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外雜篇言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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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
可見此所謂性命之情，即猶其所謂德也。
而性命連文，蓋必尤晚出于《中庸》矣。
又《在宥》雲：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天下将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
天下将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脔卷怆囊而亂天下也。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
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
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
《天運》雲：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暌山川之精，中堕四時之施，其知憯于蛎虿之尾。
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
今按：此四語義深至。
時不可止，道不可壅，則正是盛德大業之所由興也。
若誠知此，又何必主反本而複初乎？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此二語當善參。
若鹵莽滅裂而诿謂性之不可易，命之不可變，則其語似是而實非，蓋已不知有大化，而亦惟故之求矣。
《刻意》篇亦雲："水之性，郁閉而不流，亦不能清。
"然則又何以謂德之愈下及于後世而愈衰乎？《天運》篇又言孔子告老子曰："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
"學老莊者，必主反本複初，是即不與化為人也。
若果深究《莊子》七篇與《老子》五千言陳義之相異，則此等偏陷，實多本于《老子》書，而《莊子》内篇固少此失。
故老莊之徒凡言性命，往往指其最先之本初言，此皆可謂承襲自《老子》，厥後惟王船山駁斥之最精到。
戴東原亦有見于此，而宋儒則轉反有誤涉老莊以闡孔孟之病。
此非細分别而究極言之，則不易得其異同得失之所在也。
《莊子》外篇既以最先之本初言德，言命，言性，故謂仁義非人性。
如《骈拇》雲：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
《天地》雲：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
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 外篇作者誤謂仁義非人性，此乃《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之說耳。
若果如此說之，則決不能有富有之大業，決不能有日新之盛德。
而宋儒受其影響，故程伊川遂謂性中何嘗有孝弟來。
在伊川之意，乃主仁義是性，而孝弟則非性。
蓋伊川以仁義屬于德，而孝弟則屬于事，故謂孝弟是人生以後事，非性中所有。
此在莊老之徒，恥通于事，尚可如此說之。
宋儒既不恥通于事，然則何為仍必分别事與性言之乎？此即朱子所以必别理與氣而言之之旨也。
此後亦惟船山能深辨之。
蓋船山深于易，又深于老莊，故能微辨其異同得失也。
外篇作者，既主原始本初者是德是性，而人事行為，皆屬後起。
又人事行為，可以害德，可以傷性，故遂主即以身與生言性，蓋身與生亦人之最先本初所有也。
如《骈拇》雲：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号，其于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伯夷……盜跖……二人者，所犯不同，其于殘生傷性，均也。
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矣。
《天地》篇亦雲：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二曰五聲亂耳，……三曰五臭薰鼻，……四曰五味濁口，……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
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凡此皆即以生與身謂性之說也。
後世道家循此失而益甚，遂以長生之術為歸真返樸脩性保命之學矣。
此尤道家思想之愈歧而愈失其本旨者。
而亦可謂其說之承襲于《老子》書者，尤深于其承襲于《莊子》之内篇也。
其他外篇言性，為本篇所未及稱舉者，尚可得十許條，然大義不越如上舉，故不備列焉。
可見此所謂性命之情，即猶其所謂德也。
而性命連文，蓋必尤晚出于《中庸》矣。
又《在宥》雲：
天下将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脔卷怆囊而亂天下也。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
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
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
《天運》雲：
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
今按：此四語義深至。
時不可止，道不可壅，則正是盛德大業之所由興也。
若誠知此，又何必主反本而複初乎？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此二語當善參。
若鹵莽滅裂而诿謂性之不可易，命之不可變，則其語似是而實非，蓋已不知有大化，而亦惟故之求矣。
《刻意》篇亦雲："水之性，郁閉而不流，亦不能清。
"然則又何以謂德之愈下及于後世而愈衰乎？《天運》篇又言孔子告老子曰："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
"學老莊者，必主反本複初，是即不與化為人也。
若果深究《莊子》七篇與《老子》五千言陳義之相異，則此等偏陷，實多本于《老子》書，而《莊子》内篇固少此失。
故老莊之徒凡言性命，往往指其最先之本初言，此皆可謂承襲自《老子》，厥後惟王船山駁斥之最精到。
戴東原亦有見于此，而宋儒則轉反有誤涉老莊以闡孔孟之病。
此非細分别而究極言之，則不易得其異同得失之所在也。
《莊子》外篇既以最先之本初言德，言命，言性，故謂仁義非人性。
如《骈拇》雲：
《天地》雲：
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 外篇作者誤謂仁義非人性，此乃《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之說耳。
若果如此說之，則決不能有富有之大業，決不能有日新之盛德。
而宋儒受其影響，故程伊川遂謂性中何嘗有孝弟來。
在伊川之意，乃主仁義是性，而孝弟則非性。
蓋伊川以仁義屬于德，而孝弟則屬于事，故謂孝弟是人生以後事，非性中所有。
此在莊老之徒，恥通于事，尚可如此說之。
宋儒既不恥通于事，然則何為仍必分别事與性言之乎？此即朱子所以必别理與氣而言之之旨也。
此後亦惟船山能深辨之。
蓋船山深于易，又深于老莊，故能微辨其異同得失也。
外篇作者，既主原始本初者是德是性，而人事行為，皆屬後起。
又人事行為，可以害德，可以傷性，故遂主即以身與生言性，蓋身與生亦人之最先本初所有也。
如《骈拇》雲：
伯夷……盜跖……二人者，所犯不同，其于殘生傷性，均也。
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矣。
《天地》篇亦雲：
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凡此皆即以生與身謂性之說也。
後世道家循此失而益甚，遂以長生之術為歸真返樸脩性保命之學矣。
此尤道家思想之愈歧而愈失其本旨者。
而亦可謂其說之承襲于《老子》書者，尤深于其承襲于《莊子》之内篇也。
其他外篇言性，為本篇所未及稱舉者，尚可得十許條，然大義不越如上舉，故不備列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