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論孟莊兩家論人生修養
關燈
小
中
大
中國學術，原本先秦，而儒道墨三家為之宗：研究人生修養，尤為中國學術精華，顧墨家于此獨缺，以此其流亦不暢。
儒道兩家，各擅勝場。
孟轲莊周，俱臻絕詣。
兩人學術雖相異，而生世則同，故其議論意境，有相違，亦多相似。
相合而觀，殆可範圍此後二千年論人生修養之大途轍，而莫能自外。
爰為比列而并論之如次。
孟子道性善，而曰："盡心可以知性，盡性可以知天。
"《莊子》内篇不言性，外雜篇偶及之，然此乃晚起學莊者之所為。
惟莊子言天言自然，自然與性，皆上本于天。
故莊之與孟，其學皆尊天。
惟莊周混同人物，平等一視。
其意境較孟子尤恢宏，而稍不切于人事矣。
抑苟既尊天，則若無事于修養。
而孟莊二子，乃皆特以言修養見長。
此其所以為深至也。
倘有人焉，彼能一任其天，更不為外界事物所屈抑，所轉移，而其心天行，得以徹底發展其自我内心自由之伸舒，獨行吾心，上達天德，此又何需所謂修養者？不知此正最有待于修養工夫，非大智大勇，能戰勝一切，超脫一切者不辦。
正惟此等人，乃最需修養，而所謂人生修養之最高境界，亦期能達至于此等境界而已。
孟莊正同為此等人物，皆同抱此等意境，實同為孔墨以下，家言得勢，遊士奮興之時代要求下産生，實同為此下二千年中國智識分子從事人生修養者，建樹其最高之标的。
而此二家論修養之終極意義則大有辨。
今先論孟子。
《孟子》書中提及人生修養之至高人格，則曰大丈夫，亦曰大人，以與小人小丈夫對。
《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達道。
得志，與民由之。
不得志，獨行其道。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故孟子意想中之大丈夫，必确然具有大智大勇，能戰勝一切，超脫一切，不為外界事物所屈抑，所轉移，而其自我内心，乃獲有一種極充分之自由伸舒者。
而所以得跻此境界，言其工夫，要之不外兩端。
一曰"養心"，一曰"養氣"。
心指其内存者言，氣指其外發者言。
二者交相養，而中國儒家所理想之修養工夫，大體具是矣。
《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
又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此章，論養心養氣工夫，最精最備。
欲明養氣，當知養勇。
勇即氣之征也。
而養勇之至，亦即可以不動心。
故知善養吾浩然之氣之與不動心，特所由言之内外異其端，而同歸于一詣，非截然為兩事也。
孟子言養勇，舉示兩方式。
一曰北宮黝之養勇，一曰孟施舍之養勇。
而曰："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
"此由養勇工夫而上達會通于養氣養心，再以歸趨于人生修養之終極，則曰"孔子之大勇"。
所謂浩然之氣之與不動心，則皆大勇也。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
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撻之于市朝。
不受于褐寬博，亦不受于萬乘之君。
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孟施舍之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
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
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今觀兩人之異點，北宮黝蓋以報複為主，乃一種不吃虧主義，不受辱主義，亦即一種争強主義也。
而孟施舍則以内心無懼為主，此乃一種不怯弱主義，亦即一種不怕主義也。
必求報複不吃虧，不受辱，則其權不盡在我。
僅求無懼不怯弱，此隻盡其在我而已足。
故孟子贊孟施舍為守約也。
蓋北宮黝之所養，其支撐完成之點，猶微嫌于偏傾向外。
孟施舍較側重于我自心之内部，則其權操在己。
故就其養勇工夫之表現在外者言，二人若無大不同。
然就于工夫之透進向裡言，則北宮黝僅止于氣，孟施舍已觸及于心，淺深之間，固有辨矣。
至于孔子之大勇，則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以此較之孟施舍，更為轉入内心深處。
孟施舍僅求對外能無懼，不怯弱，而尚未能把握到使吾心所以能對外無懼不怯弱之本原所在。
故孟施舍之養勇工夫，其最高境界，亦仍僅止于養氣，而固不足與語夫養心也。
故孟子又曰：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
蓋守氣仍屬外邊事。
曾子知反身循理，工夫轉向自心内層。
故所養愈在内，則所守愈約也。
抑且北宮黝與孟施舍二子之養勇，其事乃為勇而養，究其極亦僅止于為一勇士。
孔子曾子，則初不為勇而自勇。
夫勇亦人生美德，然修德者，固不當僅限于有勇。
若求大勇，則需集義。
集義者，即自反而縮也。
自反而縮，則行無不謙于己心。
行無不嫌于己心，則其氣無餒。
其氣無餒，斯不期勇而勇自至。
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
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養氣而至于是，斯為養氣之極緻。
然其工夫則不盡在養氣上。
蓋集義工夫尤貴知言。
