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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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毀是自然的全機大用陽明山上秋天的太陽與風，使人想起禅僧說的“洪波浩渺，白浪滔天”，大自然一派空闊光明，人世的事無迹可尋。
然而人世的事具在。
三國演義裡卧龍岡的村店裡崔州平對劉備說話，開頭第一句是“漢末天下大亂”，單單這一句就如漁樵閑話，竟是超過了對于劫數的現實的感情，從天道來看事情。
如此，人即雖在劫數中，亦可與造化小兒相戲侮。
禅語有“泰山崩堕，海水倒立，莫教濕了老僧袈裟角”，這用定力來解釋即不得，卻是要用莊子的《逍遙遊》來解釋始得。
“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乃因其人是與天為徒。
崔州平與劉備生當亂世，而一個可以隐居鄉下，一個則能上馬殺賊，乃更覺親切了。
陽明山上，人跟前兩道虹氣，看天際大平洋與山下台北市，隻覺都是今天。
美俄在談判限制核兵器，美國總統訪問中國，日本與世界各國都在講究經濟不景氣對策。
但是到了要保持現狀，它就要不能保持了。
現在凡百都是世界規模的，不會是一個世界的劫毀嗎？偕柔如及姚君夫婦小孩到野柳矶邊玩，不知此處可也有滄海變桑田，桑田還為滄海之迹？ 隻是人世的興亡要如天地的成毀就好，因為有成與毀原是自然的全機大用。
印迦王國的廢墟，斜陽斷碣裡有神像倒地，連神也滅亡了。
埃及的廢墟亦然，連沒有歲月記憶。
今世紀的世界亦将毀滅、不留記憶嗎？美國電影有演二十一世紀的人類，一切都由機器安排，沒有事情，沒有可玩，連語彙都退化到極少，沒有書籍，沒有記憶。
那是亡與不亡都一樣了。
像這樣的，是連成毀之機亦亡了。
佛教以劫毀為無常，基督教更說是世界末日，惟中國莊子知成毀是一體之機。
中國民間把五胡亂華與黃巢的殺戮，看做天上放下來的殺星、反星。
殺星反星比正神還大。
禅宗每說喪失性命，英雄是尋常日子就像小孩玩戲的不知危險。
當初我們的祖先創造文明，他們在大自然的面前都像這樣的是小孩。
但是每次承平久了，我們就會變得吝啬，隻願成，不願毀，這就是私意。
正人的無私其實是大私，并非對于他人，而是對于自然。
倒反是黃巢豁達，所以輸給他了。
從來隻有英雄開國，沒有忠臣可以救亡，隻有說打天下，沒有說可以保江山。
但是黃巢當然敗滅，因為他與正人一般不知成與毀乃一體之機。
革命隻有向中國史上的成毀之迹學習。
湯恩比的書裡揭出不少古文明國滅亡了就沒有了。
或是它的文化被入侵的民族篡取了去，而它自己是滅亡了。
中國文明卻不滅亡，而且連同其民族與國家俱在，因于成毀而日新。
像巴比倫、埃及與希臘，雖其數學與哲學等不亡，而其國亡了，是法存而法身不存，還是不好，必要像中國的法與法身俱不亡才好。
法與法身離脫，還因那法——數學、科學與數學建築等是身外之物。
若法與法身為一，則法身可以長存。
中國文明是法與法身為一。
所以殷墟周迹、嬴颠劉蹶，乃至五胡亂華，如《洛陽伽藍記》 所載爾朱榮的殺戮與破壞，及五代史石敬瑭的殺戮與破壞，現實的中國亦不滅亡。
乃至元朝與清朝，亦仍是中國曆史的正統。
