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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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書中，亦複有内聖外王之想。
故荀子乃常以聖王混為一談。
孟子嘗言："天下有達尊三，德一，齒一。
爵一。
"又曰："彼以其貴，我以我德。
"是孟子固舉聖與王而分别言之也。
蓋王者不必是聖，聖者亦不必為王，孟子與莊周，在此觀點上，則實尚相似。
此說驟視誠若平常，然觀荀子書，則于此區别乃頗漫然。
荀子常言法後王，其實無異于法後聖。
王者地位，遂于内聖外王之觀念下，驟見提高。
德位之分，遂于老子荀卿聖王混言之觀念下，驟被抹殺。
老子視社會大衆，莫非愚昧，而荀子則謂人性皆惡。
蓋儒家重言性，道家重言智，故老子荀卿，其立說雖不同，而其蔑視下層群衆之内心傲态則一。
又荀子亦不認有高高在上之天，于是以王者之位而具聖人之德，遂成為世間獨一無二之至尊，其崇高乃無可比倫。
故惟聖王乃能制禮樂，定法度，人世間一切管制教導胥賴焉。
今若專就此點言，則莊周猶較近孟子，而荀卿則轉反似老聃，此由時代不同，而學者意态亦随之而變，此又可微辨而知，固不當專從儒道分疆之一面立論也。
至于《中庸》與《易傳》，其成書猶出荀子後，而其書皆不免有内聖外王之想法。
循至漢儒，尤著者如春秋公羊家，乃謂孔子為素王，漢室之興，亦為新聖人之受命。
于是聖人而不居王位，遂成為一大缺憾，此猶可也。
而遂若王者不具聖德，亦不成其為王。
此亦未嘗不可。
而循此推衍，遂于無意中抱有王者必具聖德之推論，此則不得不謂是内聖外王說之遺禍留毒也。
惟在漢儒意想中，尚保留一高高在上之天，此為與荀卿異。
然漢儒既賦王者以聖德，乃謂其上應天德，受命而王。
是所謂天人合一者，乃集會于王者之一身，應帝王變為應符瑞，此又内聖外王之說演變出一新支，而較之莊周之初意，則固逖乎其遠矣。
抑尤不止此，内聖外王之論之演變，複另有一新支，則為李斯與韓非。
此兩人皆從學于荀卿，得其師法後王之說而不能通，乃索性隻重外王，再不論内聖。
社會下層群衆，固已非愚即惡，又無一高高在上之天臨之，而王者真成為獨尊。
于是王者之為政，既不複需有所謂德化之一面，而又不能如老子之謹慎躲藏，深微玄默，以善用其權謀術數。
于是此高高在上之王者，乃僅憑其高位大權，刑賞在握，若一切群衆，盡可以宰割管制以惟我之所欲焉。
此一支，驟視若與内聖外王之說并不近，然在思想線索之承遞轉接上，則顯然有關系。
就儒家早期思想言，人類總還是平等，而惟有一高高在上之天臨之。
莊周始把此高高在上之天排除了，但卻有一輩至人真人神人聖人者，其智其德，超然越出于普通常人之上。
然此輩則常不沾染于世俗。
至老子與荀卿，乃把此高出人上之聖人與王者相結合，德智與權位聯想在一起，遂若有權位者必有德智，而又無一高高在上之天臨于上，于是王者遂不期而成為人世之至尊。
法家則更偏落在此一點上，故遂單看重了王位，而更不論于聖德也。
此其說，司馬遷頗知之，故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于無為。
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
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于自然。
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實。
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其實所謂施之于名實，切事情，慘礉而少恩者，其意趣指歸，皆已見于老子書。
