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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
西洋人每言世界上有二部最偉大的書，歐幾裡德的《幾何學原論》與基督教的《聖經》。
但是還有《易經》更在其上。
印度有《梨俱吠陀》，但也不及《易經》。
日本是有《古事記》。
然而世界上所有基礎學問，連同宗教，皆可被收在《易經》的體系内，始能各明其性情，各知其所由與所正，即如數學史上有關數學的本質的論争，物理學上波爾他們對于愛因斯坦的絕對因果性說的論争，阪田昌一與武谷三男他們對于湯川秀樹的物理學的限界說與素粒子不可分割說的異議，皆可得結案。
《易經》的八卦，是新石器文明的思想上的成就。
新石器時代發明了數學、物理學、天文與音樂。
然而新石器時代的凡此發明，與人世的新建設，都把來說明其所以然之故，作成一個理論體系化的思想的，則是八卦。
八卦非其他古文明國所能有，而是漢民族的獨自發明。
新石器文明的數學、物理學、天文、音樂等，至今不能有可以代替之或與之匹敵的發明，惟沿用之而加以施展。
新石器文明的思想的結晶八卦，亦是萬古沿用，至今不能有可以代替之或與之匹敵的發明。
從阿瑙與蘇撒地域新石器文明出身的幾個民族，惟獨漢民族一直健康地發展，如美索波達米亞那邊已出現了奴隸社會，而中國則是唐虞夏商周的禮樂人世。
八卦是漢民族來到黃河流域之後不久就發明的，時代已是新石器文明的後期了。
後來進入了唐虞與夏商周三代，發展到世界銅器時代的最高峰。
井田制度在美索波達米亞與印度尚是雛型就萎縮了，惟獨在中國至周末為止繼續發展了三千年。
而《易經》亦于其間由當初的八卦更演繹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卦象、爻辭、文言，至孔子加以系辭而大備了。
《易經》的内容，是說明大自然的法則，及與之合一的人世法則，及占蔔，且把占蔔來理論學問化了。
先年我參詣過日本伊勢神宮的新嘗祭，祭儀在神宮境内星光下露地行之，有天皇的敕使，祭儀将終時乃占，是占的歲時與國運，隻覺其甚是肅穆。
然則占是祭之一儀。
其後讀印度的《吠陀》，想象婆羅門的祭儀，如《梨俱吠陀》是重在頌唱梵，亦即是贊美大自然的所以然，有知性的感激歡喜。
而《易經》則是把祭儀中的占與頌合在一起了，那就是八卦。
八卦是為了占蔔，而亦是為說明大自然之理。
宋儒程頤說易，不重占蔔，而朱熹雲易是占蔔之書，蓋兩有所未達，不如漢魏隋唐人之說易，于古為近。
八卦是一個造形。
這裡使人起佛教坐禅時的雙手結印，印度舞者的手指的幾個姿勢，可比八卦，可比幾何學的五條公理，那都是說明大自然與修行的造形。
以手指為造形亦可有無窮的深意，但是不能演繹。
幾何學可以演繹，然而其五條公理（結合、順序、合同、平行、連續）各歸各，彼此之間的統一原因付于未知，這就不如八卦了。
八卦是把凡此皆統一于陰陽變化之理。
數學與佛手結印，各不相統，而八卦的陰陽變化則可統一包括數學與結印等在内的萬物之理。
古代美索波達米亞人與印度人等亦曾有過“無”的觀念。
而且陰陽觀念的萌芽在他們那邊亦似乎有過，但是未及抽葉含苞就萎縮死了。
而因不知陰陽變化之故，他們後來連“無”亦忘失了。
惟獨漢民族悟得了陰陽變化之理，溯其由來為太極，究其所之為八卦，以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于是有位有時，有幸運，有循環，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俱備了。
卦爻之理最易見的是中國在數學上的發明。
數學史上，除了幾何學是與希臘共有之外，零是中國發明的，負數也是中國發明的。
數字的符号化與檔位化，以及代數學與比例，都是中國發明，後來經過印度人與阿拉伯人才傳到西洋的。
零是因于太極才能有的發想。
負數是因于《剝》卦的陽消陰長而來的，數字符号是因于卦爻的符号化而來的，記數法的檔位化是因于爻的位而來的發想。
算盤的發想亦然。
代數原來的名稱是天元術，其妙處就在于位。
位的妙用就有這樣的不可思議，數學上有一條c+b+a不等于a+b+c定理。
卦的陰陽爻位，豈止于在數學上收了發明之效，人世的朝廷與萬民之位，亦皆從此出。
中國文明的人世，自有其與西洋的社會組織不同的秩序，那就是三綱五常。
三綱五常的發明是與其在數學上的發明一般因于爻位的陰陽之理。
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皆是陰陽之位的曆然無疑。
五常則是陰陽之位的演繹遂行。
幾何學有五條公理，萬物有五行，人世有五常，君臣有義，父子有恩，兄弟有序，夫婦有别，朋友有信。
還有萬物之位。
中國文明的建築、制器、書畫的疏密配置，與音樂的調子的雲狀舒卷，皆是因于卦爻的陰陽之位。
這種物質的與藝術的造形，與數學上的發明，與人世秩序的生成，三者的統一場是這個位。
