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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成數學方程式則是緻知了。
中國的音樂不是追求欲望的旋律，而是格物緻知的那種感。
但知性的事有一種是冥想的，如數學，又一種則是直觀的，如繪畫的寫生。
中國音樂的多是直觀的格物，而且當場把來造形，如自然的缟模樣。
但也不是沒有冥想的。
後世佛教的音樂傳入，如琴曲有《普安咒》，那調子就是冥想的沉寂，我也很喜愛。
受道教影響的道調亦帶冥想，但是飛揚的，就有仙意飄缈了。
而直觀的樂曲最好的是孔子作的琴曲《幽蘭》。
《幽蘭》随處都是思省，但不是冥想。
我送了一張《幽蘭》的唱片給岡潔，他聽了再三歎賞。
古琴曲有《平沙落雁》，我在日本時，去國之人聽見唱片，隻覺一派秋思，惟獨漢文明的人世才有的秋思。
還有《陽關三疊》，對友人那樣的惜别，再三囑咐。
昆曲我喜歡伍子胥的《寄子》。
還有是潘生聽琴與陳妙嫦的唱詞，聽了使人隻想要尋尋覓覓，而所尋覓的東西卻又就在這裡，那剛勁處是有着遠意，柔豔處又使人一往情深，并非遭浩劫化了灰，而是像花瓣墜泥，人世都是青春的思省。
中國是音樂亦生于五倫五常的人世。
有一支山東的古樂，是子路負米思親作的曲，我不知那樂器的名字，是弦又是竹，卻有像金屬樂器的高亢，那樣高亢的纏綿思慕，聽起來真覺有個孝子在負米一步一步的挨路，下午的天際白雲悠悠，他想念母親在家裡。
日本音樂我是喜歡能樂，能樂的是日本獨有的佛教的人世。
日本人重情，但能樂的是知性化了的情。
還有日本的盆誦民謠非常好。
此外是明治時代作的軍艦進行曲，海風海浪的活潑裡有人世的繁華，與西洋的軍艦進行曲單是無情的殺伐之聲不同。
連大正年代作的空軍進行曲，亦還有降落傘是碧空白雲中的花朵的感覺，可是到了昭和就人失知性，軍樂先壞了。
此外是印度的與伊朗高原的音樂尚是音樂。
有一天我從澀谷往橫濱，電車往郊外駛去，播送着貝多芬的交響曲，雜在鋼軌鐵輪的聲音裡，有一種爽朗。
這我才想起貝多芬的交響樂是有伊朗高原的音樂的影響。
原來波斯音樂是遺留有阿瑙與蘇撒新石器時代的音樂的面影，貝多芬把來采用了，可說是于西洋音樂起了一次革命，所以有其價值。
但西樂的音不精密具足，西洋人的感情又不能是道德的人事化，雖貝多芬也到底空疏。
貝多芬的交響曲有神的光，有數學式的知性，但是鋼琴的音不絕對精密，更有一個欠缺是沒有人事的感情，因為西洋物欲社會的人事感情是不能被寫入知性的音樂的。
後來西洋人是對貝多芬亦敬而遠之，要求黑人的音樂來滿足他們的物欲的人事感情了。
吳季劄觀樂而知國之盛衰。
國之将亂，雖禮制尚存，樂先迷失。
而天下将興，亦是先有樂。
最大的音樂是革命的音樂，如黃帝的《鹹池》，舜的《韶舞》，周初的《武》，唐初的《秦王破陣樂》。
樂與詩相連，民國之亂，是“五四”以來學的西洋文學緻一代的青年們情失其正，此即是禮樂之樂迷失了。
喪禮與不朽 舊石器人已知喪葬，但不明白死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新石器人悟得了大自然的無與有之理，于是曉得了人有魂魄。
依此承傳，中國有說有陽魂陰魄，日本人說有和魂荒魂，印度的古語阿賴耶識與末那識，原來亦是說的魂與魄。
魄是生命的識，而魂則是悟識。
人死後悟識是否可以不死？佛教說人死則滅入于涅盤，涅盤是悟識，是故不死。
而在于中國人則涅盤即是人世，漢文明的人世，即連不肖之輩與叛逆之徒亦不出其範圍，乃至全然平凡無奇的人們的所作所為，亦因其是在于這人世的，皆有個韻緻，是不死不朽的了。
魂是太古渡洪水而悟的民族才有的，所以西洋人是有魄無魂。
但西洋人之中亦有是與美索波達米亞文明有過關系的，他們有些關于魂魄的模糊記億，如歌德即在一處寫道“似乎魂靈是有二個的”。
但是一般西洋人隻知有一個魂靈，即是魄。
中國的經書裡沒有說魔，印度的神話與以色列人的《舊約》裡，是因為把魂與魄分裂了才有魔的。
魔是魄。
天堂地獄亦由于魄與魂的分裂。
埃及的冥土觀念，人死後到三途之川雲雲，則是承傳舊石器人的人死後亦仍在着的觀念而來，不過加以潤色了。
金字塔便是想象人死後亦仍像生前一樣。
埃及的傳說，當初未有天地，隻是幽暗的洪水中有一隻蟇，與美索波達米亞文明是異派，埃及的文明是舊石器人的底子而從美索波達米亞文明學得的東西，所以何處總感覺其有着巫魇似的。
埃及的冥土說傳入了印度、中國與日本，但皆不甚當它認真。
印度的仍是涅盤，中國的仍是隻講人世，日本是把佛教的極樂淨土亦看做隻是人世的幽遠。
人皆求不死不朽，基督教的天堂，佛教的極樂淨土，與禮樂的人世。
佛教的解脫生死雖好，亦不及《禮記》的喪禮但是珍重現世。
中國詩句裡有“霸圖殘照中”，其實英雄事迹正是在那悠悠殘照中永遠在着，不死不朽。
因為最真的存在是像夢。
男女之美 女心深邃，男人知之不盡，女人亦知男人不盡，這是一種美。
現在男女一目了然，卻又彼此不了解，則很不好。