若處言論龐雜，思想紛歧之世，而我不能剖辨群言之是非，與其得失之所在，則吾心終不免有惶惑失主之患，有舍是從非之暗。
苟如是，則"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政，害于其事"。
于吾内心本原處，苟已受病，其病必暴露于外而不可掩。
如是，又何義之能集？夫義者，即吾心之
儒道兩家，各擅勝場。
孟轲莊周，俱臻絕詣。
兩人學術雖相異，而生世則同，故其議論意境，有相違，亦多相似。
相合而觀，殆可範圍此後二千年論人生修養之大途轍，而莫能自外。
爰為比列而并論之如次。
孟子道性善，而曰："盡心可以知性，盡性可以知天。
"《莊子》内篇不言性，外雜篇偶及之，然此乃晚起學莊者之所為。
惟莊子言天言自然，自然與性，皆上本于天。
故莊之與孟，其學皆尊天。
惟莊周混同人物，平等一視。
其意境較孟子尤恢宏，而稍不切于人事矣。
抑苟既尊天，則若無事于修養。
而孟莊二子，乃皆特以言修養見長。
此其所以為深至也。
倘有人焉，彼能一任其天，更不為外界事物所屈抑，所轉移，而其心天行，得以徹底發展其自我内心自由之伸舒，獨行吾心，上達天德，此又何需所謂修養者？不知此正最有待于修養工夫，非大智大勇，能戰勝一切，超脫一切者不辦。
正惟此等人，乃最需修養，而所謂人生修養之最高境界，亦期能達至于此等境界而已。
孟莊正同為此等人物，皆同抱此等意境，實同為孔墨以下，家言得勢，遊士奮興之時代要求下産生，實同為此下二千年中國智識分子從事人生修養者，建樹其最高之标的。
而此二家論修養之終極意義則大有辨。
今先論孟子。
《孟子》書中提及人生修養之至高人格，則曰大丈夫，亦曰大人，以與小人小丈夫對。
《孟子》曰：
得志，與民由之。
不得志，獨行其道。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故孟子意想中之大丈夫，必确然具有大智大勇，能戰勝一切，超脫一切，不為外界事物所屈抑，所轉移，而其自我内心，乃獲有一種極充分之自由伸舒者。
而所以得跻此境界，言其工夫，要之不外兩端。
一曰"養心"，一曰"養氣"。
心指其内存者言，氣指其外發者言。
二者交相養，而中國儒家所理想之修養工夫，大體具是矣。
《孟子》曰：
又曰：
《孟子》此章，論養心養氣工夫，最精最備。
欲明養氣，當知養勇。
勇即氣之征也。
而養勇之至，亦即可以不動心。
故知善養吾浩然之氣之與不動心，特所由言之内外異其端，而同歸于一詣，非截然為兩事也。
孟子言養勇，舉示兩方式。
一曰北宮黝之養勇，一曰孟施舍之養勇。
而曰："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
"此由養勇工夫而上達會通于養氣養心，再以歸趨于人生修養之終極，則曰"孔子之大勇"。
所謂浩然之氣之與不動心，則皆大勇也。
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撻之于市朝。
不受于褐寬博，亦不受于萬乘之君。
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孟施舍之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
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
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今觀兩人之異點，北宮黝蓋以報複為主，乃一種不吃虧主義，不受辱主義，亦即一種争強主義也。
而孟施舍則以内心無懼為主，此乃一種不怯弱主義，亦即一種不怕主義也。
必求報複不吃虧，不受辱，則其權不盡在我。
僅求無懼不怯弱，此隻盡其在我而已足。
故孟子贊孟施舍為守約也。
蓋北宮黝之所養，其支撐完成之點，猶微嫌于偏傾向外。
孟施舍較側重于我自心之内部，則其權操在己。
故就其養勇工夫之表現在外者言，二人若無大不同。
然就于工夫之透進向裡言，則北宮黝僅止于氣，孟施舍已觸及于心，淺深之間，固有辨矣。
至于孔子之大勇，則曰：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以此較之孟施舍，更為轉入内心深處。
孟施舍僅求對外能無懼，不怯弱，而尚未能把握到使吾心所以能對外無懼不怯弱之本原所在。
故孟施舍之養勇工夫，其最高境界，亦仍僅止于養氣，而固不足與語夫養心也。
故孟子又曰：
蓋守氣仍屬外邊事。
曾子知反身循理，工夫轉向自心内層。
故所養愈在内，則所守愈約也。
抑且北宮黝與孟施舍二子之養勇，其事乃為勇而養，究其極亦僅止于為一勇士。
孔子曾子，則初不為勇而自勇。
夫勇亦人生美德，然修德者，固不當僅限于有勇。
若求大勇，則需集義。
集義者，即自反而縮也。
自反而縮，則行無不謙于己心。
行無不嫌于己心，則其氣無餒。
其氣無餒，斯不期勇而勇自至。
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
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養氣而至于是，斯為養氣之極緻。
然其工夫則不盡在養氣上。
蓋集義工夫尤貴知言。
若處言論龐雜，思想紛歧之世，而我不能剖辨群言之是非，與其得失之所在，則吾心終不免有惶惑失主之患，有舍是從非之暗。
苟如是，則"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政，害于其事"。
于吾内心本原處，苟已受病，其病必暴露于外而不可掩。
如是，又何義之能集？夫義者，即吾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