器物的造形，在物理學者看來是技術科學的事情。
自希臘以來，數學者不喜機械，現在也是數學者岡潔不喜物理學，物理學者湯川秀樹不喜技術科學。
但我以為此是三者不得一個共同的統一場之故。
若以卦爻陰陽為統一場，則技術科學亦可有清儉的美德。
《易經》裡的器物造形即皆是因于卦爻。
其略雲： 伏羲氏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神農氏更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坤》。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緻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這一段話，我以前讀了不喜，以為是穿鑿附會，西洋人不去比附卦爻，亦能造舟車這些。
但現再讀，才知其真是說得好。
原來我們今日的宮室舟車耒耜衣裳等的造形，都是新石器時代就創始了的。
後人惟把動力來改變了，創制的能力大不如昔人。
雖有新添的東西，不過是飛機與電器這些，在造形的創造性上，并不及當初的發明宮室舟車耒耜衣裳等。
當初新石器文明創制宮室、舟車、耒耜、衣裳等的發想，果然是從大自然的陰陽時空（《易經》 是稱之為卦爻）的感覺而才有的。
現在因為不知這個，把人家的建築物、衣裳與用具等的樣子都惡化了。
飛機與電燈電視等造形缺乏情意，其于人類文明史上其實尚不過是插話，今人亦不是對此無感覺，而稱技術科學為必要的惡。
要想解決這裡的問題，開出新路，惟有先來重新把器具的造形從大自然的陰陽時空來發想，這樣的造形就意思有餘，意思有餘就可以不貪物量之多了。
現在隻貪物量多，并非物質上真有這樣的必要，而是因為造的東西皆情意上貧薄得沒有餘裕之故。
器物的造形要有位（有限空間而同時是無限空間），還要有時義（《易經》稱“時”為“時義”，是相對性的時間同時又是絕對時間）。
時義與位皆是因于陰陽的變化，故兩者可以統一。
物理學上的相對論亦講時空與物體與運動的統一，但那隻是物質的現象的記述，不可以為文明的東西的造形。
愛因斯坦晚年雖主張自然界有絕對，然而他得不到理論上的根據，所以惟有歸之于神。
若知《易經》之以陰陽變化為萬物的統一場，實時空可是一而同時是二，可是相對性的而同時又是絕對性的，要這樣才可以為文明的制度器物的造形。
空間的好玩在于際。
時間的好玩在于機。
但要說明一個“際”字，非把空間稱為“位”不可。
中國向來是人家的垣籬亦呈短垣疏籬，乃至國土的境界線亦似有似無，畫家與陶工便是注意物體與外界之際的線。
不但外邊的境界線，内裡亦處處皆是像這樣似有似無的境界線。
處處與大自然相際，而與之呼吸光陰相往來，并不隔絕，此即是位；位是物之存在自身的無限意思。
中國是古來天子之位與萬民之際亦如此。
而時機的“時”亦是要說時義才好。
時間是沒有機的，要時義才是有機。
機是萬物之動的機兆。
而時空為一，故時義之機因于物之位而顯。
《易經》之說幾（機），皆就卦爻之位而說之。
而因為有機，萬物之位遂亦變得新鮮活潑了。
機是在于陰陽。
看故宮博物院的銅器與陶器的造形，皆有現代的感覺，即因其有陰陽變化之機。
如今的社會人隻知條件，他們講的機會與時機的機亦其實隻是條件。
機是在于陰陽之氣之動，而條件則隻是物質的。
對于機是要靠感覺，而對于條件則隻要搜集并處理情報，用電子計算器亦可就這些條件判斷形勢。
西洋史上，羅馬帝國一旦被毀滅于僅僅數萬野蠻民族的入侵，事後就當時的條件來解說，是到底亦不能解說得确切的。
中國的事情是，曆朝天下大亂，革命之興，其間皆有天數。
此是觀察時勢最精微的方法，但不能用電子計算器而是要用《易經》 的蔔筮，尤其是筮。
因為類似以甲骨為蔔的，古代埃及等亦有之，而筮占以數與卦爻，則是知性的，此惟中國獨有。
數的說明以《易經》的為最好，“物生而有象，滋而後有數。
”先年偕保田、梅田、岡潔遊高野山泊溫泉旅館，翌晨岡潔先生應梅田之請為寫小軸，句子是“數是物之量之景”，這“景”字可釋作影，亦可釋作光，我不覺歎服。
西洋自希臘以來數是純粹抽象的，因此以數學來對處現實世界的有象的東西，便不得絕對精密。
中國人卻把數看作有象（或者該用景字）的，如此就與現世界的有象的東西可以相契合。
中國人也是用的數學，卻可以得到絕對精密，一是于器物的造形，而又則見于革命者的因于天數以乘時啟運，不差毫厘。
《易經》裡有句最是厲害的話，“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西洋人把數學用于現實世界的東西的造形與處理情報，是像對待電子計算器一樣地，把些物質的事務性的諸條件作成命題寫在卡片裡，叫它計算；而中國的則是感得了事物背後的陰陽變化之機，然後用數學把它來算，故能是數字與物質的現實世界相遊戲。
日本東京銀座，大公司的遊覽場有電子計算器占蔔，青年男女問戀愛，問入學考試與就職考試。