西方的曆史，羅馬興則希臘亡，兩者終不能為一。
印度亦亞利安人入侵，則達羅毗荼人從此被打下去了，彼此終不能融合。
中國與之不同。
中國最早自神農黃帝至夏殷周三代，但有朝代的興亡，而無異族異國的交代。
神農氏與黃帝的軒轅氏，夏人殷人與周人，其民族間相異的程度原來是怎樣的，我要研究每感覺困難，原因即是在此。
西方諸民族雖同化于希臘羅馬的文化，但是其民族間的相異終不解消，而中國卻是民族間的相異都解消了。
我前時曾以為王道如數學，今才知雖如數學，亦未能統一天下，王天下是還要有更根本的知性。
成毀之理是因于大自然的陰陽法則與不連續法則。
但是陰陽相異而不相否定，不連續亦不是斷絕，所以中國史上的成毀沒有一個舊的東西滅亡，而世界已是全新的。
日本的神社有新宮司的繼位，而無老宮司的死亡。
并非究極的自然才是無成與毀，即現實世界的成毀中亦可以是無成與毀。
故又成毀之機是在于物之真姿。
女畫家小倉遊龜說：“圖畫都是寫生。
畫家對着一枝梅花，以心眼觀得其背後的真姿，那才是真的梅花，寫生是寫的這梅花的真姿。
”萬物皆有其真姿，同出于大自然的意志與息，可以彼此相知，有個統一，故雖成毀，亦不是有一個舊的東西在死亡。
物之真姿是沒有死亡的。
人之真姿是真心。
人與人，民族與民族，真心相見即彼此說話能投機，成了同化。
所以張曉峰先生說金史亦是中國的正統史。
自然界的真姿，人世的真姿，無不相感相知，如登高一呼千山萬壑皆應，處處是機。
若無此機，縱使各民族使用的東西同，生活的方式同，如皆用數學與科學，皆行民主制度，亦不能使世界統一不能便民族同化。
乃至亦不是有了個仁義即可。
“旁人行仁義，莫若妾自知”，還是不能知心。
仁義的背後還要有東西。
世界統一是在萬物以真姿相見，如《易經》雲“聖人出而萬物睹”。
民族同化是人以真姿相見，如《大學》雲“在親民”。
這是中國文明的人世。
但是這樣的禮樂人世何以不能長治久安，卻到時候又要天下大亂？答曰：正是因為要有成與毀才好。
人世的成毀是可以好到像自然界的成毀。
地球上至今最大的成毀是太古時的造山運動，地殼七花八裂，海水潑翻，從中生出了高山大海的新秩序，而沒有一樣東西是變成了廢物，亦沒有一物埋葬，這才是成毀的大機大用。
這樣的大機大用，在中國史上的即是革命。
所以說，我們先不可有吝啬。
《紅樓夢》裡有晴雯撕扇子，寶玉與她說道：“譬如這扇子原是為取涼的，但你若為愛那一聲響，撕它也使得，隻是不可因為生氣而撕它，那就是惜物了。
”這撕扇子也是一個天地成毀。
革命者對于破壞是要有像這樣的好性情，才能與天地成毀之機相嬉戲。
機在卦象與爻位 世界上惟中國人在學問上知道有個“機”字。
古印度人與希臘人因為不知有一個“機”字，所以提出了對于運動的疑問。
動必有其始發，而在理論上求此始發不可得。
他們的結論是否定了動。
而其後西洋人是把這理論上的問題付之不問，隻顧去發展力學，成立運動的法則。
他們以為力學的運動法則足夠說明天體的秩序，但是看了今世紀五十年代天文學上的發見，才知道其不對。
至其不足以說明生物的現象，更是不待說了。
這裡仍然是那古老的問題在作怪。
古印度人與希臘人提出了對運動的疑問，與對無理數的煩惱，至今世紀的素粒子研究與天體研究而驟然變得非常深刻。
但是中國的學問早就把來解答了：運動的始發是有的，那就是一個“機” 字。
無理數忽然出來有理數，也是這個“機”字。