畢竟是《易經》 說的男女乃陰陽之理，與《禮記》裡說的室家儀範，世界上他無其比。
世界上各民族多說女人是罪惡、不潔的，惟獨《禮記》與日本的《古事記》裡沒有說女人罪惡不潔，而惟說要男先女後。
本來是男女有别才好，男人是光，女人是顔色。
現在争着說要擴張女權，青年變得男女中性化，這乃是生物進化史的倒退。
原始生物無性别，亦能繁殖。
進化了才有性别，是先有雌。
有幾種低等生物隻有雌，沒有雄，但是亦能生殖。
再進化才出現了雄，其始是雌大雄小，如白蟻雌的身體比雄的大六十倍，又如海中有一種魚，雄的寄生在雌的身上，可比一粒赤豆之于一個西瓜。
有一種雌貝，殼内帶有七八隻小貝，乍看還當是她生出來的，不知是她的配偶。
低等生物中雄是藐小到如此，而且壽命都比雌的短，如蜜蜂的雌蜂可活五年，而雄蜂則隻能活三個月。
可是雄有變異力，發展得快，進化到了禽獸，譬如雄雞，體格毛羽威儀都追過雌雞。
到了人類，更是要由男人來開創天下了。
照這一段曆史看來，有雌雄并非為了生殖，而是為了變異，生物的進化是系于發展個性的變異能力。
雄的任務是變異力大，能促進子孫的優良化與創造性。
所以各民族的祖先都尊男卑女，他們是本能地感知了這進化的原理。
但惟有中國人說的最好。
《易經》與《禮記》裡說男尊女卑，譬如說天尊地卑，父母是尊親屬，小孩是卑親屬，并無權力觀念在内。
男尊女卑是從陰陽來說，而孟子别說男女有别。
我們的文明之美是在建築、衣裳、器皿、飲馔，這些都是有了家庭才發展的，而成家庭的是女人。
從有了家庭，才出來了人的行坐的姿勢之美，與賓主的禮儀，展開而為治國平天下。
所以女娲這樣被尊重，《詩經》裡第一篇詩即是歌詠女人之于周朝的王化。
今女人對于家庭要與男人一樣，此是自棄其在文明上的特殊地位。
禽獸是雌的不及雄的美，惟人可以男女齊美。
而現在的世風變得年輕女人比男人不好看，這便是倒退到禽獸了。
陰陽之理，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是故好男好女是男帶女相，女帶男相。
男帶女相是張良，司馬遷說張良的狀貌如婦人女子。
日本史上的大英雄如日本武尊與旭日将軍木曾義仲，史皆言其相貌如好女。
而女帶男相的則如卓文君與北魏文明皇後。
文明皇後行了均田制這件事，她的人就足與後來的唐太宗并稱。
卓文君她的《白頭吟》是完全女性的，卻有如李陵河梁詩的亮烈。
而還有是北宋的女詞人朱淑貞，她完全是未經世故的女兒與年輕的妻，她的詩詞是春天的而亦有秋天晴空的爽闊，與蘇轼辛棄疾的詞同其大。
雖說是夫唱婦随，但昔人是把來譬喻為如調琴瑟，琴是帶頭，瑟是跟，一個是主一個是從，然而途中可以不妨小小叛逆，偶而賓主易位，而忽又主從順行，男女的相引相推相唱随，皆隻是兩小無猜的淘氣好玩，所以做了夫婦亦仍如金童玉女。
春秋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孝是思親，思親是思本。
譬如數學上的思本，便是要幾次三番地又想到數之所從來的無理數，如此才又有微分、積分、虛數等新發見。
物理學上的思本，是要想到物質之所從來的究極的自然，如此才可以對于素領域的現象與現實世界的現象有新的發見與其解說。
而思親則是對于文明的由來的思慕。
我今思慕父母，即有父母那一代的山河歲月，使我對于現前世界的事有所思省。
忠臣出于孝子之門，革命者亦是出于孝子之門。
清末革命志士以黃帝紀元，乃是民族的大孝。
國父的思想發揚中國民族的先聖先賢的志學，亦是大孝。
“志在春秋”，則是要創造将來。
創造将來是因于曆史的自覺，民族大孝的遂行。
西洋人無孝思，亦無對曆史的感情，是因他們的祖先原是北歐舊石器人，對于新石器文明的創造他們無權無分無記念。
所以史學惟能出在中國人。
基督教的《舊約》似是曆史，但因神大而人小，沒有人世，營養不良而萎縮了。
《佛說本生經》亦似是曆史，但《本生經》是個人的修行經曆，不是一個民族的修行經曆。
曆史必須是一個民族的修行經曆。
西洋人今以科學方法治曆史學，當然有成績，特别是世界古文明國的地下史料的發掘，又如中國的史料亦在法國與美國搜集整理得很好。
但史學不單是記錄，而更在于說明其意義。
這可是他們不能了。
盧騷的曆史契約說，黑格爾的曆史哲學皆是不諧于大自然的意志與法則的。
西洋沒有人世，他們的那種社會史根本不知何謂文明。
西洋的曆史學着作還是要推古代希臘的希羅多德着的《曆史》，那有希臘人的對于世界的事情與知識的新鮮感覺，雖然亦是不知何謂文明。
孔子作的《春秋》，是世界上完成曆史學的第一部書。
雖然《春秋》隻是記的春秋時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
以前《尚書》記言重于記事，亦已有史學的自覺，但《春秋》是更為曆史上的人事立起準繩，而且有着對于曆史上人事的态度。
《春秋》是一部政治的是非史，單單講的政治，亦即是講的整個人世與整個時代，這是西洋的史學者怎麼亦不能想象的。
《春秋》的因是中國文明的政治，故可以這樣。
