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是造化的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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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緻伊感悔之速?” 先生說:“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叟是世間大慈的爺。

    ” 鳴治愕然請問。

     先生曰:“舜常自以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叟常自以為大慈,所以不能慈。

    瞽叟隻記得舜是我提孩長的,今何不曾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為後妻所移了,尚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

    舜隻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隻是我不能盡孝。

    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

    及至瞽叟底豫時,又不過複得此心原慈的本體。

    所以後世稱舜是個古今大孝的子,瞽叟亦做成個慈父。

    ” 【譯文】 有鄉下父子二人訴訟,請先生判案。

    随從欲阻擋他們。

    先生聽了他們說的情況,但是,待先生的話還未講完,父子二人抱頭痛哭,最後和好離去了。

     柴鳴治進來問道:“先生,您說了什麼就使父子二人很快地悔悟了呢?” 先生說:“我對他們說,虞舜是世上最不孝順的兒子,他的父親瞽叟是世上最慈祥的父親。

    ” 柴鳴治感到十分驚訝,請問為什麼。

     先生說:“舜常常自以為是最不孝的,因此他能孝;瞽叟常常自以為是最慈祥的,因此他不能慈愛。

    瞽叟隻記着舜是他拉扯養大的,而如今舜為什麼不讓他快樂?他不清楚他的心已被後妻迷惑而改變了,還自以為能慈愛,因此他就更不能慈愛。

    舜總是記着小時候父親是多麼地愛他,而如今之所以不愛了,隻因為自己不能盡孝。

    舜每天想着自己不能盡孝之處,因此他就更加孝順。

    等到瞽叟高興時,他隻不過是恢複了心中原本就有的慈愛的本體。

    所以,後世之人都稱舜是一個古往今來的大孝子,瞽叟也就變成了一個慈祥的父親。

    ” 〔評析〕 什麼是真孝?什麼是大慈?聖人有聖人的标準。

    聖人的标準,不能低于學士的常禮,又不混同于百姓的習俗,他們依從的是原本有應該如此的,所以,聖人、君子能以馳騁意志于屋寶宮庭之上,以孝、慈、良知于後世之楷模。

     【原文】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

    其心隻空空而已。

    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

    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得一毫?他隻不能自信。

    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竭盡無餘了。

    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即有二了。

    ” 【譯文】 先生說:“農夫向孔子請教有關問題,孔子未嘗先就準備了知識來回答他。

    孔子的内心也是空無一物的。

    但是,他從農夫自己知道的是非兩方面加以分析,農夫的心裡也就明白了。

    農夫知道自己的是非,便是他原本就有的天然準則。

    聖人雖然聰明,怎能随便增減分毫?隻是他自信心不足,孔子稍加分析是非曲直就暴露無遺了。

    若孔子與農夫談話時,心裡還保留一點知識,也就不能窮盡他的良知,而道體将一分為二了。

    ” 〔評析〕 人世茫茫,到處都有是與非。

    正确的東西都是正确,錯的東西總是錯的。

    但是正确的東西有時不被接受,錯的東西卻有時得以流行。

    這些無非是世俗的現象,但在聖人眼裡,是與非始終都不會颠倒的。

     【原文】 先生曰:“‘蒸蒸乂,不格奸’,本注說象已進于義,不至大為奸惡。

    舜征庸後,象猶日以殺舜為事,何大奸惡如之?舜隻是自進于義,以義薰蒸,不去正他奸惡。

    凡文過掩慝,此是惡人常态。

    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惡性。

    舜初時緻得象要殺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過處。

    經過來,乃知功夫隻在自己,不去責人,所以緻得克諧。

    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