欲知機字，先要曉得大自然的意志與息，以及此意志與息之賦于萬物。
究極的自然是無，而忽然生出素粒子，此是第一機。
第一機沒有原因與理由，所以又可說是空機。
素粒子演成萬物，萬物皆有機，是為第二機。
第二機是大自然的意志與息之機依于物質而顯現，多少受有物體的限制與他物體的影響，所以又可稱為色機。
色機是沾了色的空機。
數學與物理學惟可記述機之迹，如宇宙線的飛迹，而不足以知機。
知機是要以龜蓍。
但第一機不能用筮占，因卦爻象數是有了物之後，而第一機如素粒子的飛出，是尚在有物之先。
是空機，隻能用龜蔔來感知。
色機是有物質了，可用卦爻象數來筮占。
但空機亦寓于物質中，空機與色機是亦在一起，亦有出入，所以雖已有了卦爻象數，既用蓍占，亦仍不廢龜蔔，而且是龜更着重。
欲知空機，先要知究極的自然的意志與息。
欲知色機，先要知此大自然的意志與息所賦于萬物的次第。
素粒子是将成物質，猶未成物質。
素粒子要結合為原子核、原子、分子，始正式成為物質。
凡物皆賦有大自然的意志與息，故凡物皆是活的，雖如水石，亦能與人意相感應。
至如動植物，則是更有了命。
所以普通說的無生物與生物，應當說是生物與命物。
于是大自然所賦與的意志與息，各因其成形而表現，始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與動植物的天幹地支，且以之配于時序與方位。
素粒子始現陰陽。
正式成為物質後又始有五行與幹支。
萬物皆有陰陽與五行幹支。
物理學與化學說的元素，是物之質，而大自然的意志與息因于此物之質而運行者則為陰陽五行幹支之氣。
萬物皆是有生的，與有命的，彼此能感應，愛石者最能知石之息。
愛箫則箫至，愛古琴則古琴來。
物相與感應，故可以之為卦之象爻，而觀其變機。
卦象是物之真姿，物質的形态裡沒有機，是象裡才有機。
而機之時位則為爻。
物之形質沒有機，物之真姿才有機。
而理則學不知機。
理則學惟就物之形質來思考，說甲是乙或不是乙，編為大範疇，小範疇，更把集合與函數翻譯為理則學的方程式來判斷時機，都不準确。
如美軍對越南戰争之預測皆誤，如日本與世界各國對今番經濟不景氣之預測皆不中。
此皆藉電子計算器驅使世界性的情報，而終于自誤誤人者，是其所用的理則學的欠陷之故。
預測事機是着眼在一機字，理則學惟知條件，而機非條件。
萬物不是什麼範疇與命題的話。
萬物乃是生之諸姿。
一草一木一瓦礫裡皆有着個天地之始，機是在于這天地之始。
佛說衆生有情，瓦礫皆有佛性，一句話高出了西洋的哲學。
莊子亦說“道在瓦礫”。
而莊子更說出萬物皆生于大自然的息。
他說是“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而息同時是意志，故萬物皆有所向。
而《易經》的卦象爻數即是就此相吹與所向，而為消息往來與承乘比應，以逆知天地之機。
山川有靈氣，文章圖畫有氣韻，此語即高出了西洋的哲學與藝術論。
西洋人說宇宙的本體，隻知物質，而不知物之真姿，即是不知卦象。
氣韻為大自然之意志與息依于物之真姿而動。
其在曆史，則為曆史的氣運。
運是有着大自然的不連續法則在内了。
曆史有“氣運”一語，更高出了西洋史學的進化論與辯證法。
大自然的息之波現于物者為氣韻，而氣運的運，則是大自然的意志之現于曆史者。
天地一易，萬物皆史。