故謂申韓原于道德，其說确有見。
至老子所以較韓非深遠者，隻在老子之猶知有所畏，有所不敢，社會下層民衆，雖愚而可欺，猶必有待于我之權謀術數之能達于深微難測之境，固非可以慢肆我之欺侮而惟意所欲也。
而韓非則并此而忽之。
然韓非之輕視民衆，其端不可不謂乃淵源于老子與荀卿。
彼老子荀卿者，既不認有一高高在上之天。
又其視民衆，謂非愚即惡，而為之王者，又必内具聖德，高深難測，越出于衆人之上，則無怪其流衍而有韓非法家那一套。
然謂韓非原于老子則可，謂法家原于道家，則尚猶有辨。
因韓非斷斷不能從莊周書中引出也。
此因莊周僅一玄想家，重自然，重無為，意态蕭然于物外。
必至老子，乃始轉尚實際功利，重權術，迹近欺詐，彼乃把握自然而玩弄之于股掌之上，僞裝若無為，而其内心蓄意，則欲無不為。
韓非則揭破此僞裝，放膽破臉，以逞其所無不為而已。
（一○） 今再綜括言之，在莊周意中所想像，天無為，而芸芸衆生則無不為。
在老子，則無為而無不為者是一聖。
然此聖者，又不許芸芸衆生之無不為，而駕禦之以一套權謀與術數。
下至韓非，則既不許芸芸衆生之無不為，而此王者又放意肆志，更懂不得無為之旨。
于是乃隻讓此一王者立法創制，以為其所欲為。
秦始皇帝一朝政制，則大體建基在此一意态之上也。
西漢初年，後世論者，群認為其崇奉黃老，以無為為治。
其實如曹參之徒，若果以《老子》書繩之，亦僅是素樸農村中一愚者，烏足以當《老子》書中之聖人？故漢初之治，實并非真能運用老子心中之權謀與術數。
惟文帝比較似懂得老子，但文帝天性厚，其早年亦出生成長于社會群衆間，彼尚能對下層民衆有同情，因此文帝尚不能為《老子》書中聖人之不仁，以百姓為刍狗也。
故漢初之治，乃并不能如老子所想像。
換言之，漢初一朝君臣，亦胥無足以當老子書中所描繪之聖人也。
下至魏晉之際，其時學者，不講黃老而轉言老莊。
若言黃老，則内聖外王之氣氛較重，因黃帝即由戰國晚世所造托，為一内聖外王之理想人物也。
若言老莊，則内聖外王之氣氛已較沖淡，因莊周書中之内聖外王，則僅是玄想，無當實際也。
故魏晉間人，亦遂輕視了政治上之最高領袖，那時的政治，遂亦不期而成為一種群龍無首之象。
然當時人物，求其真能代表莊周意想中之典型者，僅有一阮籍。
向秀郭象，皆是僞莊子，此皆熱情世俗，又不能如老子之深遠，則豈不進退皆無據。
故就當時現身政治舞台之人物言，彼輩既不能運用《老子》書中之權謀與術數，又不能師法莊周之淡漠與隐退，更複不懂得莊老兩家不輕視民衆之深微心情，則如何能在政治上站穩？于是彼輩乃釀亂有餘，醞治不足，并把自己的私人生命亦同此葬送了。
若我們縱眼放觀全部中國政治史，果照莊周理想，該來一個無政府的新社會，而此事距情實太遠，實渺茫無實現之望。
若如《老子》書，說之似易，行之亦難。
在外交上，在軍事上，在經濟措施上，在刑法運用上，在駕馭人物應付事變上，一枝一節，未嘗無暗中襲取老子法術而小獲成功者。
然在總攬全局，漸移默化中，真能接近老子書中所想像之聖人于依稀仿佛間者，遍覽史籍，尚少其人。
就此言之，則莊周固是玄想，即老子，亦何嘗能擺脫莊周玄想之範圍？然則就大體言之，莊周與老聃，夫亦同為是一玄想人物而已耳。
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此語可謂是《老子》五千言對政治認識最深微最透徹之語，惜乎老子智及之，而仁不能守之，故在老子意中，總想能無為而無不為。
然求無不為，亦非真不可能，此惟有放任社會大衆，一任其所為，則自集群衆之所為而成為無不為，而不幸老子乃予智自雄，彼其意，乃在運用群衆以造成彼一人在上者之無不為，而獨成其私，此又何可能者。