孔子在《春秋》裡提出批評政治是非的标準，同時亦是适用于批評一切人事的是非的标準，那一共五條： 一、尊王，一統天下為大。
二、明華夷之辨。
三、三綱五常的人世秩序。
四、政治之時與位。
五、對應自然界的現象。
先說尊王大一統。
自新石器文明悟得了無，人才有世界之大，世界是要有無限的感覺才是人的，如雲無限江山。
而王天下的王則是此世界的中心，138華學科學與哲學所以可尊。
後世西洋的社會上沒有那一樣可以是絕對尊貴的，隻可崇拜耶和華。
而印度則以佛為世尊，他們的王不尊。
沒有像漢文明的無限江山，是出不得真命天子的。
那些皆不及中國的與日本的尊王是現世的美。
蠻族不知有天下與王者之尊，惟知有征服地與未征服地，與強中之強的霸者。
然而亞述帝國極盛時的雄強，與馬其頓人亞曆山大大帝的遠征，皆使人緬想當年，此是因其尚為美索波達米亞文明的。
與希臘文明的知性的餘晖所照。
更後羅馬帝國的事就沒有這樣美了。
譬如春秋時的五霸，是因尚被周王室的餘晖所照，所以使人覺其霸得好。
日本史上是平清盛之霸，亦賴有王朝之美。
其後單隻講威力與富有的幕府時代，亦還是用的天皇的年号，才覺有天下世界。
中國民間是雖然到了民國，亦愛說“民國世界”，有着個世界，而且盼望有真命天子。
田頭農夫及城市街頭巷口的店員工人，皆最愛道聽塗說的講時事，北伐當年講說蔣總司令，抗戰勝利當年講說蔣委員長，講者聽者皆眉飛色舞，然而他們被左傾知識分子鄙夷。
這一段事情關系曆史，很可以思省。
人多說中國人民的政治知識幼稚，又沒有團結心，事實不然。
世界上的民族中惟獨中國人有漁樵閑話，打漁采樵之輩于山邊水邊工作休息之時，亦講述并慨歎前朝的英雄事迹。
舊戲裡兩漢、三國、隋唐、殘唐五代、元明之際的曆史劇很多，這都是外國所沒有的。
中國之外是惟日本亦有。
外國電影亦有曆史劇，但多是以男女愛情為主題，如埃及女王克麗奧沛屈拉，而中國的則多是與戀愛無關的一代英雄豪傑打江山的故事。
美國電影的曆史劇與戀愛無關的如《十誡》演摩西的故事，還有是演亞曆山大大帝的故事，皆場面很大，但亦不如中國的漁樵閑話的尋常。
其實像美國一般國民的對政治無知與不關心，那才是可驚。
中國的一般百姓雖或缺少議會制度選舉投票一類的知識，但是關心天下事，真正曉得什麼是政治的。
因為中國的百姓有《周禮·王制》 裡與王官一體為政的王民的經驗，還有後來曆朝民間起兵的經驗，而且現前辛亥革命，北伐與抗戰，皆是民間為主體。
北伐與抗戰當年，街頭巷口的店夥與工人，與隴上路邊的農夫販子的講蔣總司令、蔣委員長，像講戲文裡的朱元璋一般，那份風光才最是真的，可惜知識分子對他們不知音。
中國史上，向來是士與民間為知己，所以打得江山的。
但是民國之士變成了西洋式的知識分子，與街頭巷口的店夥工人及陌上路邊的農夫販子們不相知音了，可是一面尚存在着士領導民間的傳統關系。
戰後美國式的教育使知識分子更徹底的西洋化，前此“五四” 至抗戰勝利後不久的大學生，尚有自己是人民中的領導者的傳統意識，今則幾于全無了。
更不好的是電視普遍，全體國民皆被物量的聽視所塞滿，沒有了“無”，亦即沒有了傳統的天下觀念，又哪裡還有孔子說的尊王？中國向來是世上的人家與物一一皆有珍重與貴氣，為其中心的王室才是至尊。
今把人的尊嚴與物的美德都侮辱了，惟有獨夫偉大，那是獨裁，西洋才有的。
國父言王道以别于西洋的霸道，我們更要把孟子說的“王天下”與孔子說的“尊王”提出來，以别于西洋的政治學。
西洋式的教育方法與對電視的放任現狀，皆要加以徹底改革。
青年們是起碼要把《三國演義》也看看才好。
其次說《春秋》的明華夷之辨，這又正是今天我們的新鮮題目。
我們自己有些什麼？我們可如何對待西洋？ 釋迦分别佛法與無明，基督分别教徒與異教徒，皆是真有其所見，亦有其必要，然皆失之狹隘。
佛教雖言空色一如，但結論歸于涅盤，還是未免輕視了色，有以色為幻妄不實無明之嫌，所以後來色的方面翻本過來，印度教壓勝了佛教。
基督教在文明上的意義比佛教的又是另一種，但亦輕視色，以世俗為罪惡，而結果是屬于上帝的歸上帝，屬于世俗的歸世俗，變成了兩截。
再下去是把人分為革命與反革命，彼此各為其物質利益而鬥，完全與文明的知性的問題無關，那是最不足道了。
西洋史上與異端的辯論，我是喜歡蘇格拉底的。
他的是純粹知性的，而且多有講現實的問題的，比較與孔子孟子相近，但是對于異端的态度，釋迦的與基督的是宗教者的态度，蘇格拉底的是民主者的态度。
而孔孟的明華夷之辨，則是現實政治家對天下的責任态度，比蘇格拉底的另有一種嚴正，而比釋迦與基督寬大随和。
孔子是立三綱五常為華夏文明的基準，合于此的即是華，違悖此的即是夷。
雖是夷狄，他若依循三綱五常，此外可以不必苛求，亦不必多辯論，自然會得同化的。
華夏便是有這三綱五常最為壯大堅強，像幾何學之有點、線、面的定義與五條公理，不必跟人家多辯論。
印度與西洋皆因沒有三綱五常，所以釋迦與基督要多費口舌。
如此才想到五四運動的厲害就在破壞了綱常。
當時并無理由，單因西洋沒有，以為中國亦就不應該有。
綱常破壞了，對西洋思想文物的取舍就全無标準與堤防，要被洪水漂溺了。