而《易經》以卦爻之消息往來與承乘比應說明其所以然，并預知其将然。
物與物相接在氣，相承、相乘、相比、相應，中國的聖人與革命者以此明于天下萬物變易之機。
卦爻的消息往來與承乘比應，使人聯想流體力學的與氣體運動的方程式，都是以極簡單的原理對應極複雜的動态。
但流體力學及氣體運動的方程式應用集合與函數，是以靜止的方法來對應運動。
數學與物理學都是把運動當作靜止的點線來處理，如同電影的連續，所以凡科學的方法都是靜止的方法。
惟獨中國文明的《易經》是以動的方法來對應運動。
以流體力學與氣體運動的方程式不能解明池冰的棱紋之所以然。
棱紋是迹，而結成棱紋者是機，從迹不能求得機。
物之機是在氣，要從氣之動才可以求得機。
是故《易經》裡說消息往來，而承乘比應則是物之氣在相承相乘相比相應。
科學的惟是靜止的方法，故惟能是記述的，而且可以科學的方法把來再現，但是如池冰之棱紋則不能被再現。
它隻有被創造（應當說是自我創造，自然界的萬物都是自己創造了自己），而科學不能創造。
科學隻是模仿自然界的理，而不知理是生于機。
惟中國文明的學問能是機智的嬉戲。
知卦爻的消息往來與承乘比應，則可以創造池冰之棱紋，尋常處都是千載一遇之機，而非再現，非複制。
今日的天機、地機、人機 《易經》以天地人為三才，此一句即蓋過了西洋的宗教與哲學，亦蓋過了印度的。
卦爻因之以占天機、地機與人機，并建立了古今惟一的極完備的學問體系。
孟子說天時地利人和，不如莊子說天籁與地籁人籁之即是天機、地機、人機。
蓋天機譬如節氣之至，地機譬如草木之萌，人機則使日月山海皆是人世的新意。
故又言人世，則天機是曆史的氣運，地機是此氣運之現于今日的現實條件，而人機則是革命，中國史上的革命是革天命。
天機因于地機而現，亦可說天機是勢，地機是形。
而人機則是道。
袁紹與曹操各言懷抱，紹言當此天下大亂，豪傑并起之時，吾欲據河北之地，以為形勢。
操曰：吾任天下豪傑之士，以道馭之，無所不可。
袁紹說的是天機地機，而曹操說的則是人機。
這可拿北伐來比。
北伐前夕，在西洋是人類智慧史上一個飛躍的時代，有量子論、相對論與原子核素粒子的發見，開出世界性的好節氣，于是中國亦激發了五四運動，當時的青年個個懷着未有名目的大志，想要做新詩，大家都覺得有個新時代要來了。
這就是曆史的氣運在轉了。
這就是北伐的天機。
而北伐前夕這種世界性的好節氣反映于我國的内外實際狀況，則是謂之地機。
當時是國内的軍閥也還多少有點民國初年的新趣，北方軍閥的情形與西南軍閥的情形，離合敵對，是流動的。
國際如英國日本與俄國美國的對我國，好壞變化，亦是流動的，都還是活潑的形勢。
無論是友人是敵人他們那裡活潑，我們這裡也活潑，不像現在大陸單調的澱滞，與國際列強單調的澱滞，使我們也缺乏啟發。
北伐當時國民革命軍的打仗是強烈而激越的，外交是忍耐而活潑的，外交上我們與列強折沖改訂不平等條約，與利用列強制壓日本，可以說軍事上外交上到處都是活機。
而日本彼時，是其國情尚相當健康，未至全受軍部支配，故其出兵濟南等皆虎頭蛇尾，即是日本亦尚有智慧與餘裕可以進退，所以我們辦外交似難而易。
至于當時國内的軍閥亦是頗有些浪漫，所以我們容易分散打垮他們。
這些就都是北伐的地機好。
尚有人機，是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黃埔軍校，與誓師北伐的決斷行為。
