時亦即是應機，應機同時亦即是創機（知難行易與知行合一的最深理由在此）。
若感而後有應，則應已遲誤，而應機是無待的。
若應而後創，則創為有由，而創機是無由的。
當然其間的程序是有的，如研究數學的先提出問題，其次統一精神力，繼續關心于對象，又其次發見了解答。
但那是感機同時包含應機與創機的綜合進行，并非感機與應機與創機的交代進行。
最後的發見解答則是感機應機創機的忽然一齊都打開了，如一朵花的苞蕾在刹那間發出開拆的音響，一拆二拆三拆，于是滿開了，那搖曳的花朵，像聖人出而萬物睹。
這就是革命。
而宋儒漸悟頓悟之争亦可解了。
雖然如此，亦還是成立感機與應機創機之名，如研究數學，如作樂作書作畫是即于空機，感與應與創可以為一，是同時的。
但如研究物理學，如對人事與制度，則是即于色機，會有感機、應機與創機的分别，也是為了自覺上的方便。
猶原是知行合一，但也可以分别為知難行易。
兩者都要會得，如老子說的“知其雄，守其雌”。
這裡所以要用易象的爻位，有感得而未能應，而應亦有作内作外，動應靜應，未必就能創造。
所以革命亦要等待，因為革命是空機與色機相激蕩。
數學上的發見寫成論文之後，發見時的那歡喜就沒有了。
但數學上的發見是先有結論，證明在後，證明的方程式倒是寫論文時才形成的，所以讀那論文時還是感覺新鮮。
我的經驗寫文章不是寫已想好了的東西，而是要寫直到執筆待寫的此刻尚是未知的東西。
若是寫的已想好了的東西，那文章就隻是記述的手段，不是文章了。
所記述的内容亦成了複制品，不再是新鮮的了。
文章要如菡萏的臨風開放，思想隻如風，并非先想好了如何開放法。
思想是來從大自然的意志與息之動，生成一個思想的形式。
但往往不等它自己生成形式，卻被已有在那裡的同類形式拉緻了去了，這就不好。
思想必是有形式的，沒有它自己生成的形式，即是未成為思想，是思想的未開先萎了。
譬如書法，書生于心思，要有書自己的、直接的造形，不要筆與手代為之造形，所以筆死則字活，筆如笨椎，手如枯枝，則意志與息直接運行流注而成字。
最好的工具都是笨的簡單的，如石匠的鑿，如筷子，如圍棋的棋局與黑白子，因為笨與簡，不能幹，所以不礙意志與息的動有它自己的直接的造形，處處都是活機。
所以讀書看畫，寫字臨碑帖，是從其造形看到其造形之初，所謂遊于化機。
日本畫家堅山南風一次展覽會出品一幅沖繩舞伎，是畫的對他母親的思慕。
母親亡時才二十幾歲，家是在熊本，暑天忽然襲來了雷雨，她去庭前收衣裳，遭雷擊斃，八十年前的日本人家媳婦，有人世禮儀的安詳，而遭激烈的雷劫，彼時尚隻二歲的嬰兒今來畫她，卻成了一位沖繩舞娘的寫生，不是畫的舞姿，而是像人家姑娘的安坐着，那眉目清嚴，與衣裳顔色的那華麗，是日本的永遠的記憶，然而又皆是沖繩的。
這樣的不調和，而激烈鮮潔，是一個絕對的真實。
我看了歎息贊賞，堅山先生說他幼時惟聽鄰裡都贊他娘是真的生得美。
我因問堅山先生下次展覽會打算出什麼作品，他說：“下次畫什麼才大難呢，畫得畫不得全然未知。
”與堅山同負一世盛名的日本畫家奧村土牛，在電視答記者問他作畫的經驗感想，他說：“畫畫到底不是我所能做的。
”這兩位說的，即作畫也如作文章的寫些什麼？寫得出寫不出？都是未知。
因為它是生出來的，天成的，在生機天機的一個“機”字。
機即是未知。
革命的行動的形态，與新制度的形态，雖說有理論指導，還是不能前定的。
例如日本的明治維新，初時是“尊王攘夷”，途中卻攘夷變為開港了。
再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