日本明治維新，三綱五常屹然不動，故能采用西洋的新事物皆成為好，此次日本敗戰而被棄了三綱五常，日本人遂無選擇的西洋化，變得沒有了日本。
我們是其實隻要有三綱五常在，對于西洋的東西盡可以闊達，不必作小氣的選擇，采用了都可以順心悅耳，成為中國文明的風光的。
今天我們還是要把三綱五常再建起來。
三綱五常是春秋以之明華夷之辨，且亦以之觀國家的氣數。
綱常之壞，每始于男女之際失了敬意，而極于男女無别，此則是時代已整個的頹廢了。
然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句話卻須稍稍解釋。
原來中國的史官是從《周禮·王制》裡的天官而來，太史之位，列于三公，祭祀時太史司蔔筮與記載，平時在王左右，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且司天文與自然現象之記錄與解說。
每逢國有大事，乃問太史，以曆史為鏡子。
若天子親征，則太史抱簡冊與筆與王同車，軍敗社稷覆滅則死之。
太史所記，是由神示而為知性的是非判斷，非常有威嚴，雖對于王亦不寬假。
那威嚴非由權力，而是理知的威嚴。
因為史官所記載是非的背後，是有着比數學的公理還更堅強，更是絕對性的公理，即三綱五常的公理，以及依于時與位，要對應大自然的現象的公理。
西洋有大法官的尊嚴被人所公認，史官的卻不是法而是理，中國人每說“千人擡不動一個理字”，凡逢争執，常可以聽說“吃虧便宜無所謂，不過話一定要說說明白”，即是這件事的是非曲直的理必要說說明白。
而且王與公卿大夫死後有谥。
雖是王，生前做的事不好，被谥曰“厲王”，便孝子順孫亦不能把它來改。
而谥是依據史官所記載的來議定。
所以史官有這樣的尊嚴。
國中民間，說是這件事上了書，就覺很重大，這還是從史官的尊嚴而來。
經過秦始皇到了漢朝，史官的地位已不如周時之尊，但史冊的尊嚴感還是存在，直到後世，皆是因為中國人獨有的對于曆史的感情，與理知的天性。
可是孔子作《春秋》有他的創造，并非隻照原來史官的範圍。
他所創造的有三點。
一、綱常與時位與對應自然現象，是原來的史官就這樣做的，而“明華夷之辨”一句則是孔子所增加。
二、原來的史冊隻記載事迹的是非，而《春秋》的筆法則還看他做這件事的動機，雖同樣的事情亦可因做的人看是什麼人而意味不同。
即是看政治還要看政治家的人格修行，尤其政治家的言，不但看你說的對不對，還要看你說得是詩不是詩。
《春秋》有三傳：左氏、公羊與谷梁。
《左傳》很注重為政者之言，而且注重為政者的風貌的虔謹程度。
而且看為政者的知機識兆。
《左傳》在這些上頭所以比《公羊傳》《谷梁傳》更能體會并表達孔子的意思。
三、原來的史官對于時人隻有明其是非，此外沒有所謂史官對時人的态度，而孔子則有其獨自的對時人的态度。
釋迦對時人的态度是慈悲，蘇格拉底對時人是平等，基督對時人是愛，但孔子與他們都不同，孔子的是王者對天下人的态度。
孔子寫春秋二百四十年間事，可比我們寫康熙到民國今天的曆史，隻覺都是近在眼前的人事。
孔子一邊寫，一邊想着他和這些人們可如何把時勢弄好，再建王道的天下？他頓時想到這是出之有王者的抱負的對時人時事的看法與想法，又是歡喜，又是覺得不好意思起來，說道：“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這兩句話就是這樣解釋。
大學 宋儒把《大學》與《中庸》從《禮記》中提出來，并《論語》 《孟子》而為“四書”，自是一見識。
但四書是學問的方法，以之讀五經，而宋儒以四書為學問之究極，五經倒是為了說明四書。
如程頤的《易傳》，隻為說明四書，一點亦沒有說明《易經》。
比起來，朱熹的要算實學了。
他的說理與氣亦有所發明。
然而宋儒我總覺得要配以漢魏六朝的蕩子才好。
而且中國史上的數學與物理學自宋以後就萎了，也是很可惜的。
往時雖自漢尊儒，而如六朝與隋唐，士猶未至為儒所專有，蓋自南宋以後，始士為儒所專有。
漢朝尊儒是好的，而如明清自私塾習經書，以至科舉的試題，皆以宋儒之注為标準，儒家一尊變成宋儒一尊，則為大害了。
而宋儒實受佛教之影響，不屑行動與造形，所以惡遊俠之士，并輕視研究數學與物理學之士。
宋儒的缺點是，他們不知四書是行動的、造形的。
《大學》的本文自“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不過二百零六146華學科學與哲學字，比《般若心經》的二百六十字更短，但比《心經》有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這體系是演繹的： 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凡大學問，必是理論體系化的。
如牛頓的力學理論，普遍适用于自一粒沙至整個天體的運動。
但後來發見它并不具備，故又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那也是體系化到可被普遍應用于自一粒沙至全天體的運動，物質與時空的說明。