但那是連對于未知的意味亦沒有了。
數學的好玩，就在于它是對着未知，可是今人把這來忘了。
又如數之纚可以延至無窮，但是這樣觀念論的數又有何意思？數也要使用時它才從物象現出來，才是熱鬧新鮮，其餘則讓它隐在未知中為好。
《易經》的數，是陰陽成象，在卦爻的位與時義裡現出來，數學自身即是創造的，故可以與物質的現實世界遊戲，而不止是其記錄。
數學的真正創造性，甯是在于卦爻之占。
四八卦與數學的方程式不同。
數學的方程式是記錄的宇宙現象之理，而八卦則每卦三爻，初爻表示地，中爻表示人，上爻表示天，天地人三才，中間多了個人，即是多了個未知了。
譬如以數學的多變量關數，是怎樣亦不能精密計算自然界的缟模樣，如池冰的绫紋，雲霞的舒卷的所以然的。
而卦爻的承、乘、比、應，則一下子說明了凡此自然界的缟模樣的所以然之故，而且可以創造之。
創造并非把自然的缟模樣來再現，而是創造與之不同的種種造形，如宮室的建築，器皿、衣裳等制度，文章與書畫的體裁與氣勢，皆可以如池冰的漣漪之绫紋，與雲霞的散绮飛彩。
這便是因為數學的方程式裡沒有人的因素，而卦爻裡則有人的因素。
所以說《易經》才真是創造性的，《易經》的天地人三才是漢文明的總說明。
有日本婦人與我說起她未出嫁時過的光陰。
她娘家姓石川，是新瀉縣的地主，母親是名筝師，但她驕慣了不聽大人的說話。
她從小亦跟母親學筝，及年十八，藝已在門人中第一。
中日戰争中新瀉縣開催她母女的筝會，專為慰勞出征軍人。
母親事先央求女兒說，“今天要乖乖的呢”。
但是母親既這樣說了，她就偏不乖。
二人搭檔彈筝，一為仕手，一為連手。
一個帶頭一個跟，但不是彈的同一音句，亦不是像西洋樂器合奏的複音，卻是連手亦有其分明的個性，恰如小孩子在路上順從地跟在大人後面走，并非亦步亦趨，卻是一面仍去顧閑野，摘路旁的花草玩耍，又掉後了，又跳跳蹦蹦的跟上。
但是她這天與母親彈筝，做女兒的遠比這小孩子更頑皮。
這天是母女上了大會場的舞台上，母親為仕手女兒為連手，母親為主她為從。
可是彈彈她橫堵裡自管自彈去了，這時母親聲色不動，即刻倒轉跟了她而彈，不到一晌，卻忽然如鹞鷹的翅膀一搧，掠了開去，這使她一驚，不覺地又跟着母親彈去了。
但是彈彈她忽又故意地如馬失前蹄，不料母親也如接墜鸢的即刻把它接起。
如此一回又一回，忽而主從順行，忽而主從易位，仕手權充連手，連手做了仕手，而接着又翻回來，真是變化多極了。
她道：我為女兒時就是這樣的惡戲，而我母親真是不愧為新瀉第一有名的筝師。
是日在大會母女彈筝曲終，聽衆中有知音者趨前緻敬，再三歎賞，以為得未曾有，說道，那都是要失敗了的而不失敗，反而都成為好。
以前我聽學者說東洋文明是天人合一雲雲，隻覺其沒有新意，今番卻是聽了一婦人之言，使我頓開茅塞。
原來《易經》裡說的天地人三才，人之與天地就如彈筝的連手與仕手。
《乾》卦文言，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可以有這樣好的解說的。
雖說天地人三才，對手實隻是人與天，因為天與人皆是講發動，而地則是天與人所發動的成就造形之資。
但是人對于天，怎麼可以這樣的又順從又頑皮呢？因為天隻是對地而言的天，與地皆在大自然之中，所以天亦是因于大自然的法則的，而人自從新石器時代豁然悟得了大自然的法則以來，他就可以與天是兄弟行了。
人有時可以走在天的前頭，直接從大自然的法則來做起發明，如數學、音樂、輪與文字的發明，就是越過了天的。
在這樣的場合，是天亦跟了來，變得天來聽從你，像彈筝的仕手倒反順着連手。
但大體還是天為仕手，人為連手，人依從天的時候多，因為造形要取資于地，通過天則得方便。
釋迦亦是悟到了人若直通于自然法則，則可以越過天，所以他說“天上地下，惟我獨尊”。
他不知有時候亦要依從天。
但這是因為他不講造形。
釋迦稱為法海的自然，其實是究極的自然。
他若知還要有陰陽變化，他亦要有時則“後天而奉天時”了。
惟有西洋人對這裡所說的道理完全一竅不通。
他們是服從神的旨意而要征服自然。
他們的神與他們皆是在自然之外。
但自然豈是可被征服的，亦不可能被破壞。
他們之所為，隻是破壞了他們自身的存在的局所場，所謂自然環境者而已。
但是不單西洋人，釋迦亦不知人之與天可以有如彈筝的仕手與連手的活潑喜樂。
彈筝的仕手與連手的譬喻，可以說明中國文明的動的方面的諸題目。
如英雄與時勢，亦是連手與仕手。
又如男女之際，是男人為仕手，女人為連手，兩人要像偶舞的若引若拒，将從将違，甚至有吵架不樂，但亦還是喜氣的，是活潑的夫唱婦随。
乃至打天下，如漢高祖的好狎侮人，亦是像彈筝的仕手與連手的相頑皮好玩。
連手固然可以帶幾分反逆，仕手亦不是隻管照顧連手，漢高祖是對于一代的人們他為仕手，而好狎侮連手。
漢高祖劉邦是乃至他與項羽争天下，亦如彈筝的仕手與連手。
不過對項羽是他做了連手。
這樣的英雄之相與，在日本的近代史上是有勝海舟與西鄉隆盛。
幕府側的勝海舟與來讨伐的官軍側的西鄉會談德川将軍引退、江戶開城的問題，那兩人就像是彈筝的仕手與連手。
