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陽眩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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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是西洋學院派的學問,凡百觀念是十九世紀歐洲的,與孫先生的新思想新學問合不來。

    他們以為孫先生的思想不夠深刻,不以之為對手。

    這批人是今時教育界學術方面的代表者,他們亦或發表時論,都是些極淺薄的民主雲雲,淺薄得與他們的地位不稱。

     其實《建國大綱》明白規定,憲法草案當本于《建國大綱》,亦即革命之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是憲法之所出生,非憲法所可改變之,然則國民政府事實上是永久性的制度,并非隻是過渡時期的。

     《建國大綱》規定開國民大會而不要議會,這真是大見識。

    國民大會于六年之任期中隻開會一次,為選舉總統及議憲法之外,幾于無所事事。

    在外國屬于國會之立法與監察的職權,乃由立法院與監察院行之,五院中惟此二院是由民選,而與他三院同屬于國民政府之組織,民意機關與行政機關同居雜處而為一體,與《周禮·王制》之王官即生在王民裡,王官與王民在政事及祭事上一體化之意義正相合。

    孫先生未必是有意從王制發想,而自然相合,數學上的發想與文章的發想會有妙意天成,孫先生的是政治上的發想亦好到像這樣。

     至于國民大會,我是曾經想到過其與民間起兵的關系。

    從來民間起兵都是因為世景霧數了之故,然而有了國民大會則可使政治的氣運常是新鮮的,無形中化除了民間起兵,井田制時代,遠自夏殷以前以至周末,有諸侯起兵而無民間起兵,因為井田制王官與王民在一起,朝廷縱或無道,民間亦仍清好之故,然則雖在今日,亦仍可考慮如何寓王官與王民之意于國民大會的。

     我是這回重讀《建國大綱》才又得了新的啟發,以為國民大會于會期之外還可以像《周禮·王制》裡王官的生在萬民裡,而指導萬民做下列兩項事情。

    第一項下要做的是:辦理征兵、辦理民間防空體制、道路與灌溉工程、鄰裡村鎮的秩序。

    這隻要做得好,可以代替西洋式的社會組織與警察秩序,合于曾國藩的保甲團練的作法的現代化。

    而且也可以代替美國式的與蘇俄式的産業國家體制的秩序,使産業與人親,有人世的風景。

     第二項下要做的是:恢複民間禮儀,美化節氣與祭祀,提倡民族的娛樂(參考日本的劍道、弓道、茶道、花道、香道、圍棋、古來的舞樂與民謠等)。

    這亦是隻要做得好,可以代替西洋的單為物質的動物式的競技與感官的享樂。

    中國傳統的禮,如冠禮有立志的自覺,如婚禮有男女定位之美,如鄉飲酒禮是教人知有人世秩序之清平,又如射禮等,凡此皆應當複興的,形式雖不妨相當加以改變,原來的意義不可以喪失。

     前此辛亥革命與北伐都有民間起兵的性質,連對日抗戰亦然,從這裡出來的國民大會自然亦呈表現政治上的氣候的。

    民間起兵是全民的,但是由士從中指導。

    國民大會是由于普選,惟須有士從中指導即可。

    但立法院與監察院的委員則非士不可,而亦由于普選,此中就要看國民黨員的發揮作用了。

     五權憲法的基本之點是在于以士為政。

    士之出身或因于參加革命,或因于考績,或因于文官考試,或因于選舉。

    立法與監察,在西洋是列于國會的權限,必定與政府分為二截;五權憲法則編入政府中,與行政司法考試三院列在一起,把由于選舉的與由于革命的、考績的、考試的并比,若離若合,相反相比,譬如一篇好文章的章法。

    而國民大會的開設則更是着墨極簡,而含義無窮,可以由我們去加工。

     這是一個革命,而非法國革命俄國革命所可比的,乃至日本的明治維新亦被比下去了的革命。

    史上惟有周朝與漢朝開啟政治的與産業的新制度可以相比。

    而這革命的成功是系于士。

    孫先生是以士期待國民黨黨員,于學生勉以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即是要發揚中國獨有的士之傳統。

    孫先生創辦黃埔軍官學校,其後北伐以來更有黨政學校與政治大學,皆為培養革命之士。

    但是這裡要特别申說:教青年學孫先生遺教,同時更要教青年學孫先生的治學方法。

    即是要學孫先生的讀五經四書以為根本,而以分别的眼光去學西洋的知識,如此才能生出我們自己的新思想。

     我也不說别人,隻說我自己以前對孫先生的思想與學問無知的程度,現在來回顧,真是可以詫異。

    下意識裡還是學校裡教的十九世紀西洋的物理學觀與曆史觀在作祟。

    中國人凡是受過學校教育的,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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