然而不久從素粒子的領域的現象，又發見相對論亦是不具備的理
中國的音樂不是追求欲望的旋律，而是格物緻知的那種感。
但知性的事有一種是冥想的，如數學，又一種則是直觀的，如繪畫的寫生。
中國音樂的多是直觀的格物，而且當場把來造形，如自然的缟模樣。
但也不是沒有冥想的。
後世佛教的音樂傳入，如琴曲有《普安咒》，那調子就是冥想的沉寂，我也很喜愛。
受道教影響的道調亦帶冥想，但是飛揚的，就有仙意飄缈了。
而直觀的樂曲最好的是孔子作的琴曲《幽蘭》。
《幽蘭》随處都是思省，但不是冥想。
我送了一張《幽蘭》的唱片給岡潔，他聽了再三歎賞。
古琴曲有《平沙落雁》，我在日本時，去國之人聽見唱片，隻覺一派秋思，惟獨漢文明的人世才有的秋思。
還有《陽關三疊》，對友人那樣的惜别，再三囑咐。
昆曲我喜歡伍子胥的《寄子》。
還有是潘生聽琴與陳妙嫦的唱詞，聽了使人隻想要尋尋覓覓，而所尋覓的東西卻又就在這裡，那剛勁處是有着遠意，柔豔處又使人一往情深，并非遭浩劫化了灰，而是像花瓣墜泥，人世都是青春的思省。
中國是音樂亦生于五倫五常的人世。
有一支山東的古樂，是子路負米思親作的曲，我不知那樂器的名字，是弦又是竹，卻有像金屬樂器的高亢，那樣高亢的纏綿思慕，聽起來真覺有個孝子在負米一步一步的挨路，下午的天際白雲悠悠，他想念母親在家裡。
日本音樂我是喜歡能樂，能樂的是日本獨有的佛教的人世。
日本人重情，但能樂的是知性化了的情。
還有日本的盆誦民謠非常好。
此外是明治時代作的軍艦進行曲，海風海浪的活潑裡有人世的繁華，與西洋的軍艦進行曲單是無情的殺伐之聲不同。
連大正年代作的空軍進行曲，亦還有降落傘是碧空白雲中的花朵的感覺，可是到了昭和就人失知性，軍樂先壞了。
此外是印度的與伊朗高原的音樂尚是音樂。
有一天我從澀谷往橫濱，電車往郊外駛去，播送着貝多芬的交響曲，雜在鋼軌鐵輪的聲音裡，有一種爽朗。
這我才想起貝多芬的交響樂是有伊朗高原的音樂的影響。
原來波斯音樂是遺留有阿瑙與蘇撒新石器時代的音樂的面影，貝多芬把來采用了，可說是于西洋音樂起了一次革命，所以有其價值。
但西樂的音不精密具足，西洋人的感情又不能是道德的人事化，雖貝多芬也到底空疏。
貝多芬的交響曲有神的光，有數學式的知性，但是鋼琴的音不絕對精密，更有一個欠缺是沒有人事的感情，因為西洋物欲社會的人事感情是不能被寫入知性的音樂的。
後來西洋人是對貝多芬亦敬而遠之，要求黑人的音樂來滿足他們的物欲的人事感情了。
吳季劄觀樂而知國之盛衰。
國之将亂，雖禮制尚存，樂先迷失。
而天下将興，亦是先有樂。
最大的音樂是革命的音樂，如黃帝的《鹹池》，舜的《韶舞》，周初的《武》，唐初的《秦王破陣樂》。
樂與詩相連，民國之亂，是“五四”以來學的西洋文學緻一代的青年們情失其正，此即是禮樂之樂迷失了。
喪禮與不朽 舊石器人已知喪葬，但不明白死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新石器人悟得了大自然的無與有之理，于是曉得了人有魂魄。
依此承傳，中國有說有陽魂陰魄，日本人說有和魂荒魂，印度的古語阿賴耶識與末那識，原來亦是說的魂與魄。
魄是生命的識，而魂則是悟識。
人死後悟識是否可以不死？佛教說人死則滅入于涅盤，涅盤是悟識，是故不死。
而在于中國人則涅盤即是人世，漢文明的人世，即連不肖之輩與叛逆之徒亦不出其範圍，乃至全然平凡無奇的人們的所作所為，亦因其是在于這人世的，皆有個韻緻，是不死不朽的了。
魂是太古渡洪水而悟的民族才有的，所以西洋人是有魄無魂。
但西洋人之中亦有是與美索波達米亞文明有過關系的，他們有些關于魂魄的模糊記億，如歌德即在一處寫道“似乎魂靈是有二個的”。
但是一般西洋人隻知有一個魂靈，即是魄。
中國的經書裡沒有說魔，印度的神話與以色列人的《舊約》裡，是因為把魂與魄分裂了才有魔的。
魔是魄。
天堂地獄亦由于魄與魂的分裂。
埃及的冥土觀念，人死後到三途之川雲雲，則是承傳舊石器人的人死後亦仍在着的觀念而來，不過加以潤色了。
金字塔便是想象人死後亦仍像生前一樣。
埃及的傳說，當初未有天地，隻是幽暗的洪水中有一隻蟇，與美索波達米亞文明是異派，埃及的文明是舊石器人的底子而從美索波達米亞文明學得的東西，所以何處總感覺其有着巫魇似的。
埃及的冥土說傳入了印度、中國與日本，但皆不甚當它認真。
印度的仍是涅盤，中國的仍是隻講人世，日本是把佛教的極樂淨土亦看做隻是人世的幽遠。
人皆求不死不朽，基督教的天堂，佛教的極樂淨土，與禮樂的人世。
佛教的解脫生死雖好，亦不及《禮記》的喪禮但是珍重現世。
中國詩句裡有“霸圖殘照中”，其實英雄事迹正是在那悠悠殘照中永遠在着，不死不朽。
因為最真的存在是像夢。
男女之美 女心深邃，男人知之不盡，女人亦知男人不盡，這是一種美。
現在男女一目了然，卻又彼此不了解，則很不好。
畢竟是《易經》 說的男女乃陰陽之理，與《禮記》裡說的室家儀範，世界上他無其比。
世界上各民族多說女人是罪惡、不潔的，惟獨《禮記》與日本的《古事記》裡沒有說女人罪惡不潔，而惟說要男先女後。
