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陽眩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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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去互選。
中國的政治也有選舉，但是選舉者與被選舉者皆限于士；士是志在天下，修身砥行，學有政治的思想與才識的。
士也是從國民中出來的，如同數學者與物理學者的亦是從國民中出來的，但是不能選舉國民中的商人與工農去當政治家。
立法與監察亦是一樣，商人與工農的代表不能去為科學者學會會員，亦不能為政府去立法與監察。
所以孫先生的完全是對的。
政治是先知先覺之士所應做的，而孫先生所期待于國民黨員者即是立志要做這樣的國士與天下士。
孫先生說的“知難行易”，從科學上最可以看得出來。
你要發見量子論與相對論才是難，你知道了量子論與相對論，再去發見原子核就比較容易了。
發見了原子核，再去做原子能發電就更容易了。
現在用霧箱捉住宇宙線的飛迹，用大加速器打擊出許多新種類的素粒子，皆容易做得；但要知道大自然裡何以可有這些宇宙線與新種類的素粒子的存在的理由，這就非常難了。
數學更是發現原理難，把發見了的原理來做計算容易。
政治亦是如此，立國的大道與國事的安危存亡之機不是一般國民所能知的。
中國向來是說民本，不說民主。
國以民為本，不是由民來出主意。
政治惟是要注意民間對于政府行事的反映。
譬如醫生要注意病人的反映，但不能聽由病人的意思來處方。
又如學校随時要看看學生的反映，但不能依據學生的意思來施教。
政府對于國民亦是如此。
這與尊重不尊重國民的話完全無關。
譬如你家裡時時要注意小孩子的反映，但是不能聽由小孩子來作主張，這并不是看輕小孩子。
這樣的道理非常明白，然則西洋為什麼要那樣呢？西洋的議會制度當初原是為商人對國王争權利而設的機關，政治為争權利，而且憲法承認政治是為争權利的正當性，這哪裡還是政治？所以西洋民主的反面便是獨裁，民主與獨裁不過是一文銅錢的正反面。
孫先生說知性的政治，與他說王道不說霸道是同一個意思。
凡是知性的東西，皆不假權力霸力的，譬如數學與物理學，怎樣講強力的人亦不能抵抗它，何況是比數學與物理學更高更深廣的知性政治呢？作數學上的與物理學上的研究時要無私無我，不可雜以功利與權力霸力的思想，否則不可能有大發見，做政治的事亦要如此。
日本明治維新後采用西洋憲法，結果出來了軍部的政治，緻有昭和的大敗戰。
其間的消息，并非軍部破壞了議會制度，倒是軍部利用了議會制度。
當初明治憲法是以尊皇為前提，而且頒行教育敕語與軍人敕語為輔，以防止全部西洋化，用意不可謂不善，但是這樣拼湊撐托着的東西畢竟不得調和。
而且明治雖行憲法，然政以人存，當時為政者皆是舊藩士維新出身者，但至大正昭和而為西洋式的文化人所接替，遂結托于産業界的财閥而不以為非，比起來，軍部倒是還有士的意氣，他們搶得了議會制度在手，但是亦不知政治。
于是那拼湊撐托着的議會政治的不調和，遂完全曝露，變為沒有了政治。
印度是獨立後采用民主政治，其國民會議與西洋的議會雖稍有不同，但說不上有印度自己的制度的創造。
而此時敗戰後的日本的完全采用了西洋的議會制度。
這回是真的完全沒有政治，也要沒有日本了。
孫先生生前不及看到印度獨立，無論敗戰後的日本的事情。
孫先生是于民元前後寄寓日本多次，觀察明治的議會政治，中國無尊皇與教育敕語等可以之撐托，不得不就議會制度的性格自身加以改革，這就是《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的發想的由來了。
《建國方略》發表于民國七年，《三民主義》發表于民國八年，《建國大綱》發表于民國十二年。
而五四運動起于民國八年。
“五四”是所謂對西洋文化的啟蒙運動，隻聽得一片聲喧鬧說要科學與民主，可是對于就在這前後出世的量子論與相對論以及孫先生的政治論，當時都反為忽略了。
而及至五四運動的喧鬧剛要告一段落，大家可以靜下來看看想想的時候，接着左傾思想上市了。