當時的人都有英雄氣概，國民黨的上層領導者多是經過辛亥革命來的，中下層幹部是五四運動的潮流中出身，隻覺是一代人的眉眼輝映在中華江山的朝氣裡。
可惜途中
然而人世的事具在。
三國演義裡卧龍岡的村店裡崔州平對劉備說話，開頭第一句是“漢末天下大亂”，單單這一句就如漁樵閑話，竟是超過了對于劫數的現實的感情，從天道來看事情。
如此，人即雖在劫數中，亦可與造化小兒相戲侮。
禅語有“泰山崩堕，海水倒立，莫教濕了老僧袈裟角”，這用定力來解釋即不得，卻是要用莊子的《逍遙遊》來解釋始得。
“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乃因其人是與天為徒。
崔州平與劉備生當亂世，而一個可以隐居鄉下，一個則能上馬殺賊，乃更覺親切了。
陽明山上，人跟前兩道虹氣，看天際大平洋與山下台北市，隻覺都是今天。
美俄在談判限制核兵器，美國總統訪問中國，日本與世界各國都在講究經濟不景氣對策。
但是到了要保持現狀，它就要不能保持了。
現在凡百都是世界規模的，不會是一個世界的劫毀嗎？偕柔如及姚君夫婦小孩到野柳矶邊玩，不知此處可也有滄海變桑田，桑田還為滄海之迹？ 隻是人世的興亡要如天地的成毀就好，因為有成與毀原是自然的全機大用。
印迦王國的廢墟，斜陽斷碣裡有神像倒地，連神也滅亡了。
埃及的廢墟亦然，連沒有歲月記憶。
今世紀的世界亦将毀滅、不留記憶嗎？美國電影有演二十一世紀的人類，一切都由機器安排，沒有事情，沒有可玩，連語彙都退化到極少，沒有書籍，沒有記憶。
那是亡與不亡都一樣了。
像這樣的，是連成毀之機亦亡了。
佛教以劫毀為無常，基督教更說是世界末日，惟中國莊子知成毀是一體之機。
中國民間把五胡亂華與黃巢的殺戮，看做天上放下來的殺星、反星。
殺星反星比正神還大。
禅宗每說喪失性命，英雄是尋常日子就像小孩玩戲的不知危險。
當初我們的祖先創造文明，他們在大自然的面前都像這樣的是小孩。
但是每次承平久了，我們就會變得吝啬，隻願成，不願毀，這就是私意。
正人的無私其實是大私，并非對于他人，而是對于自然。
倒反是黃巢豁達，所以輸給他了。
從來隻有英雄開國，沒有忠臣可以救亡，隻有說打天下，沒有說可以保江山。
但是黃巢當然敗滅，因為他與正人一般不知成與毀乃一體之機。
革命隻有向中國史上的成毀之迹學習。
湯恩比的書裡揭出不少古文明國滅亡了就沒有了。
或是它的文化被入侵的民族篡取了去，而它自己是滅亡了。
中國文明卻不滅亡，而且連同其民族與國家俱在，因于成毀而日新。
像巴比倫、埃及與希臘，雖其數學與哲學等不亡，而其國亡了，是法存而法身不存，還是不好，必要像中國的法與法身俱不亡才好。
法與法身離脫，還因那法——數學、科學與數學建築等是身外之物。
若法與法身為一，則法身可以長存。
中國文明是法與法身為一。
所以殷墟周迹、嬴颠劉蹶，乃至五胡亂華，如《洛陽伽藍記》 所載爾朱榮的殺戮與破壞，及五代史石敬瑭的殺戮與破壞，現實的中國亦不滅亡。
乃至元朝與清朝，亦仍是中國曆史的正統。
西方的曆史，羅馬興則希臘亡，兩者終不能為一。
印度亦亞利安人入侵，則達羅毗荼人從此被打下去了，彼此終不能融合。
中國與之不同。
中國最早自神農黃帝至夏殷周三代，但有朝代的興亡，而無異族異國的交代。
神農氏與黃帝的軒轅氏，夏人殷人與周人，其民族間相異的程度原來是怎樣的，我要研究每感覺困難，原因即是在此。