本來是男女有别才好，男人是光，女人是顔色。
現在争着說要擴張女權，青年變得男女中性化，這乃是生物進化史的倒退。
原始生物無性别，亦能繁殖。
進化了才有性别，是先有雌。
有幾種低等生物隻有雌，沒有雄，但是亦能生殖。
再進化才出現了雄，其始是雌大雄小，如白蟻雌的身體比雄的大六十倍，又如海中有一種魚，雄的寄生在雌的身上，可比一粒赤豆之于一個西瓜。
有一種雌貝，殼内帶有七八隻小貝，乍看還當是她生出來的，不知是她的配偶。
低等生物中雄是藐小到如此，而且壽命都比雌的短，如蜜蜂的雌蜂可活五年，而雄蜂則隻能活三個月。
可是雄有變異力，發展得快，進化到了禽獸，譬如雄雞，體格毛羽威儀都追過雌雞。
到了人類，更是要由男人來開創天下了。
照這一段曆史看來，有雌雄并非為了生殖，而是為了變異，生物的進化是系于發展個性的變異能力。
雄的任務是變異力大，能促進子孫的優良化與創造性。
所以各民族的祖先都尊男卑女，他們是本能地感知了這進化的原理。
但惟有中國人說的最好。
《易經》與《禮記》裡說男尊女卑，譬如說天尊地卑，父母是尊親屬，小孩是卑親屬，并無權力觀念在内。
男尊女卑是從陰陽來說，而孟子别說男女有别。
我們的文明之美是在建築、衣裳、器皿、飲馔，這些都是有了家庭才發展的，而成家庭的是女人。
從有了家庭，才出來了人的行坐的姿勢之美，與賓主的禮儀，展開而為治國平天下。
所以女娲這樣被尊重，《詩經》裡第一篇詩即是歌詠女人之于周朝的王化。
今女人對于家庭要與男人一樣，此是自棄其在文明上的特殊地位。
禽獸是雌的不及雄的美，惟人可以男女齊美。
而現在的世風變得年輕女人比男人不好看，這便是倒退到禽獸了。
陰陽之理，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是故好男好女是男帶女相，女帶男相。
男帶女相是張良，司馬遷說張良的狀貌如婦人女子。
日本史上的大英雄如日本武尊與旭日将軍木曾義仲，史皆言其相貌如好女。
而女帶男相的則如卓文君與北魏文明皇後。
文明皇後行了均田制這件事，她的人就足與後來的唐太宗并稱。
卓文君她的《白頭吟》是完全女性的，卻有如李陵河梁詩的亮烈。
而還有是北宋的女詞人朱淑貞，她完全是未經世故的女兒與年輕的妻，她的詩詞是春天的而亦有秋天晴空的爽闊，與蘇轼辛棄疾的詞同其大。
雖說是夫唱婦随，但昔人是把來譬喻為如調琴瑟，琴是帶頭，瑟是跟，一個是主一個是從，然而途中可以不妨小小叛逆，偶而賓主易位，而忽又主從順行，男女的相引相推相唱随，皆隻是兩小無猜的淘氣好玩，所以做了夫婦亦仍如金童玉女。
春秋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孝是思親，思親是思本。
譬如數學上的思本，便是要幾次三番地又想到數之所從來的無理數，如此才又有微分、積分、虛數等新發見。
物理學上的思本，是要想到物質之所從來的究極的自然，如此才可以對于素領域的現象與現實世界的現象有新的發見與其解說。
而思親則是對于文明的由來的思慕。
我今思慕父母，即有父母那一代的山河歲月，使我對于現前世界的事有所思省。
忠臣出于孝子之門，革命者亦是出于孝子之門。
清末革命志士以黃帝紀元，乃是民族的大孝。
國父的思想發揚中國民族的先聖先賢的志學，亦是大孝。
“志在春秋”，則是要創造将來。
創造将來是因于曆史的自覺，民族大孝的遂行。
西洋人無孝思，亦無對曆史的感情，是因他們的祖先原是北歐舊石器人，對于新石器文明的創造他們無權無分無記念。
所以史學惟能出在中國人。
基督教的《舊約》似是曆史，但因神大而人小，沒有人世，營養不良而萎縮了。
《佛說本生經》亦似是曆史，但《本生經》是個人的修行經曆，不是一個民族的修行經曆。
曆史必須是一個民族的修行經曆。
西洋人今以科學方法治曆史學，當然有成績，特别是世界古文明國的地下史料的發掘，又如中國的史料亦在法國與美國搜集整理得很好。
但史學不單是記錄，而更在于說明其意義。
這可是他們不能了。
盧騷的曆史契約說，黑格爾的曆史哲學皆是不諧于大自然的意志與法則的。
西洋沒有人世，他們的那種社會史根本不知何謂文明。
西洋的曆史學着作還是要推古代希臘的希羅多德着的《曆史》，那有希臘人的對于世界的事情與知識的新鮮感覺，雖然亦是不知何謂文明。
孔子作的《春秋》，是世界上完成曆史學的第一部書。
雖然《春秋》隻是記的春秋時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
以前《尚書》記言重于記事，亦已有史學的自覺，但《春秋》是更為曆史上的人事立起準繩，而且有着對于曆史上人事的态度。
《春秋》是一部政治的是非史，單單講的政治，亦即是講的整個人世與整個時代，這是西洋的史學者怎麼亦不能想象的。
《春秋》的因是中國文明的政治，故可以這樣。
孔子在《春秋》裡提出批評政治是非的标準，同時亦是适用于批評一切人事的是非的标準，那一共五條： 一、尊王，一統天下為大。
二、明華夷之辨。
三、三綱五常的人世秩序。
四、政治之時與位。
五、對應自然界的現象。
先說尊王大一統。