彼時北伐将起，中國民族正進入一個大行動的時代，共産黨就教人隻須判定左與右，革命與反革命，此外不必多研究，這恰恰适應了行動時代的文化人與青年的浮動心理，大家哪裡還肯細心去研究孫先生的政治論呢？ 五四運動與北伐的潮時一過，文人學者亦有靜下來做學問的，但他們
中國的政治也有選舉，但是選舉者與被選舉者皆限于士；士是志在天下，修身砥行，學有政治的思想與才識的。
士也是從國民中出來的，如同數學者與物理學者的亦是從國民中出來的，但是不能選舉國民中的商人與工農去當政治家。
立法與監察亦是一樣，商人與工農的代表不能去為科學者學會會員，亦不能為政府去立法與監察。
所以孫先生的完全是對的。
政治是先知先覺之士所應做的，而孫先生所期待于國民黨員者即是立志要做這樣的國士與天下士。
孫先生說的“知難行易”，從科學上最可以看得出來。
你要發見量子論與相對論才是難，你知道了量子論與相對論，再去發見原子核就比較容易了。
發見了原子核，再去做原子能發電就更容易了。
現在用霧箱捉住宇宙線的飛迹，用大加速器打擊出許多新種類的素粒子，皆容易做得；但要知道大自然裡何以可有這些宇宙線與新種類的素粒子的存在的理由，這就非常難了。
數學更是發現原理難，把發見了的原理來做計算容易。
政治亦是如此，立國的大道與國事的安危存亡之機不是一般國民所能知的。
中國向來是說民本，不說民主。
國以民為本，不是由民來出主意。
政治惟是要注意民間對于政府行事的反映。
譬如醫生要注意病人的反映，但不能聽由病人的意思來處方。
又如學校随時要看看學生的反映，但不能依據學生的意思來施教。
政府對于國民亦是如此。
這與尊重不尊重國民的話完全無關。
譬如你家裡時時要注意小孩子的反映，但是不能聽由小孩子來作主張，這并不是看輕小孩子。
這樣的道理非常明白，然則西洋為什麼要那樣呢？西洋的議會制度當初原是為商人對國王争權利而設的機關，政治為争權利，而且憲法承認政治是為争權利的正當性，這哪裡還是政治？所以西洋民主的反面便是獨裁，民主與獨裁不過是一文銅錢的正反面。
孫先生說知性的政治，與他說王道不說霸道是同一個意思。
凡是知性的東西，皆不假權力霸力的，譬如數學與物理學，怎樣講強力的人亦不能抵抗它，何況是比數學與物理學更高更深廣的知性政治呢？作數學上的與物理學上的研究時要無私無我，不可雜以功利與權力霸力的思想，否則不可能有大發見，做政治的事亦要如此。
日本明治維新後采用西洋憲法，結果出來了軍部的政治，緻有昭和的大敗戰。
其間的消息，并非軍部破壞了議會制度，倒是軍部利用了議會制度。
當初明治憲法是以尊皇為前提，而且頒行教育敕語與軍人敕語為輔，以防止全部西洋化，用意不可謂不善，但是這樣拼湊撐托着的東西畢竟不得調和。
而且明治雖行憲法，然政以人存，當時為政者皆是舊藩士維新出身者，但至大正昭和而為西洋式的文化人所接替，遂結托于産業界的财閥而不以為非，比起來，軍部倒是還有士的意氣，他們搶得了議會制度在手，但是亦不知政治。
于是那拼湊撐托着的議會政治的不調和，遂完全曝露，變為沒有了政治。
印度是獨立後采用民主政治，其國民會議與西洋的議會雖稍有不同，但說不上有印度自己的制度的創造。
而此時敗戰後的日本的完全采用了西洋的議會制度。
這回是真的完全沒有政治，也要沒有日本了。
孫先生生前不及看到印度獨立，無論敗戰後的日本的事情。
孫先生是于民元前後寄寓日本多次，觀察明治的議會政治，中國無尊皇與教育敕語等可以之撐托，不得不就議會制度的性格自身加以改革，這就是《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的發想的由來了。
《建國方略》發表于民國七年，《三民主義》發表于民國八年，《建國大綱》發表于民國十二年。
而五四運動起于民國八年。
“五四”是所謂對西洋文化的啟蒙運動，隻聽得一片聲喧鬧說要科學與民主，可是對于就在這前後出世的量子論與相對論以及孫先生的政治論，當時都反為忽略了。
而及至五四運動的喧鬧剛要告一段落，大家可以靜下來看看想想的時候，接着左傾思想上市了。
彼時北伐将起，中國民族正進入一個大行動的時代，共産黨就教人隻須判定左與右，革命與反革命，此外不必多研究，這恰恰适應了行動時代的文化人與青年的浮動心理，大家哪裡還肯細心去研究孫先生的政治論呢？ 五四運動與北伐的潮時一過，文人學者亦有靜下來做學問的，但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