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書的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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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十月，王陽明的門人南大吉，命其弟逢吉校刻《續刻傳習錄》于浙江紹興，分上、下兩冊，上冊即《初刻傳習錄》，下冊為王陽明論述學術的書信九篇，并附“示弟立志說”和“訓蒙大意”，此續刻本即今本之中卷。
·成書的緣起·
錢德洪·序
錢德洪（公元1496——1574年），初名寬，字洪甫，号緒山，時稱緒山先生，浙江餘姚人。王陽明之大弟子，為王門“授業師”之一。在入京殿試途中，聞陽明先生病逝，即不試而奔喪。三年後中進士，官至刑部郎中，後在野三十年中以教授為生。他待子弟嚴而有禮，教學上因勢利導，不時警誡，有“教授師”之稱、見《明儒學案》卷十一。
【原文】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傳習錄》于越，凡二冊。下冊摘錄先師手書，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書，吾師自謂“天下是朱非陸，論定既久，一旦反之為難”。二書姑為調停兩可之說，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錄為下冊之首者，意亦以是欤！今朱、陸之辨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師《文錄》，置二書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複錄。其餘指知行之本體，莫詳于答人論學與答周道通、陸清伯、歐陽崇一四書。而謂格物為學者用力日可見之地，莫詳于答羅整庵一書。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萬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講學。惟恐吾人不聞斯道，流于功利機智以日堕于夷狄禽獸而不覺。其一體同物之心，終身，至于斃而後已。此孔孟以來賢聖苦心，雖門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見于答聶文蔚之第一書。此皆仍元善所錄之舊。而揭“必有事焉”即“緻良知”功夫，明白簡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詳于答文蔚之第二書，故增錄之。元善當時洶洶，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聞斯學為慶，而絕無有纖芥憤郁不平之氣。斯錄之刻，人見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處時之甚艱也。今所去取，裁之時義則然，非忍有所加損于其間也。
【譯文】
過去，南元善在浙江紹興刻印《傳錄習》分為上、下兩冊。下冊收錄了先生的八封書信。其中在《答徐成之》兩封信中，先生說：“贊成朱熹的觀點，排斥陸九淵的觀點，長期以來已成定論，想要改變，十分困難。”這兩封信就是為了調解朱陸之争，使人們通過自己的思考而明白這一點。因此，南元善将這兩封信放在下冊的開頭，用意非常好。今天，世人已明白朱陸之辨的内涵。我刻印先生的《文錄》時，把兩封信置于《外集》中，主要是有些觀點還不夠完善，因此，現不作收錄。關于其他知行本體方在的論述，在《答人論學》、《答周道通書》、《答陸清伯書》、《答歐陽崇一》等四封信最為詳盡。在《答羅整庵書》中，明确道出了格物應是學者平常所做的工夫。先生平生面對世人的诽謗和诋毀，在萬死一生的逆境中始終不忘講學。他老人家深憂我們這些弟子不了解聖學而被功利和技巧所迷惑，以至毫無知覺地淪為禽獸夷狄。先生終生兢兢業業地追求與天地萬物溶為一體的境界，直至死而後已。這種孔孟以來聖賢所獨有的良苦用心，并不因學生和親人的勸慰而有絲毫的減輕。以上所述先生的情懷，在《答聶文蔚》的第一封信中作了詳細的表露。這幾封信，均按南元善原本刊刻而收錄。先生在《答聶文蔚》的第二封信中，詳盡地揭示了‘必有事焉’即為‘緻良知’的功夫，論述明白簡潔，使人很容易找到工夫的下手處，所以也增錄進來。南元善當時的處境極其艱難，仍以講授陽明學說為己任，最終遭受奸臣排擠。但他仍然認為，他接受陽明學說是一生最大的幸事。因而，他沒有分毫的憂憤和悔恨。人們都知道，南元善刊刻的《傳習錄》，對于有志于學的朋友幫助很大，但不知他其時處境的艱難。我的去取是依據今天的需要，并不是對南元善所刻的《傳習錄》舊本有什麼不滿。
〔評析〕