自新石器文明悟得了無，人才有世界之大，世界是要有無限的感覺才是人的，如雲無限江山。
而王天下的王則是此世界的中心，138華學科學與哲學所以可尊。
後世西洋的社會上沒有那一樣可以是絕對尊貴的，隻可崇拜耶和華。
而印度則以佛為世尊，他們的王不尊。
沒有像漢文明的無限江山，是出不得真命天子的。
那些皆不及中國的與日本的尊王是現世的美。
蠻族不知有天下與王者之尊，惟知有征服地與未征服地，與強中之強的霸者。
然而亞述帝國極盛時的雄強，與馬其頓人亞曆山大大帝的遠征，皆使人緬想當年，此是因其尚為美索波達米亞文明的。
與希臘文明的知性的餘晖所照。
更後羅馬帝國的事就沒有這樣美了。
譬如春秋時的五霸，是因尚被周王室的餘晖所照，所以使人覺其霸得好。
日本史上是平清盛之霸，亦賴有王朝之美。
其後單隻講威力與富有的幕府時代，亦還是用的天皇的年号，才覺有天下世界。
中國民間是雖然到了民國，亦愛說“民國世界”，有着個世界，而且盼望有真命天子。
田頭農夫及城市街頭巷口的店員工人，皆最愛道聽塗說的講時事，北伐當年講說蔣總司令，抗戰勝利當年講說蔣委員長，講者聽者皆眉飛色舞，然而他們被左傾知識分子鄙夷。
這一段事情關系曆史，很可以思省。
人多說中國人民的政治知識幼稚，又沒有團結心，事實不然。
世界上的民族中惟獨中國人有漁樵閑話，打漁采樵之輩于山邊水邊工作休息之時，亦講述并慨歎前朝的英雄事迹。
舊戲裡兩漢、三國、隋唐、殘唐五代、元明之際的曆史劇很多，這都是外國所沒有的。
中國之外是惟日本亦有。
外國電影亦有曆史劇，但多是以男女愛情為主題，如埃及女王克麗奧沛屈拉，而中國的則多是與戀愛無關的一代英雄豪傑打江山的故事。
美國電影的曆史劇與戀愛無關的如《十誡》演摩西的故事，還有是演亞曆山大大帝的故事，皆場面很大，但亦不如中國的漁樵閑話的尋常。
其實像美國一般國民的對政治無知與不關心，那才是可驚。
中國的一般百姓雖或缺少議會制度選舉投票一類的知識，但是關心天下事，真正曉得什麼是政治的。
因為中國的百姓有《周禮·王制》 裡與王官一體為政的王民的經驗，還有後來曆朝民間起兵的經驗，而且現前辛亥革命，北伐與抗戰，皆是民間為主體。
北伐與抗戰當年，街頭巷口的店夥與工人，與隴上路邊的農夫販子的講蔣總司令、蔣委員長，像講戲文裡的朱元璋一般，那份風光才最是真的，可惜知識分子對他們不知音。
中國史上，向來是士與民間為知己，所以打得江山的。
但是民國之士變成了西洋式的知識分子，與街頭巷口的店夥工人及陌上路邊的農夫販子們不相知音了，可是一面尚存在着士領導民間的傳統關系。
戰後美國式的教育使知識分子更徹底的西洋化，前此“五四” 至抗戰勝利後不久的大學生，尚有自己是人民中的領導者的傳統意識，今則幾于全無了。
更不好的是電視普遍，全體國民皆被物量的聽視所塞滿，沒有了“無”，亦即沒有了傳統的天下觀念，又哪裡還有孔子說的尊王？中國向來是世上的人家與物一一皆有珍重與貴氣，為其中心的王室才是至尊。
今把人的尊嚴與物的美德都侮辱了，惟有獨夫偉大，那是獨裁，西洋才有的。
國父言王道以别于西洋的霸道，我們更要把孟子說的“王天下”與孔子說的“尊王”提出來，以别于西洋的政治學。
西洋式的教育方法與對電視的放任現狀，皆要加以徹底改革。
青年們是起碼要把《三國演義》也看看才好。
其次說《春秋》的明華夷之辨，這又正是今天我們的新鮮題目。
我們自己有些什麼？我們可如何對待西洋？ 釋迦分别佛法與無明，基督分别教徒與異教徒，皆是真有其所見，亦有其必要，然皆失之狹隘。
佛教雖言空色一如，但結論歸于涅盤，還是未免輕視了色，有以色為幻妄不實無明之嫌，所以後來色的方面翻本過來，印度教壓勝了佛教。
基督教在文明上的意義比佛教的又是另一種，但亦輕視色，以世俗為罪惡，而結果是屬于上帝的歸上帝，屬于世俗的歸世俗，變成了兩截。
再下去是把人分為革命與反革命，彼此各為其物質利益而鬥，完全與文明的知性的問題無關，那是最不足道了。
西洋史上與異端的辯論，我是喜歡蘇格拉底的。
他的是純粹知性的，而且多有講現實的問題的，比較與孔子孟子相近，但是對于異端的态度，釋迦的與基督的是宗教者的态度，蘇格拉底的是民主者的态度。
而孔孟的明華夷之辨，則是現實政治家對天下的責任态度，比蘇格拉底的另有一種嚴正，而比釋迦與基督寬大随和。
孔子是立三綱五常為華夏文明的基準，合于此的即是華，違悖此的即是夷。
雖是夷狄，他若依循三綱五常，此外可以不必苛求，亦不必多辯論，自然會得同化的。
華夏便是有這三綱五常最為壯大堅強，像幾何學之有點、線、面的定義與五條公理，不必跟人家多辯論。
印度與西洋皆因沒有三綱五常，所以釋迦與基督要多費口舌。
如此才想到五四運動的厲害就在破壞了綱常。
當時并無理由，單因西洋沒有，以為中國亦就不應該有。
綱常破壞了，對西洋思想文物的取舍就全無标準與堤防，要被洪水漂溺了。
日本明治維新，三綱五常屹然不動，故能采用西洋的新事物皆成為好，此次日本敗戰而被棄了三綱五常，日本人遂無選擇的西洋化，變得沒有了日本。
我們是其實隻要有三綱五常在，對于西洋的東西盡可以闊達，不必作小氣的選擇，采用了都可以順心悅耳，成為中國文明的風光的。