中國人是祭祀天地與名山大川，朝觐會同，底子皆是平人的賓主之禮，亦即是有着仕手與連手的那份風光。
凡此皆來自人與天地為三才的自覺。
乃至中國的與日本的宮室、器皿、衣裳、文章書畫的，以及音樂的曲調的造形，其體勢之相映帶，與點線音律之排比相與，亦如偶舞，兩兩如彈筝的仕手與連手之相引相離，所以生動。
《詩經》 講宮室如企如翼，日本女人行動時其身上和服的線條的活潑變化，皆因于此。
如仕手與連手的造形的體勢與點線，是狎侮與照顧同行，順從與反逆相互，時而見得非對稱、不協和。
所以雖靜物亦是活的，處處面對着未知。
這裡乃使人想起占蔔。
《易經》乾坤定位，萬物皆有位有時，可說是絕對安定。
《乾》 卦的卦辭，元、亨、利、貞，又是曆史的絕對可信，能知無與有，即人生今世決不曾是幻妄敝惡的了。
但亦因于這無與有的陰陽變化，處處都開向着未知，處處都是生死成敗之機，連是非善惡亦都是疑問，若要占蔔，何時都該蔔一蔔。
文明是人類當初渡洪水時覺悟出來的，至今文明的東西亦何時都有着渡洪水時的危險與絕望，可說整個是占蔔性的。
但是不蔔也罷了。
《易經》的蔔卦，是凡好卦都有其不可安心之爻，而凡不好的卦，天都有可以轉機的爻。
這裡的骨子仍是在于每卦天地人三爻，有了人的因素在内，遂一切不可逆轉的亦皆是可以逆轉的了。
譬如說，困難是損害志氣的，而《易經》的《困》卦卻說：“困，君子以遂志。
”這并非所謂征服困難，而是對困難也發生了歡喜。
凡好事情都是從災患才生出來的，如因雨雪而發明了傘笠，有了傘笠乃是可以與雨雪遊戲了。
卦爻又有雲，履虎尾亦有行不得，亦有可以行得。
《易經》 是一部教人動的書，與佛經主靜，恰好相反。
西洋人亦講動，但其運動論惟是因于力學。
西洋人與印度人不知陰陽變化之機，是故其靜其動，兩俱敗缺。
而《易經》則要看是什麼卦爻，亦有可以“動乎險中，大亨貞”的，這真給了革命者很大的激勵。
辛亥革命便是《易經》的好說明。
孔子的真本領是在其作《易·系辭》，所以為大聖，而後世最不善讀《易》的儒者，還不如禅僧識得機鋒，但禅僧是單憑直感，他們哪裡知道《易經》雖亦是以感，但還要有卦爻來說明。
曆史是有大信，而現前的天下事随時皆在可成可敗的臨界。
英雄豪傑自有立志，但他所做的事與他所過的日子一直都在七花八裂、喪失性命的邊沿，前途整個是占蔔性的。
但是占蔔不占蔔，你都隻有一個覺悟，即你要承認事情就是這樣的，你也自己喜歡如此。
孔子疾，門人欲為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這禱與不禱的話與占蔔不占蔔是一個覺悟。
而這是真的說明了《易經》的占蔔。
《易經》的占蔔總是教你人生有着餘裕，世事變化還多着呢。
尚書 民國五四運動後北大的史學家，參照公曆的年數，以為中國史自秦時開始，才是約略相當，而以前的則把來稱為先秦史。
但因為那邊還有希臘時代，才也承認這邊有過春秋戰國時代。
再古可是那邊什麼亦沒有了，這裡便亦不應有。
于是他們先否定史上有過井田制，再否定史上有過夏禹這個人，莫說《尚書》裡的堯舜了。
其實比五四運動稍後，埃及與美索波達米亞的古文明發掘與解讀的成績，正開始為世所知，應該參考的是這個，但是北大的先生們不用功。
五四運動是民國八年，公曆一九一九年，在那前後，世界科學史上出現了量子論與相對論，世界史學上出現了埃及與對美索波達米亞的考古新資料，給全世界人類的知性帶來了一次新的書物。
又以後，在《東方雜志》上也登過發掘埃及第十八王朝的王墓的絢爛圖片。
可是對于物理學上的與史學上的這三件驚動全世界的新發見，中國的文化界竟是一點也沒有感受到刺激，現在回想起來才覺得奇怪。
而彼時是連這可奇怪亦不覺得。
那原因是，五四運動剛剛接受了西洋十九世紀的科學知識與史學知識，以為新鮮，正在興奮非凡，要誇示國人，而與這前後腳來了量子論、相對論、世界古文明國新史料等，來得太緊迫跟前，要轉身亦不及，也消化不來，所以不受影響。
而且五四新文化變成了一種運動，接下去是北伐以來的左傾思想運動，這其實最是于知性有害，至今思想鬥來鬥去，敵我的基礎知識還是共同的，皆不出五四時代的科學觀及史學觀。
這裡單說史學。
我是幸好在日本有機會看到美索波達米亞的、埃及的與印度的出土物展覽會，其中尤其是美索波達米亞的古文明于我們的相近。
看了那邊的文物，才會覺得堯舜夏殷周時代的文物的親切現前。
雙方的程度都是比所想象的高得多了。
但也看出了彼此有三點不同。
一、美索波達米亞的古文明有許多雕刻的神像，在中國可是絕少見到，這原因是我們這邊早已比他們那邊理性化了。
他們那邊是已出現了奴隸制，有與我們不同的統治權觀念之故，所以神像多了。
二、那邊巴比倫與亞述時代，雖然商業與武力很強大，文物程度也很高，但是沒有可以與殷比的銅器，這是他們傾向于征服，文物的創造力低下了。
殷周亦皆有強大的武力，但因是井田制，安定所以能創造。
三、他們那邊沒有可與《堯典》相比的政治。
今天我們讀《堯典》，隻覺眼前一亮，那是天文的、音樂的、萬事知性的政治。