西方諸民族雖同化于希臘羅馬的文化，但是其民族間的相異終不解消，而中國卻是民族間的相異都解消了。
我前時曾以為王道如數學，今才知雖如數學，亦未能統一天下，王天下是還要有更根本的知性。
成毀之理是因于大自然的陰陽法則與不連續法則。
但是陰陽相異而不相否定，不連續亦不是斷絕，所以中國史上的成毀沒有一個舊的東西滅亡，而世界已是全新的。
日本的神社有新宮司的繼位，而無老宮司的死亡。
并非究極的自然才是無成與毀，即現實世界的成毀中亦可以是無成與毀。
故又成毀之機是在于物之真姿。
女畫家小倉遊龜說：“圖畫都是寫生。
畫家對着一枝梅花，以心眼觀得其背後的真姿，那才是真的梅花，寫生是寫的這梅花的真姿。
”萬物皆有其真姿，同出于大自然的意志與息，可以彼此相知，有個統一，故雖成毀，亦不是有一個舊的東西在死亡。
物之真姿是沒有死亡的。
人之真姿是真心。
人與人，民族與民族，真心相見即彼此說話能投機，成了同化。
所以張曉峰先生說金史亦是中國的正統史。
自然界的真姿，人世的真姿，無不相感相知，如登高一呼千山萬壑皆應，處處是機。
若無此機，縱使各民族使用的東西同，生活的方式同，如皆用數學與科學，皆行民主制度，亦不能使世界統一不能便民族同化。
乃至亦不是有了個仁義即可。
“旁人行仁義，莫若妾自知”，還是不能知心。
仁義的背後還要有東西。
世界統一是在萬物以真姿相見，如《易經》雲“聖人出而萬物睹”。
民族同化是人以真姿相見，如《大學》雲“在親民”。
這是中國文明的人世。
但是這樣的禮樂人世何以不能長治久安，卻到時候又要天下大亂？答曰：正是因為要有成與毀才好。
人世的成毀是可以好到像自然界的成毀。
地球上至今最大的成毀是太古時的造山運動，地殼七花八裂，海水潑翻，從中生出了高山大海的新秩序，而沒有一樣東西是變成了廢物，亦沒有一物埋葬，這才是成毀的大機大用。
這樣的大機大用，在中國史上的即是革命。
所以說，我們先不可有吝啬。
《紅樓夢》裡有晴雯撕扇子，寶玉與她說道：“譬如這扇子原是為取涼的，但你若為愛那一聲響，撕它也使得，隻是不可因為生氣而撕它，那就是惜物了。
”這撕扇子也是一個天地成毀。
革命者對于破壞是要有像這樣的好性情，才能與天地成毀之機相嬉戲。
機在卦象與爻位 世界上惟中國人在學問上知道有個“機”字。
古印度人與希臘人因為不知有一個“機”字，所以提出了對于運動的疑問。
動必有其始發，而在理論上求此始發不可得。
他們的結論是否定了動。
而其後西洋人是把這理論上的問題付之不問，隻顧去發展力學，成立運動的法則。
他們以為力學的運動法則足夠說明天體的秩序，但是看了今世紀五十年代天文學上的發見，才知道其不對。
至其不足以說明生物的現象，更是不待說了。
這裡仍然是那古老的問題在作怪。
古印度人與希臘人提出了對運動的疑問，與對無理數的煩惱，至今世紀的素粒子研究與天體研究而驟然變得非常深刻。
但是中國的學問早就把來解答了：運動的始發是有的，那就是一個“機” 字。
無理數忽然出來有理數，也是這個“機”字。
欲知機字，先要曉得大自然的意志與息，以及此意志與息之賦于萬物。
究極的自然是無，而忽然生出素粒子，此是第一機。
第一機沒有原因與理由，所以又可說是空機。
素粒子演成萬物，萬物皆有機，是為第二機。
第二機是大自然的意志與息之機依于物質而顯現，多少受有物體的限制與他物體的影響，所以又可稱為色機。