今天我們還是要把三綱五常再建起來。
三綱五常是春秋以之明華夷之辨，且亦以之觀國家的氣數。
綱常之壞，每始于男女之際失了敬意，而極于男女無别，此則是時代已整個的頹廢了。
然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句話卻須稍稍解釋。
原來中國的史官是從《周禮·王制》裡的天官而來，太史之位，列于三公，祭祀時太史司蔔筮與記載，平時在王左右，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且司天文與自然現象之記錄與解說。
每逢國有大事，乃問太史，以曆史為鏡子。
若天子親征，則太史抱簡冊與筆與王同車，軍敗社稷覆滅則死之。
太史所記，是由神示而為知性的是非判斷，非常有威嚴，雖對于王亦不寬假。
那威嚴非由權力，而是理知的威嚴。
因為史官所記載是非的背後，是有着比數學的公理還更堅強，更是絕對性的公理，即三綱五常的公理，以及依于時與位，要對應大自然的現象的公理。
西洋有大法官的尊嚴被人所公認，史官的卻不是法而是理，中國人每說“千人擡不動一個理字”，凡逢争執，常可以聽說“吃虧便宜無所謂，不過話一定要說說明白”，即是這件事的是非曲直的理必要說說明白。
而且王與公卿大夫死後有谥。
雖是王，生前做的事不好，被谥曰“厲王”，便孝子順孫亦不能把它來改。
而谥是依據史官所記載的來議定。
所以史官有這樣的尊嚴。
國中民間，說是這件事上了書，就覺很重大，這還是從史官的尊嚴而來。
經過秦始皇到了漢朝，史官的地位已不如周時之尊，但史冊的尊嚴感還是存在，直到後世，皆是因為中國人獨有的對于曆史的感情，與理知的天性。
可是孔子作《春秋》有他的創造，并非隻照原來史官的範圍。
他所創造的有三點。
一、綱常與時位與對應自然現象，是原來的史官就這樣做的，而“明華夷之辨”一句則是孔子所增加。
二、原來的史冊隻記載事迹的是非，而《春秋》的筆法則還看他做這件事的動機，雖同樣的事情亦可因做的人看是什麼人而意味不同。
即是看政治還要看政治家的人格修行，尤其政治家的言，不但看你說的對不對，還要看你說得是詩不是詩。
《春秋》有三傳：左氏、公羊與谷梁。
《左傳》很注重為政者之言，而且注重為政者的風貌的虔謹程度。
而且看為政者的知機識兆。
《左傳》在這些上頭所以比《公羊傳》《谷梁傳》更能體會并表達孔子的意思。
三、原來的史官對于時人隻有明其是非，此外沒有所謂史官對時人的态度，而孔子則有其獨自的對時人的态度。
釋迦對時人的态度是慈悲，蘇格拉底對時人是平等，基督對時人是愛，但孔子與他們都不同，孔子的是王者對天下人的态度。
孔子寫春秋二百四十年間事，可比我們寫康熙到民國今天的曆史，隻覺都是近在眼前的人事。
孔子一邊寫，一邊想着他和這些人們可如何把時勢弄好，再建王道的天下？他頓時想到這是出之有王者的抱負的對時人時事的看法與想法，又是歡喜，又是覺得不好意思起來，說道：“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這兩句話就是這樣解釋。
大學 宋儒把《大學》與《中庸》從《禮記》中提出來，并《論語》 《孟子》而為“四書”，自是一見識。
但四書是學問的方法，以之讀五經，而宋儒以四書為學問之究極，五經倒是為了說明四書。
如程頤的《易傳》，隻為說明四書，一點亦沒有說明《易經》。
比起來，朱熹的要算實學了。
他的說理與氣亦有所發明。
然而宋儒我總覺得要配以漢魏六朝的蕩子才好。
而且中國史上的數學與物理學自宋以後就萎了，也是很可惜的。
往時雖自漢尊儒，而如六朝與隋唐，士猶未至為儒所專有，蓋自南宋以後，始士為儒所專有。
漢朝尊儒是好的，而如明清自私塾習經書，以至科舉的試題，皆以宋儒之注為标準，儒家一尊變成宋儒一尊，則為大害了。
而宋儒實受佛教之影響，不屑行動與造形，所以惡遊俠之士，并輕視研究數學與物理學之士。
宋儒的缺點是，他們不知四書是行動的、造形的。
《大學》的本文自“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不過二百零六146華學科學與哲學字，比《般若心經》的二百六十字更短，但比《心經》有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這體系是演繹的： 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凡大學問，必是理論體系化的。
如牛頓的力學理論，普遍适用于自一粒沙至整個天體的運動。
但後來發見它并不具備，故又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那也是體系化到可被普遍應用于自一粒沙至全天體的運動，物質與時空的說明。
然而不久從素粒子的領域的現象，又發見相對論亦是不具備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