然老子要為深遠矣，至少彼尚懂得智者之不敢為，至少彼尚懂得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的那一面。
後人不能學老子，便自然會追蹤荀卿與韓非。
苟我們從此回頭，再一看孔孟莊周，豈不誠如峨眉之在天半乎？然苟昧失于莊老兩家成書年代之先後，則如我此篇之所分析，亦将使讀者有無從捉摸之感也。
故荀子乃常以聖王混為一談。
孟子嘗言："天下有達尊三，德一，齒一。
爵一。
"又曰："彼以其貴，我以我德。
"是孟子固舉聖與王而分别言之也。
蓋王者不必是聖，聖者亦不必為王，孟子與莊周，在此觀點上，則實尚相似。
此說驟視誠若平常，然觀荀子書，則于此區别乃頗漫然。
荀子常言法後王，其實無異于法後聖。
王者地位，遂于内聖外王之觀念下，驟見提高。
德位之分，遂于老子荀卿聖王混言之觀念下，驟被抹殺。
老子視社會大衆，莫非愚昧，而荀子則謂人性皆惡。
蓋儒家重言性，道家重言智，故老子荀卿，其立說雖不同，而其蔑視下層群衆之内心傲态則一。
又荀子亦不認有高高在上之天，于是以王者之位而具聖人之德，遂成為世間獨一無二之至尊，其崇高乃無可比倫。
故惟聖王乃能制禮樂，定法度，人世間一切管制教導胥賴焉。
今若專就此點言，則莊周猶較近孟子，而荀卿則轉反似老聃，此由時代不同，而學者意态亦随之而變，此又可微辨而知，固不當專從儒道分疆之一面立論也。
至于《中庸》與《易傳》，其成書猶出荀子後，而其書皆不免有内聖外王之想法。
循至漢儒，尤著者如春秋公羊家，乃謂孔子為素王，漢室之興，亦為新聖人之受命。
于是聖人而不居王位，遂成為一大缺憾，此猶可也。
而遂若王者不具聖德，亦不成其為王。
此亦未嘗不可。
而循此推衍，遂于無意中抱有王者必具聖德之推論，此則不得不謂是内聖外王說之遺禍留毒也。
惟在漢儒意想中，尚保留一高高在上之天，此為與荀卿異。
然漢儒既賦王者以聖德，乃謂其上應天德，受命而王。
是所謂天人合一者，乃集會于王者之一身，應帝王變為應符瑞，此又内聖外王之說演變出一新支，而較之莊周之初意，則固逖乎其遠矣。
抑尤不止此，内聖外王之論之演變，複另有一新支，則為李斯與韓非。
此兩人皆從學于荀卿，得其師法後王之說而不能通，乃索性隻重外王，再不論内聖。
社會下層群衆，固已非愚即惡，又無一高高在上之天臨之，而王者真成為獨尊。
于是王者之為政，既不複需有所謂德化之一面，而又不能如老子之謹慎躲藏，深微玄默，以善用其權謀術數。
于是此高高在上之王者，乃僅憑其高位大權，刑賞在握，若一切群衆，盡可以宰割管制以惟我之所欲焉。
此一支，驟視若與内聖外王之說并不近，然在思想線索之承遞轉接上，則顯然有關系。
就儒家早期思想言，人類總還是平等，而惟有一高高在上之天臨之。
莊周始把此高高在上之天排除了，但卻有一輩至人真人神人聖人者，其智其德，超然越出于普通常人之上。
然此輩則常不沾染于世俗。
至老子與荀卿，乃把此高出人上之聖人與王者相結合，德智與權位聯想在一起，遂若有權位者必有德智，而又無一高高在上之天臨于上，于是王者遂不期而成為人世之至尊。
法家則更偏落在此一點上，故遂單看重了王位，而更不論于聖德也。
此其說，司馬遷頗知之，故曰：
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
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于自然。
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實。
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
其實所謂施之于名實，切事情，慘礉而少恩者，其意趣指歸，皆已見于老子書。
故謂申韓原于道德，其說确有見。
