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作篇第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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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
本篇是王充對他的著作《論衡》以及《政務》所作的說明，用問答體寫成，因此取名《對作》。
它說明了寫作《論衡》的起因和宗旨，《論衡》的内容和性質，以及想達到的目的。
《對作》可以看成是《論衡》的一篇緒論，對了解全書的基本精神和王充的思想感情很有幫助。
王充反複強調他作《論衡》不是為了“調文飾辭”，而是由于“衆書并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當老師的“賦奸僞之說”，做大官的“讀虛妄之書”，弄到了“是反為非，虛轉為實”，“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的程度，面對這種現實，自己“疾心傷之”，“不得已，故為《論衡》”。
他指出自己的寫作目的是“铨輕重之言，立真僞之平”，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非之理，使後進見是非之分”，并希望這些主張能得到君王的采納，以便對政治和教化有益。
鑒于桓譚等人遭受迫害的先例，他對《論衡》感到憂心忡忡，一再聲明它“無诽謗之辭”，希望“可以免于罪”。
在當時《論衡》遭到很多攻擊和诽謗的情況下，他的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原文】 84·1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
上至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 【注釋】 荀：荀子。
參見13·5注。
孟：孟子。
參見1·3注。
教訓：教誨訓導。
垂：自上施下。
垂文：指内容在于教誨、開導的文章。
【譯文】 有的人問：“賢聖不寫沒有目的性的文章，寫書一定有其用心之所在。
上至孔子、墨子這類人，下至荀子、孟子這些人，為教誨訓導後人一定寫有文章留下來，這是為的什麼呢？” 【原文】 81·2對曰：聖人作經，藝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
案《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遊慢，期便道善，歸正道焉。
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
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浃，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緻。
夫防決不備（11），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
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12）。
楊、墨之學不亂傳義（13），則孟子之傳不造（14）；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為（15）；高祖不辨得天下（16），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17）；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18），則桓譚之論不起（19）。
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
作有益于化，化有補于正，故漢立蘭台之官（20），校審其書，以考其言。
董仲舒作道術之書（21），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22）。
主父偃嫉之（23），誣奏其書。
天子下仲舒于吏，當謂之下愚（24）。
仲舒當死，天子赦之（25）。
夫仲舒言災異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況所論無觸忌之言（26），核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為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
【注釋】 藝：據本書《正說篇》“聖人作經，賢者作書”，《案書篇》“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當作“賢”。
薄俗：不良的風俗。
與下文“實誠”對應。
《六略》：參見83·7注（24）。
橫拓：橫行，放縱。
遊慢：遊手好閑，不務正業。
道：通“導”。
引導。
介：通“芥”。
小草。
纖介：形容極細微。
浃（jiā加）：徹，周全。
王道：王者治天下之道，這裡指儒家的“禮治”。
檢押：亦作“檢柙”，矯正，糾正。
（11）防：堤岸。
決：通“缺”。
殘破。
備：完整，這裡指修好。
（12）王充在本書《齊世篇》、《定賢篇》、《書解篇》中都表明了這種看法。
（13）楊：指楊朱。
參見8·2注（13）。
（14）孟子批楊、墨說：“楊子為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
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又說：“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 （15）韓國三句：《史記·老莊申韓列傳》：“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谏韓王，韓王不能用。
于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禦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實之上，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内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 （16）辨：通“辯”。
争論。
（17）參見本書《書解篇》注。
（18）凡論：指社會上流行的各種觀點。
（19）桓譚之論：指桓譚的著作《新論》。
（20）蘭台：參見38·16注。
（21）道術之書：可能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
（22）表在漢室：把寫的奏章呈給漢朝廷。
（23）主父偃：姓主父，名偃，西漢人，漢武帝時任郎中。
（24）當：判決書。
下愚：本義是智能低劣，這裡指诽謗朝廷，目無法度，不可救藥。
（25）以上事參見《史記·董仲舒傳》。
（26）所論：指王充在《論衡》中發的議論。
【譯文】 回答說：聖人寫經，賢人寫傳記，是為了糾正挽救不良的風俗，驅使老百姓讓他的回複到質樸純厚的風俗上來。