美索波達米亞古文明，除中國以外，要算是世界史上最知性的了，但是已沾了
但是還有《易經》更在其上。
印度有《梨俱吠陀》，但也不及《易經》。
日本是有《古事記》。
然而世界上所有基礎學問，連同宗教，皆可被收在《易經》的體系内，始能各明其性情，各知其所由與所正，即如數學史上有關數學的本質的論争，物理學上波爾他們對于愛因斯坦的絕對因果性說的論争，阪田昌一與武谷三男他們對于湯川秀樹的物理學的限界說與素粒子不可分割說的異議，皆可得結案。
《易經》的八卦，是新石器文明的思想上的成就。
新石器時代發明了數學、物理學、天文與音樂。
然而新石器時代的凡此發明，與人世的新建設，都把來說明其所以然之故，作成一個理論體系化的思想的，則是八卦。
八卦非其他古文明國所能有，而是漢民族的獨自發明。
新石器文明的數學、物理學、天文、音樂等，至今不能有可以代替之或與之匹敵的發明，惟沿用之而加以施展。
新石器文明的思想的結晶八卦，亦是萬古沿用，至今不能有可以代替之或與之匹敵的發明。
從阿瑙與蘇撒地域新石器文明出身的幾個民族，惟獨漢民族一直健康地發展，如美索波達米亞那邊已出現了奴隸社會，而中國則是唐虞夏商周的禮樂人世。
八卦是漢民族來到黃河流域之後不久就發明的，時代已是新石器文明的後期了。
後來進入了唐虞與夏商周三代，發展到世界銅器時代的最高峰。
井田制度在美索波達米亞與印度尚是雛型就萎縮了，惟獨在中國至周末為止繼續發展了三千年。
而《易經》亦于其間由當初的八卦更演繹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卦象、爻辭、文言，至孔子加以系辭而大備了。
《易經》的内容，是說明大自然的法則，及與之合一的人世法則，及占蔔，且把占蔔來理論學問化了。
先年我參詣過日本伊勢神宮的新嘗祭，祭儀在神宮境内星光下露地行之，有天皇的敕使，祭儀将終時乃占，是占的歲時與國運，隻覺其甚是肅穆。
然則占是祭之一儀。
其後讀印度的《吠陀》，想象婆羅門的祭儀，如《梨俱吠陀》是重在頌唱梵，亦即是贊美大自然的所以然，有知性的感激歡喜。
而《易經》則是把祭儀中的占與頌合在一起了，那就是八卦。
八卦是為了占蔔，而亦是為說明大自然之理。
宋儒程頤說易，不重占蔔，而朱熹雲易是占蔔之書，蓋兩有所未達，不如漢魏隋唐人之說易，于古為近。
八卦是一個造形。
這裡使人起佛教坐禅時的雙手結印，印度舞者的手指的幾個姿勢，可比八卦，可比幾何學的五條公理，那都是說明大自然與修行的造形。
以手指為造形亦可有無窮的深意，但是不能演繹。
幾何學可以演繹，然而其五條公理（結合、順序、合同、平行、連續）各歸各，彼此之間的統一原因付于未知，這就不如八卦了。
八卦是把凡此皆統一于陰陽變化之理。
數學與佛手結印，各不相統，而八卦的陰陽變化則可統一包括數學與結印等在内的萬物之理。
古代美索波達米亞人與印度人等亦曾有過“無”的觀念。
而且陰陽觀念的萌芽在他們那邊亦似乎有過，但是未及抽葉含苞就萎縮死了。
而因不知陰陽變化之故，他們後來連“無”亦忘失了。
惟獨漢民族悟得了陰陽變化之理，溯其由來為太極，究其所之為八卦，以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于是有位有時，有幸運，有循環，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俱備了。
卦爻之理最易見的是中國在數學上的發明。
數學史上，除了幾何學是與希臘共有之外，零是中國發明的，負數也是中國發明的。
數字的符号化與檔位化，以及代數學與比例，都是中國發明，後來經過印度人與阿拉伯人才傳到西洋的。
零是因于太極才能有的發想。
負數是因于《剝》卦的陽消陰長而來的，數字符号是因于卦爻的符号化而來的，記數法的檔位化是因于爻的位而來的發想。
算盤的發想亦然。
代數原來的名稱是天元術，其妙處就在于位。
位的妙用就有這樣的不可思議，數學上有一條c+b+a不等于a+b+c定理。
卦的陰陽爻位，豈止于在數學上收了發明之效，人世的朝廷與萬民之位，亦皆從此出。
中國文明的人世，自有其與西洋的社會組織不同的秩序，那就是三綱五常。
三綱五常的發明是與其在數學上的發明一般因于爻位的陰陽之理。
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皆是陰陽之位的曆然無疑。
五常則是陰陽之位的演繹遂行。
幾何學有五條公理，萬物有五行，人世有五常，君臣有義，父子有恩，兄弟有序，夫婦有别，朋友有信。
還有萬物之位。
中國文明的建築、制器、書畫的疏密配置，與音樂的調子的雲狀舒卷，皆是因于卦爻的陰陽之位。
這種物質的與藝術的造形，與數學上的發明，與人世秩序的生成，三者的統一場是這個位。
器物的造形，在物理學者看來是技術科學的事情。
自希臘以來，數學者不喜機械，現在也是數學者岡潔不喜物理學，物理學者湯川秀樹不喜技術科學。
但我以為此是三者不得一個共同的統一場之故。