色機是沾了色的空機。
數學與物理學惟可記述機之迹，如宇宙線的飛迹，而不足以知機。
知機是要以龜蓍。
但第一機不能用筮占，因卦爻象數是有了物之後，而第一機如素粒子的飛出，是尚在有物之先。
是空機，隻能用龜蔔來感知。
色機是有物質了，可用卦爻象數來筮占。
但空機亦寓于物質中，空機與色機是亦在一起，亦有出入，所以雖已有了卦爻象數，既用蓍占，亦仍不廢龜蔔，而且是龜更着重。
欲知空機，先要知究極的自然的意志與息。
欲知色機，先要知此大自然的意志與息所賦于萬物的次第。
素粒子是将成物質，猶未成物質。
素粒子要結合為原子核、原子、分子，始正式成為物質。
凡物皆賦有大自然的意志與息，故凡物皆是活的，雖如水石，亦能與人意相感應。
至如動植物，則是更有了命。
所以普通說的無生物與生物，應當說是生物與命物。
于是大自然所賦與的意志與息，各因其成形而表現，始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與動植物的天幹地支，且以之配于時序與方位。
素粒子始現陰陽。
正式成為物質後又始有五行與幹支。
萬物皆有陰陽與五行幹支。
物理學與化學說的元素，是物之質，而大自然的意志與息因于此物之質而運行者則為陰陽五行幹支之氣。
萬物皆是有生的，與有命的，彼此能感應，愛石者最能知石之息。
愛箫則箫至，愛古琴則古琴來。
物相與感應，故可以之為卦之象爻，而觀其變機。
卦象是物之真姿，物質的形态裡沒有機，是象裡才有機。
而機之時位則為爻。
物之形質沒有機，物之真姿才有機。
而理則學不知機。
理則學惟就物之形質來思考，說甲是乙或不是乙，編為大範疇，小範疇，更把集合與函數翻譯為理則學的方程式來判斷時機，都不準确。
如美軍對越南戰争之預測皆誤，如日本與世界各國對今番經濟不景氣之預測皆不中。
此皆藉電子計算器驅使世界性的情報，而終于自誤誤人者，是其所用的理則學的欠陷之故。
預測事機是着眼在一機字，理則學惟知條件，而機非條件。
萬物不是什麼範疇與命題的話。
萬物乃是生之諸姿。
一草一木一瓦礫裡皆有着個天地之始，機是在于這天地之始。
佛說衆生有情，瓦礫皆有佛性，一句話高出了西洋的哲學。
莊子亦說“道在瓦礫”。
而莊子更說出萬物皆生于大自然的息。
他說是“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而息同時是意志，故萬物皆有所向。
而《易經》的卦象爻數即是就此相吹與所向，而為消息往來與承乘比應，以逆知天地之機。
山川有靈氣，文章圖畫有氣韻，此語即高出了西洋的哲學與藝術論。
西洋人說宇宙的本體，隻知物質，而不知物之真姿，即是不知卦象。
氣韻為大自然之意志與息依于物之真姿而動。
其在曆史，則為曆史的氣運。
運是有着大自然的不連續法則在内了。
曆史有“氣運”一語，更高出了西洋史學的進化論與辯證法。
大自然的息之波現于物者為氣韻，而氣運的運，則是大自然的意志之現于曆史者。
天地一易，萬物皆史。
而《易經》以卦爻之消息往來與承乘比應說明其所以然，并預知其将然。
物與物相接在氣，相承、相乘、相比、相應，中國的聖人與革命者以此明于天下萬物變易之機。
卦爻的消息往來與承乘比應，使人聯想流體力學的與氣體運動的方程式，都是以極簡單的原理對應極複雜的動态。