考察《六略》上著錄的書達一萬三千卷，全是表彰善行的制止惡迹的，阻止橫行放縱的。
驅使遊手好閑的，希望有利于引導人們向善，回歸到正道上來。
孔子之所以寫《春秋》，是因為周代的民風敗壞了。
所以表彰很細微的善事，貶斥極細小的惡
它說明了寫作《論衡》的起因和宗旨，《論衡》的内容和性質，以及想達到的目的。
《對作》可以看成是《論衡》的一篇緒論，對了解全書的基本精神和王充的思想感情很有幫助。
王充反複強調他作《論衡》不是為了“調文飾辭”，而是由于“衆書并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當老師的“賦奸僞之說”，做大官的“讀虛妄之書”，弄到了“是反為非，虛轉為實”，“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的程度，面對這種現實，自己“疾心傷之”，“不得已，故為《論衡》”。
他指出自己的寫作目的是“铨輕重之言，立真僞之平”，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非之理，使後進見是非之分”，并希望這些主張能得到君王的采納，以便對政治和教化有益。
鑒于桓譚等人遭受迫害的先例，他對《論衡》感到憂心忡忡，一再聲明它“無诽謗之辭”，希望“可以免于罪”。
在當時《論衡》遭到很多攻擊和诽謗的情況下，他的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原文】 84·1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
上至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 【注釋】 荀：荀子。
參見13·5注。
孟：孟子。
參見1·3注。
教訓：教誨訓導。
垂：自上施下。
垂文：指内容在于教誨、開導的文章。
【譯文】 有的人問：“賢聖不寫沒有目的性的文章，寫書一定有其用心之所在。
上至孔子、墨子這類人，下至荀子、孟子這些人，為教誨訓導後人一定寫有文章留下來，這是為的什麼呢？” 【原文】 81·2對曰：聖人作經，藝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
案《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遊慢，期便道善，歸正道焉。
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
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浃，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緻。
夫防決不備（11），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
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12）。
楊、墨之學不亂傳義（13），則孟子之傳不造（14）；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為（15）；高祖不辨得天下（16），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17）；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18），則桓譚之論不起（19）。
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
作有益于化，化有補于正，故漢立蘭台之官（20），校審其書，以考其言。
董仲舒作道術之書（21），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22）。
主父偃嫉之（23），誣奏其書。
天子下仲舒于吏，當謂之下愚（24）。
仲舒當死，天子赦之（25）。
夫仲舒言災異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況所論無觸忌之言（26），核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為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
【注釋】 藝：據本書《正說篇》“聖人作經，賢者作書”，《案書篇》“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當作“賢”。
薄俗：不良的風俗。
與下文“實誠”對應。
《六略》：參見83·7注（24）。
橫拓：橫行，放縱。
遊慢：遊手好閑，不務正業。
道：通“導”。
引導。
介：通“芥”。
小草。
纖介：形容極細微。
浃（jiā加）：徹，周全。
王道：王者治天下之道，這裡指儒家的“禮治”。
檢押：亦作“檢柙”，矯正，糾正。
（11）防：堤岸。
決：通“缺”。
殘破。
備：完整，這裡指修好。
（12）王充在本書《齊世篇》、《定賢篇》、《書解篇》中都表明了這種看法。
（13）楊：指楊朱。
參見8·2注（13）。
（14）孟子批楊、墨說：“楊子為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
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又說：“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 （15）韓國三句：《史記·老莊申韓列傳》：“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谏韓王，韓王不能用。
于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禦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實之上，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内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 （16）辨：通“辯”。
争論。
（17）參見本書《書解篇》注。
（18）凡論：指社會上流行的各種觀點。
（19）桓譚之論：指桓譚的著作《新論》。
（20）蘭台：參見38·16注。
（21）道術之書：可能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
（22）表在漢室：把寫的奏章呈給漢朝廷。
（23）主父偃：姓主父，名偃，西漢人，漢武帝時任郎中。
（24）當：判決書。
下愚：本義是智能低劣，這裡指诽謗朝廷，目無法度，不可救藥。
（25）以上事參見《史記·董仲舒傳》。
（26）所論：指王充在《論衡》中發的議論。
【譯文】 回答說：聖人寫經，賢人寫傳記，是為了糾正挽救不良的風俗，驅使老百姓讓他的回複到質樸純厚的風俗上來。
考察《六略》上著錄的書達一萬三千卷，全是表彰善行的制止惡迹的，阻止橫行放縱的。
驅使遊手好閑的，希望有利于引導人們向善，回歸到正道上來。
孔子之所以寫《春秋》，是因為周代的民風敗壞了。
所以表彰很細微的善事，貶斥極細小的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