    古人言語,俱是自家經曆過來,所以說的親切,遺之後世,曲當人情。

    若非自家經過,如何得他許多苦心處。

    ” 【譯文】 先生說:“《尚書》上所謂的‘蒸蒸義,不格奸’,本注主張為象(舜的弟弟)逐漸接近義,不至于去做非常奸邪的事。

    舜被征用後,象仍每天想去謀殺他,還有比這更奸邪的事嗎?舜隻是自己學會自我克治,用自我克治去感化象,不直接了當地糾正他的奸邪。

    文過飾非,這是惡人的常态。

    若要去責備他的過失,反倒會激起他的惡性。

    開始時,舜使得象要害他,也是想讓象變好的心太迫切了,這就是舜的過錯。

    有了這段經曆,舜終明白功夫隻在自身,不能去怪罪他人,所以最後達到了和諧。

    這就是舜的動心忍性,增加自己能力的地方。

    古人的言論,都是自己親身經曆的,因此記得十分親切,遺傳到後世,歪曲變通,都能符合于人情世故。

    若非自己經曆過,如何會有他那麼多的良苦用心呢?” 〔評析〕 堯、舜、湯,武的成功,不論是順理或背理,隻要他們順應了時代就昌盛;桀、纣、幽、厲的失敗,不論是做錯事還是做壞事,違反了時代就失敗。

    自己做善事都不能使别人跟從,這隻能算是獨善;自己做巧事卻無法使别人效法,這隻能算是獨巧;這些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善與巧。

    所以,古來隻推崇聖人之治,而不推崇君王的獨治。

    獨善的行為,不能教化百姓;獨治的君王,不能治理天下。

     【原文】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

    ” 未達,請問。

     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

    ‘武’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

    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

    若後世作樂,隻是做些詞調,于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樸還淳,取今之戲子,将妖淫詞調俱去了,隻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與風化有益。

    然後古樂漸次可複矣。

    ” 曰:“洪要求元聲不可得,恐于古樂亦難複。

    ” 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 對曰:“古人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法。

    ” 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卻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 元聲隻在你心上求。

    ” 曰:“心如何求?” 先生曰:“古人為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

    比如在此歌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怿興起,隻此便是元聲之始。

    《書》雲:‘詩言志’,志便是樂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依永,律和聲’,律隻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的本。

    何嘗求之于外?” 曰:“古人制候氣法,是意何取?” 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

    我的中和原與天地之氣相應,候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不過去驗我的氣果和否。

    此是成律已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

    今要候灰管,必須定至日。

    然至日子時,恐又不準,又何處取得準來?” 【譯文】 先生說:“古樂已很長時間未演奏了。

    今天的唱戲與古樂的韻味還比較相似。

    ” 德洪不理解,于是就這句話請教于先生。

     先生說:“韶樂的九章,是虞舜時的樂曲;武樂的九章,是武王時的樂曲。

    聖人平生的事迹,都蘊涵在樂曲中。

    因此,有德之人聽後,就能了解其中的盡善盡美和盡美不盡善之處。

    後世作樂,隻是譜寫一些詞調,和民風教化毫無關系,豈能用來教民向善呢?如今要求民風返樸歸真,把今天的戲曲拿來,删除樂曲中所有的妖淫詞調,隻保留忠臣、孝子的故事,使愚昧的平民百姓都容易理解,在無知覺中激發他們的良知,如此,對移風易俗會有所幫助,同時,古樂也就逐漸恢複本來面貌了。