但流體力學及氣體運動的方程式應用集合與函數，是以靜止的方法來對應運動。
數學與物理學都是把運動當作靜止的點線來處理，如同電影的連續，所以凡科學的方法都是靜止的方法。
惟獨中國文明的《易經》是以動的方法來對應運動。
以流體力學與氣體運動的方程式不能解明池冰的棱紋之所以然。
棱紋是迹，而結成棱紋者是機，從迹不能求得機。
物之機是在氣，要從氣之動才可以求得機。
是故《易經》裡說消息往來，而承乘比應則是物之氣在相承相乘相比相應。
科學的惟是靜止的方法，故惟能是記述的，而且可以科學的方法把來再現，但是如池冰之棱紋則不能被再現。
它隻有被創造（應當說是自我創造，自然界的萬物都是自己創造了自己），而科學不能創造。
科學隻是模仿自然界的理，而不知理是生于機。
惟中國文明的學問能是機智的嬉戲。
知卦爻的消息往來與承乘比應，則可以創造池冰之棱紋，尋常處都是千載一遇之機，而非再現，非複制。
今日的天機、地機、人機 《易經》以天地人為三才，此一句即蓋過了西洋的宗教與哲學，亦蓋過了印度的。
卦爻因之以占天機、地機與人機，并建立了古今惟一的極完備的學問體系。
孟子說天時地利人和，不如莊子說天籁與地籁人籁之即是天機、地機、人機。
蓋天機譬如節氣之至，地機譬如草木之萌，人機則使日月山海皆是人世的新意。
故又言人世，則天機是曆史的氣運，地機是此氣運之現于今日的現實條件，而人機則是革命，中國史上的革命是革天命。
天機因于地機而現，亦可說天機是勢，地機是形。
而人機則是道。
袁紹與曹操各言懷抱，紹言當此天下大亂，豪傑并起之時，吾欲據河北之地，以為形勢。
操曰：吾任天下豪傑之士，以道馭之，無所不可。
袁紹說的是天機地機，而曹操說的則是人機。
這可拿北伐來比。
北伐前夕，在西洋是人類智慧史上一個飛躍的時代，有量子論、相對論與原子核素粒子的發見，開出世界性的好節氣，于是中國亦激發了五四運動，當時的青年個個懷着未有名目的大志，想要做新詩，大家都覺得有個新時代要來了。
這就是曆史的氣運在轉了。
這就是北伐的天機。
而北伐前夕這種世界性的好節氣反映于我國的内外實際狀況，則是謂之地機。
當時是國内的軍閥也還多少有點民國初年的新趣，北方軍閥的情形與西南軍閥的情形，離合敵對，是流動的。
國際如英國日本與俄國美國的對我國，好壞變化，亦是流動的，都還是活潑的形勢。
無論是友人是敵人他們那裡活潑，我們這裡也活潑，不像現在大陸單調的澱滞，與國際列強單調的澱滞，使我們也缺乏啟發。
北伐當時國民革命軍的打仗是強烈而激越的，外交是忍耐而活潑的，外交上我們與列強折沖改訂不平等條約，與利用列強制壓日本，可以說軍事上外交上到處都是活機。
而日本彼時，是其國情尚相當健康，未至全受軍部支配，故其出兵濟南等皆虎頭蛇尾，即是日本亦尚有智慧與餘裕可以進退，所以我們辦外交似難而易。
至于當時國内的軍閥亦是頗有些浪漫，所以我們容易分散打垮他們。
這些就都是北伐的地機好。
尚有人機，是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黃埔軍校，與誓師北伐的決斷行為。
當時的人都有英雄氣概，國民黨的上層領導者多是經過辛亥革命來的，中下層幹部是五四運動的潮流中出身，隻覺是一代人的眉眼輝映在中華江山的朝氣裡。
可惜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