若以卦爻陰陽為統一場，則技術科學亦可有清儉的美德。
《易經》裡的器物造形即皆是因于卦爻。
其略雲： 伏羲氏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神農氏更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坤》。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緻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這一段話，我以前讀了不喜，以為是穿鑿附會，西洋人不去比附卦爻，亦能造舟車這些。
但現再讀，才知其真是說得好。
原來我們今日的宮室舟車耒耜衣裳等的造形，都是新石器時代就創始了的。
後人惟把動力來改變了，創制的能力大不如昔人。
雖有新添的東西，不過是飛機與電器這些，在造形的創造性上，并不及當初的發明宮室舟車耒耜衣裳等。
當初新石器文明創制宮室、舟車、耒耜、衣裳等的發想，果然是從大自然的陰陽時空（《易經》 是稱之為卦爻）的感覺而才有的。
現在因為不知這個，把人家的建築物、衣裳與用具等的樣子都惡化了。
飛機與電燈電視等造形缺乏情意，其于人類文明史上其實尚不過是插話，今人亦不是對此無感覺，而稱技術科學為必要的惡。
要想解決這裡的問題，開出新路，惟有先來重新把器具的造形從大自然的陰陽時空來發想，這樣的造形就意思有餘，意思有餘就可以不貪物量之多了。
現在隻貪物量多，并非物質上真有這樣的必要，而是因為造的東西皆情意上貧薄得沒有餘裕之故。
器物的造形要有位（有限空間而同時是無限空間），還要有時義（《易經》稱“時”為“時義”，是相對性的時間同時又是絕對時間）。
時義與位皆是因于陰陽的變化，故兩者可以統一。
物理學上的相對論亦講時空與物體與運動的統一，但那隻是物質的現象的記述，不可以為文明的東西的造形。
愛因斯坦晚年雖主張自然界有絕對，然而他得不到理論上的根據，所以惟有歸之于神。
若知《易經》之以陰陽變化為萬物的統一場，實時空可是一而同時是二，可是相對性的而同時又是絕對性的，要這樣才可以為文明的制度器物的造形。
空間的好玩在于際。
時間的好玩在于機。
但要說明一個“際”字，非把空間稱為“位”不可。
中國向來是人家的垣籬亦呈短垣疏籬，乃至國土的境界線亦似有似無，畫家與陶工便是注意物體與外界之際的線。
不但外邊的境界線，内裡亦處處皆是像這樣似有似無的境界線。
處處與大自然相際，而與之呼吸光陰相往來，并不隔絕，此即是位；位是物之存在自身的無限意思。
中國是古來天子之位與萬民之際亦如此。
而時機的“時”亦是要說時義才好。
時間是沒有機的，要時義才是有機。
機是萬物之動的機兆。
而時空為一，故時義之機因于物之位而顯。
《易經》之說幾（機），皆就卦爻之位而說之。
而因為有機，萬物之位遂亦變得新鮮活潑了。
機是在于陰陽。
看故宮博物院的銅器與陶器的造形，皆有現代的感覺，即因其有陰陽變化之機。
如今的社會人隻知條件，他們講的機會與時機的機亦其實隻是條件。
機是在于陰陽之氣之動，而條件則隻是物質的。
對于機是要靠感覺，而對于條件則隻要搜集并處理情報，用電子計算器亦可就這些條件判斷形勢。
西洋史上，羅馬帝國一旦被毀滅于僅僅數萬野蠻民族的入侵，事後就當時的條件來解說，是到底亦不能解說得确切的。
中國的事情是，曆朝天下大亂，革命之興，其間皆有天數。
此是觀察時勢最精微的方法，但不能用電子計算器而是要用《易經》 的蔔筮，尤其是筮。
因為類似以甲骨為蔔的，古代埃及等亦有之，而筮占以數與卦爻，則是知性的，此惟中國獨有。
數的說明以《易經》的為最好，“物生而有象，滋而後有數。
”先年偕保田、梅田、岡潔遊高野山泊溫泉旅館，翌晨岡潔先生應梅田之請為寫小軸，句子是“數是物之量之景”，這“景”字可釋作影，亦可釋作光，我不覺歎服。
西洋自希臘以來數是純粹抽象的，因此以數學來對處現實世界的有象的東西，便不得絕對精密。
中國人卻把數看作有象（或者該用景字）的，如此就與現世界的有象的東西可以相契合。
中國人也是用的數學，卻可以得到絕對精密，一是于器物的造形，而又則見于革命者的因于天數以乘時啟運，不差毫厘。
《易經》裡有句最是厲害的話，“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西洋人把數學用于現實世界的東西的造形與處理情報，是像對待電子計算器一樣地，把些物質的事務性的諸條件作成命題寫在卡片裡，叫它計算；而中國的則是感得了事物背後的陰陽變化之機，然後用數學把它來算，故能是數字與物質的現實世界相遊戲。
日本東京銀座，大公司的遊覽場有電子計算器占蔔，青年男女問戀愛，問入學考試與就職考試。
但那是連對于未知的意味亦沒有了。
數學的好玩，就在于它是對着未知，可是今人把這來忘了。
又如數之纚可以延至無窮，但是這樣觀念論的數又有何意思？數也要使用時它才從物象現出來，才是熱鬧新鮮，其餘則讓它隐在未知中為好。