這篇序為陽明先生的學生錢德洪所作。錢德洪（公元1496——1575）：字洪甫，号緒山。浙江餘姚人。進士，官至刑部郎中。序中對《傳習錄》的編排、刻印等有關問題作了些說明，這對我們今天了解這本書有一定的參考作用。其中有關對先生思想觀點的概述，對本卷的内容作了一個簡要提示，為我們提示了一條理解《傳習錄》的思路。
·成書的緣起·
錢德洪·序
錢德洪（公元1496——1574年），初名寬，字洪甫，号緒山，時稱緒山先生，浙江餘姚人。王陽明之大弟子，為王門“授業師”之一。在入京殿試途中，聞陽明先生病逝，即不試而奔喪。三年後中進士，官至刑部郎中，後在野三十年中以教授為生。他待子弟嚴而有禮，教學上因勢利導，不時警誡，有“教授師”之稱、見《明儒學案》卷十一。
【原文】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傳習錄》于越，凡二冊。下冊摘錄先師手書，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書，吾師自謂“天下是朱非陸，論定既久，一旦反之為難”。二書姑為調停兩可之說，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錄為下冊之首者，意亦以是欤！今朱、陸之辨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師《文錄》，置二書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複錄。其餘指知行之本體，莫詳于答人論學與答周道通、陸清伯、歐陽崇一四書。而謂格物為學者用力日可見之地，莫詳于答羅整庵一書。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萬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講學。惟恐吾人不聞斯道，流于功利機智以日堕于夷狄禽獸而不覺。其一體同物之心，終身，至于斃而後已。此孔孟以來賢聖苦心，雖門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見于答聶文蔚之第一書。此皆仍元善所錄之舊。而揭“必有事焉”即“緻良知”功夫，明白簡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詳于答文蔚之第二書，故增錄之。元善當時洶洶，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聞斯學為慶，而絕無有纖芥憤郁不平之氣。斯錄之刻，人見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處時之甚艱也。今所去取，裁之時義則然，非忍有所加損于其間也。
【譯文】
過去，南元善在浙江紹興刻印《傳錄習》分為上、下兩冊。下冊收錄了先生的八封書信。其中在《答徐成之》兩封信中，先生說：“贊成朱熹的觀點，排斥陸九淵的觀點，長期以來已成定論，想要改變，十分困難。”這兩封信就是為了調解朱陸之争，使人們通過自己的思考而明白這一點。因此，南元善将這兩封信放在下冊的開頭，用意非常好。今天，世人已明白朱陸之辨的内涵。我刻印先生的《文錄》時，把兩封信置于《外集》中，主要是有些觀點還不夠完善，因此，現不作收錄。關于其他知行本體方在的論述，在《答人論學》、《答周道通書》、《答陸清伯書》、《答歐陽崇一》等四封信最為詳盡。在《答羅整庵書》中，明确道出了格物應是學者平常所做的工夫。先生平生面對世人的诽謗和诋毀，在萬死一生的逆境中始終不忘講學。他老人家深憂我們這些弟子不了解聖學而被功利和技巧所迷惑，以至毫無知覺地淪為禽獸夷狄。先生終生兢兢業業地追求與天地萬物溶為一體的境界，直至死而後已。這種孔孟以來聖賢所獨有的良苦用心，并不因學生和親人的勸慰而有絲毫的減輕。以上所述先生的情懷，在《答聶文蔚》的第一封信中作了詳細的表露。這幾封信，均按南元善原本刊刻而收錄。先生在《答聶文蔚》的第二封信中，詳盡地揭示了‘必有事焉’即為‘緻良知’的功夫，論述明白簡潔，使人很容易找到工夫的下手處，所以也增錄進來。南元善當時的處境極其艱難，仍以講授陽明學說為己任，最終遭受奸臣排擠。但他仍然認為，他接受陽明學說是一生最大的幸事。因而，他沒有分毫的憂憤和悔恨。人們都知道，南元善刊刻的《傳習錄》，對于有志于學的朋友幫助很大，但不知他其時處境的艱難。我的去取是依據今天的需要，并不是對南元善所刻的《傳習錄》舊本有什麼不滿。
〔評析〕
這篇序為陽明先生的學生錢德洪所作。錢德洪（公元1496——1575）：字洪甫，号緒山。浙江餘姚人。進士，官至刑部郎中。序中對《傳習錄》的編排、刻印等有關問題作了些說明，這對我們今天了解這本書有一定的參考作用。其中有關對先生思想觀點的概述，對本卷的内容作了一個簡要提示，為我們提示了一條理解《傳習錄》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