    ” 德洪說:“我連元聲(基準音)都找不到,要恢複古樂,隻怕十分困難。

    ” 先生說:“你認為元聲該到哪裡去尋找?” 德洪答道:“古人制造律管來候氣,這也許是尋求元聲的辦法。

    ” 先生說:“若要從葭灰黍粒中尋找元聲,猶如水底撈月,豈能找到?元聲隻能從心上找。

    ” 德洪問:“在心上如何找呢?” 先生說:“古人管理天下,首先把人培養得心平氣和,而後才作樂。

    例如在這裡吟詩,你心平氣和地,聽的人自然會感到愉悅滿意,這就是元聲的起始處。

    《尚書·堯典》中說:‘詩言志’,志就是樂之根本;‘歌永言’,歌就是作樂之根本;‘聲依永,律和聲’,音律隻要與聲音和諧一緻,聲音和諧就是制定音律之根本。

    所以,怎能到心外去尋找呢?” 又問:“古人以律管候氣的辦法,又是以什麼為依據?”先生說:“古人當具備中和的心體後才作樂。

    我的中和本來與天地之氣相應,候天地之氣,與鳳凰的鳴叫相諧合,隻不過是來驗證我的氣是否真的中和。

    這是制成音律之後的事。

    并不是非要以此為依據才能制成音律。

    如今通過律管來候氣,必須确定在冬至這天,但是,當到了冬至子時,隻恐又不準确,又到哪裡去找标準呢?” 〔評析〕 古人雲:“凡音樂都是天地和諧、陰陽調和的産物。

    ”大樂是人們歡欣、喜悅的産物,歡欣從平和中産生,平和的境界從道中産生。

    天下太平,萬物安定,一切都順應正道,音樂才可以創作完成。

    創作音樂和享受音樂之樂,必須節制嗜欲。

    隻有嗜欲而不放縱,才可以專心從事創作音樂,平心靜氣地欣賞音樂。

    因為真正的音樂,全在人們的“良知”中存養。

     【原文】 先生曰:“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

    不然,亦點化許多不得。

    ” “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也隻從那心上來。

    譬如大樹,有多少枝葉,也隻是根本上用得培養功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從枝葉上用功做得根本也。

    學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學那氣魄,卻倒做了。

    ” 【譯文】 先生說:“學問也要經過别人的開導點化,然而,不及自己所省悟理解的那樣能一了百當。

    否則,開導點化也沒有多大用處。

    ” 先生說:“孔子的氣魄宏偉,隻要是帝王的事業,他都能從心上一一加以體會。

    例如一棵大樹,無論有多少枝葉,也隻是從根本上用培養的功夫,因此枝繁葉茂,并不是從枝葉上用功去培養根本。

    學者向孔子學習,若不在心上用功,隻匆匆忙忙地學那氣魄,如此,隻是将功夫做颠倒了。

    ” 〔評析〕 君子的學問,從眼、耳進入,在内心明通。

    内心明通了,行動自然公正,行為公正了,氣魄自然宏偉。

    所以,君子的學習,是用來修整自己的身心,平常人的學習,往往助長了自身的劣行。

    錯誤不是出在學習,而在功夫的落實處。

     【原文】 “人有過,多于過上用功,就是補甑,其流必歸于文過。

    ” “今人于吃飯時,雖然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甯,隻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 “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 先生歎曰:“世間知學的人,隻有這些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與人同。

    ” 崇一曰:“這病痛隻是個好高不能忘己爾。

    ” 【譯文】 先生說:“當人犯了錯誤時,若多多在錯誤上用功夫,就好象修補破舊的甑(瓦罐),必定有文過飾非的毛病。

    ” 先生說:“現在,有些人在吃飯時,即使無事,他的心經常忙亂而不安定,隻因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 先生說:“琴瑟與書籍,學者不能或缺,由于常有事可做,心就不會放縱。

    ” 先生感歎地說:“世間知學的人,隻要這些毛病不能糾正,就不為‘善與人同’了。

    ” 崇一接着說:“所謂的毛病,也就是因為好高骛遠而不能舍己從人。

    ” 〔評析〕 農民鋤草,是要除去對莊稼有害的東西;聖人的修養,是要除去對道德有害的東西。

    思考對道德沒有益處的事情,這是心的糟粕;說出對道德沒有助益的話來,這是言語中的糟粕;做出對道德沒有增益的事來,是行為上的糟粕。

    這些糟粕都不是心之本體中原有的,而是在習俗中沾染的。

    “緻良知”的功夫不一定全部放在去除糟粕上,而是注重時時統攝身心,不使“惹塵埃。

    ” 【原文】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卻有過、不及?” 先生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 “‘所惡于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緻知。