《易經》的數，是陰陽成象，在卦爻的位與時義裡現出來，數學自身即是創造的，故可以與物質的現實世界遊戲，而不止是其記錄。
數學的真正創造性，甯是在于卦爻之占。
四八卦與數學的方程式不同。
數學的方程式是記錄的宇宙現象之理，而八卦則每卦三爻，初爻表示地，中爻表示人，上爻表示天，天地人三才，中間多了個人，即是多了個未知了。
譬如以數學的多變量關數，是怎樣亦不能精密計算自然界的缟模樣，如池冰的绫紋，雲霞的舒卷的所以然的。
而卦爻的承、乘、比、應，則一下子說明了凡此自然界的缟模樣的所以然之故，而且可以創造之。
創造并非把自然的缟模樣來再現，而是創造與之不同的種種造形，如宮室的建築，器皿、衣裳等制度，文章與書畫的體裁與氣勢，皆可以如池冰的漣漪之绫紋，與雲霞的散绮飛彩。
這便是因為數學的方程式裡沒有人的因素，而卦爻裡則有人的因素。
所以說《易經》才真是創造性的，《易經》的天地人三才是漢文明的總說明。
有日本婦人與我說起她未出嫁時過的光陰。
她娘家姓石川，是新瀉縣的地主，母親是名筝師，但她驕慣了不聽大人的說話。
她從小亦跟母親學筝，及年十八，藝已在門人中第一。
中日戰争中新瀉縣開催她母女的筝會，專為慰勞出征軍人。
母親事先央求女兒說，“今天要乖乖的呢”。
但是母親既這樣說了，她就偏不乖。
二人搭檔彈筝，一為仕手，一為連手。
一個帶頭一個跟，但不是彈的同一音句，亦不是像西洋樂器合奏的複音，卻是連手亦有其分明的個性，恰如小孩子在路上順從地跟在大人後面走，并非亦步亦趨，卻是一面仍去顧閑野，摘路旁的花草玩耍，又掉後了，又跳跳蹦蹦的跟上。
但是她這天與母親彈筝，做女兒的遠比這小孩子更頑皮。
這天是母女上了大會場的舞台上，母親為仕手女兒為連手，母親為主她為從。
可是彈彈她橫堵裡自管自彈去了，這時母親聲色不動，即刻倒轉跟了她而彈，不到一晌，卻忽然如鹞鷹的翅膀一搧，掠了開去，這使她一驚，不覺地又跟着母親彈去了。
但是彈彈她忽又故意地如馬失前蹄，不料母親也如接墜鸢的即刻把它接起。
如此一回又一回，忽而主從順行，忽而主從易位，仕手權充連手，連手做了仕手，而接着又翻回來，真是變化多極了。
她道：我為女兒時就是這樣的惡戲，而我母親真是不愧為新瀉第一有名的筝師。
是日在大會母女彈筝曲終，聽衆中有知音者趨前緻敬，再三歎賞，以為得未曾有，說道，那都是要失敗了的而不失敗，反而都成為好。
以前我聽學者說東洋文明是天人合一雲雲，隻覺其沒有新意，今番卻是聽了一婦人之言，使我頓開茅塞。
原來《易經》裡說的天地人三才，人之與天地就如彈筝的連手與仕手。
《乾》卦文言，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可以有這樣好的解說的。
雖說天地人三才，對手實隻是人與天，因為天與人皆是講發動，而地則是天與人所發動的成就造形之資。
但是人對于天，怎麼可以這樣的又順從又頑皮呢？因為天隻是對地而言的天，與地皆在大自然之中，所以天亦是因于大自然的法則的，而人自從新石器時代豁然悟得了大自然的法則以來，他就可以與天是兄弟行了。
人有時可以走在天的前頭，直接從大自然的法則來做起發明，如數學、音樂、輪與文字的發明，就是越過了天的。
在這樣的場合，是天亦跟了來，變得天來聽從你，像彈筝的仕手倒反順着連手。
但大體還是天為仕手，人為連手，人依從天的時候多，因為造形要取資于地，通過天則得方便。
釋迦亦是悟到了人若直通于自然法則，則可以越過天，所以他說“天上地下，惟我獨尊”。
他不知有時候亦要依從天。
但這是因為他不講造形。
釋迦稱為法海的自然，其實是究極的自然。
他若知還要有陰陽變化，他亦要有時則“後天而奉天時”了。
惟有西洋人對這裡所說的道理完全一竅不通。
他們是服從神的旨意而要征服自然。
他們的神與他們皆是在自然之外。
但自然豈是可被征服的，亦不可能被破壞。
他們之所為，隻是破壞了他們自身的存在的局所場，所謂自然環境者而已。
但是不單西洋人，釋迦亦不知人之與天可以有如彈筝的仕手與連手的活潑喜樂。
彈筝的仕手與連手的譬喻，可以說明中國文明的動的方面的諸題目。
如英雄與時勢，亦是連手與仕手。
又如男女之際，是男人為仕手，女人為連手，兩人要像偶舞的若引若拒，将從将違，甚至有吵架不樂，但亦還是喜氣的，是活潑的夫唱婦随。
乃至打天下，如漢高祖的好狎侮人，亦是像彈筝的仕手與連手的相頑皮好玩。
連手固然可以帶幾分反逆，仕手亦不是隻管照顧連手，漢高祖是對于一代的人們他為仕手，而好狎侮連手。
漢高祖劉邦是乃至他與項羽争天下，亦如彈筝的仕手與連手。
不過對項羽是他做了連手。
這樣的英雄之相與，在日本的近代史上是有勝海舟與西鄉隆盛。
幕府側的勝海舟與來讨伐的官軍側的西鄉會談德川将軍引退、江戶開城的問題，那兩人就像是彈筝的仕手與連手。
中國人是祭祀天地與名山大川，朝觐會同，底子皆是平人的賓主之禮，亦即是有着仕手與連手的那份風光。
凡此皆來自人與天地為三才的自覺。