    ” 先生曰:“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

    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隻是學得儀、秦故智。

    儀、秦學術善揣摸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

    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于不善爾。

    ” 【譯文】 有人問:“良知本來是中和的,如何會有過與不及呢?” 先生說:“清楚了過與不及,也就是中和。

    ” “《大學》中的‘所惡于上’,就是良知;‘母以使下’,就是緻知。

    ” 先生說:“張儀、蘇秦的謀略,也是聖人的資質。

    後代的諸多事業文章,諸多的豪傑名家,隻是學到了張儀、蘇秦使用過的方法。

    張儀、蘇秦的學問很會揣摸人情,沒有哪一點不是切中要害的,因此他們的學說不能窮盡。

    張儀、蘇秦已窺到了良知的妙用處,但沒有把它用在點子上。

    ” 〔評析〕 《孫膑兵法·奇正》中說:“宇宙的大道理是:物極必反,事物發展到極點,必然走向反面。

    ”“圓滿到極點必然又歸回隐沒和殘缺,太陽和月亮就是這樣。

    盛極必衰,有興有廢,相互更替,春夏秋冬四季寒來暑往,遞次交替,就是這樣。

    ”能把握住“良知”的人,外部變化而内部不加變化;行為或過或不及,而心地保持中和。

    趙宣孟救活了在桑樹蔭下饑餓的人,天下人稱頌他的仁惠;荊國佽非觸犯江中的大害,沒有失去他的勇氣,天下人稱頌他的果敢。

    因此,見到小的行止,便可論及大的原則,過與不及都不在表象上分辨,皆在原則下保持中和。

     【原文】 或問未發已發。

     先生曰:“隻緣後儒将未發已發分說了,隻得劈頭說個無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之。

    若說有個已發未發,聽者依舊落在後儒見解。

    若真見得無未發已發,說個有未發已發原不妨,原有個未發已發在。

    ” 問曰:“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

    譬如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

    畢竟有個扣與不扣,何如?” 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隻寂天寞地。

    ” 【譯文】 有人就未發已發的問題請教于先生。

     先生說:“隻因後世儒者将未發已發分開來講了,所以我隻有直接說一個沒有未發已發,讓世人自己思考而有所得。

    若說有一個已發未發,聽講的人依然回到後儒的見解上。

    若能真正認識到沒有未發已發,即使講有未發已發也沒事。

    本來就存在未發已發。

    ” 有人問:“未發并非不和,已發也并非不中。

    例如鐘聲,沒敲不能說無,敲了也不能說有。

    但是,它到底有敲和不敲的分别,是這樣的嗎?” 先生說:“沒敲時原本就是驚天動地的,敲了之後也隻是寂靜無聲。

    ” 〔評析〕 音樂也有适中的原則。

    氣勢太宏大了就會使人心志搖蕩;氣勢太微小,心志就會空虛。

    一萬人調理大鐘,其音反而雜亂,一個人調鐘,能使鐘聲與六律相符。

    面對大鐘評論音樂,敲與不敲本無區别,能靜心凝聽,雖未敲響,卻似聞其音袅袅;心不在焉,雖已敲動,卻似聞非聞。

    聞之在身,樂之在心,心不樂,則聞過似非。

     【原文】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為定論?” 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

    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

    總而言之,隻是一個性。

    但所見有淺深爾。

    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

    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

    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觑的眼。

    總而言之,隻是這個眼。

    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觑的眼。

    皆是執定,就知是錯。

    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個大概如此。

    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

    隻是見得未精耳。

    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

    ” 【譯文】 有人問:“古人談論人性,各有異同,到底誰家可作為至論呢?” 先生說:“性無固定的體,論亦無固定的體。

    有就本體而言的,有就作用而言的,有就源頭而言的,有就流弊而言的。

    總之說的隻是這個性。

    唯看法有深淺罷了。

    若偏執一方,就是錯誤的了。

    性的本體原本無善無不善。

    性的作用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