乃至中國的與日本的宮室、器皿、衣裳、文章書畫的，以及音樂的曲調的造形，其體勢之相映帶，與點線音律之排比相與，亦如偶舞，兩兩如彈筝的仕手與連手之相引相離，所以生動。
《詩經》 講宮室如企如翼，日本女人行動時其身上和服的線條的活潑變化，皆因于此。
如仕手與連手的造形的體勢與點線，是狎侮與照顧同行，順從與反逆相互，時而見得非對稱、不協和。
所以雖靜物亦是活的，處處面對着未知。
這裡乃使人想起占蔔。
《易經》乾坤定位，萬物皆有位有時，可說是絕對安定。
《乾》 卦的卦辭，元、亨、利、貞，又是曆史的絕對可信，能知無與有，即人生今世決不曾是幻妄敝惡的了。
但亦因于這無與有的陰陽變化，處處都開向着未知，處處都是生死成敗之機，連是非善惡亦都是疑問，若要占蔔，何時都該蔔一蔔。
文明是人類當初渡洪水時覺悟出來的，至今文明的東西亦何時都有着渡洪水時的危險與絕望，可說整個是占蔔性的。
但是不蔔也罷了。
《易經》的蔔卦，是凡好卦都有其不可安心之爻，而凡不好的卦，天都有可以轉機的爻。
這裡的骨子仍是在于每卦天地人三爻，有了人的因素在内，遂一切不可逆轉的亦皆是可以逆轉的了。
譬如說，困難是損害志氣的，而《易經》的《困》卦卻說：“困，君子以遂志。
”這并非所謂征服困難，而是對困難也發生了歡喜。
凡好事情都是從災患才生出來的，如因雨雪而發明了傘笠，有了傘笠乃是可以與雨雪遊戲了。
卦爻又有雲，履虎尾亦有行不得，亦有可以行得。
《易經》 是一部教人動的書，與佛經主靜，恰好相反。
西洋人亦講動，但其運動論惟是因于力學。
西洋人與印度人不知陰陽變化之機，是故其靜其動，兩俱敗缺。
而《易經》則要看是什麼卦爻，亦有可以“動乎險中，大亨貞”的，這真給了革命者很大的激勵。
辛亥革命便是《易經》的好說明。
孔子的真本領是在其作《易·系辭》，所以為大聖，而後世最不善讀《易》的儒者，還不如禅僧識得機鋒，但禅僧是單憑直感，他們哪裡知道《易經》雖亦是以感，但還要有卦爻來說明。
曆史是有大信，而現前的天下事随時皆在可成可敗的臨界。
英雄豪傑自有立志，但他所做的事與他所過的日子一直都在七花八裂、喪失性命的邊沿，前途整個是占蔔性的。
但是占蔔不占蔔，你都隻有一個覺悟，即你要承認事情就是這樣的，你也自己喜歡如此。
孔子疾，門人欲為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這禱與不禱的話與占蔔不占蔔是一個覺悟。
而這是真的說明了《易經》的占蔔。
《易經》的占蔔總是教你人生有着餘裕，世事變化還多着呢。
尚書 民國五四運動後北大的史學家，參照公曆的年數，以為中國史自秦時開始，才是約略相當，而以前的則把來稱為先秦史。
但因為那邊還有希臘時代，才也承認這邊有過春秋戰國時代。
再古可是那邊什麼亦沒有了，這裡便亦不應有。
于是他們先否定史上有過井田制，再否定史上有過夏禹這個人，莫說《尚書》裡的堯舜了。
其實比五四運動稍後，埃及與美索波達米亞的古文明發掘與解讀的成績，正開始為世所知，應該參考的是這個，但是北大的先生們不用功。
五四運動是民國八年，公曆一九一九年，在那前後，世界科學史上出現了量子論與相對論，世界史學上出現了埃及與對美索波達米亞的考古新資料，給全世界人類的知性帶來了一次新的書物。
又以後，在《東方雜志》上也登過發掘埃及第十八王朝的王墓的絢爛圖片。
可是對于物理學上的與史學上的這三件驚動全世界的新發見，中國的文化界竟是一點也沒有感受到刺激，現在回想起來才覺得奇怪。
而彼時是連這可奇怪亦不覺得。
那原因是，五四運動剛剛接受了西洋十九世紀的科學知識與史學知識，以為新鮮，正在興奮非凡，要誇示國人，而與這前後腳來了量子論、相對論、世界古文明國新史料等，來得太緊迫跟前，要轉身亦不及，也消化不來，所以不受影響。
而且五四新文化變成了一種運動，接下去是北伐以來的左傾思想運動，這其實最是于知性有害，至今思想鬥來鬥去，敵我的基礎知識還是共同的，皆不出五四時代的科學觀及史學觀。
這裡單說史學。
我是幸好在日本有機會看到美索波達米亞的、埃及的與印度的出土物展覽會，其中尤其是美索波達米亞的古文明于我們的相近。
看了那邊的文物，才會覺得堯舜夏殷周時代的文物的親切現前。
雙方的程度都是比所想象的高得多了。
但也看出了彼此有三點不同。
一、美索波達米亞的古文明有許多雕刻的神像，在中國可是絕少見到，這原因是我們這邊早已比他們那邊理性化了。
他們那邊是已出現了奴隸制，有與我們不同的統治權觀念之故，所以神像多了。
二、那邊巴比倫與亞述時代，雖然商業與武力很強大，文物程度也很高，但是沒有可以與殷比的銅器，這是他們傾向于征服，文物的創造力低下了。
殷周亦皆有強大的武力，但因是井田制，安定所以能創造。
三、他們那邊沒有可與《堯典》相比的政治。
今天我們讀《堯典》，隻覺眼前一亮，那是天文的、音樂的、萬事知性的政治。
美索波達米亞古文明，除中國以外，要算是世界史上最知性的了，但是已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