至老子所以較韓非深遠者，隻在老子之猶知有所畏，有所不敢，社會下層民衆，雖愚而可欺，猶必有待于我之權謀術數之能達于深微難測之境，固非可以慢肆我之欺侮而惟意所欲也。
而韓非則并此而忽之。
然韓非之輕視民衆，其端不可不謂乃淵源于老子與荀卿。
彼老子荀卿者，既不認有一高高在上之天。
又其視民衆，謂非愚即惡，而為之王者，又必内具聖德，高深難測，越出于衆人之上，則無怪其流衍而有韓非法家那一套。
然謂韓非原于老子則可，謂法家原于道家，則尚猶有辨。
因韓非斷斷不能從莊周書中引出也。
此因莊周僅一玄想家，重自然，重無為，意态蕭然于物外。
必至老子，乃始轉尚實際功利，重權術，迹近欺詐，彼乃把握自然而玩弄之于股掌之上，僞裝若無為，而其内心蓄意，則欲無不為。
韓非則揭破此僞裝，放膽破臉，以逞其所無不為而已。
（一○） 今再綜括言之，在莊周意中所想像，天無為，而芸芸衆生則無不為。
在老子，則無為而無不為者是一聖。
然此聖者，又不許芸芸衆生之無不為，而駕禦之以一套權謀與術數。
下至韓非，則既不許芸芸衆生之無不為，而此王者又放意肆志，更懂不得無為之旨。
于是乃隻讓此一王者立法創制，以為其所欲為。
秦始皇帝一朝政制，則大體建基在此一意态之上也。
西漢初年，後世論者，群認為其崇奉黃老，以無為為治。
其實如曹參之徒，若果以《老子》書繩之，亦僅是素樸農村中一愚者，烏足以當《老子》書中之聖人？故漢初之治，實并非真能運用老子心中之權謀與術數。
惟文帝比較似懂得老子，但文帝天性厚，其早年亦出生成長于社會群衆間，彼尚能對下層民衆有同情，因此文帝尚不能為《老子》書中聖人之不仁，以百姓為刍狗也。
故漢初之治，乃并不能如老子所想像。
換言之，漢初一朝君臣，亦胥無足以當老子書中所描繪之聖人也。
下至魏晉之際，其時學者，不講黃老而轉言老莊。
若言黃老，則内聖外王之氣氛較重，因黃帝即由戰國晚世所造托，為一内聖外王之理想人物也。
若言老莊，則内聖外王之氣氛已較沖淡，因莊周書中之内聖外王，則僅是玄想，無當實際也。
故魏晉間人，亦遂輕視了政治上之最高領袖，那時的政治，遂亦不期而成為一種群龍無首之象。
然當時人物，求其真能代表莊周意想中之典型者，僅有一阮籍。
向秀郭象，皆是僞莊子，此皆熱情世俗，又不能如老子之深遠，則豈不進退皆無據。
故就當時現身政治舞台之人物言，彼輩既不能運用《老子》書中之權謀與術數，又不能師法莊周之淡漠與隐退，更複不懂得莊老兩家不輕視民衆之深微心情，則如何能在政治上站穩？于是彼輩乃釀亂有餘，醞治不足，并把自己的私人生命亦同此葬送了。
若我們縱眼放觀全部中國政治史，果照莊周理想，該來一個無政府的新社會，而此事距情實太遠，實渺茫無實現之望。
若如《老子》書，說之似易，行之亦難。
在外交上，在軍事上，在經濟措施上，在刑法運用上，在駕馭人物應付事變上，一枝一節，未嘗無暗中襲取老子法術而小獲成功者。
然在總攬全局，漸移默化中，真能接近老子書中所想像之聖人于依稀仿佛間者，遍覽史籍，尚少其人。
就此言之，則莊周固是玄想，即老子，亦何嘗能擺脫莊周玄想之範圍？然則就大體言之，莊周與老聃，夫亦同為是一玄想人物而已耳。
老子曰：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此語可謂是《老子》五千言對政治認識最深微最透徹之語，惜乎老子智及之，而仁不能守之，故在老子意中，總想能無為而無不為。
然求無不為，亦非真不可能，此惟有放任社會大衆，一任其所為，則自集群衆之所為而成為無不為，而不幸老子乃予智自雄，彼其意，乃在運用群衆以造成彼一人在上者之無不為，而獨成其私，此又何可能者。
然老子要為深遠矣，至少彼尚懂得智者之不敢為，至少彼尚懂得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的那一面。
後人不能學老子，便自然會追蹤荀卿與韓非。
苟我們從此回頭，再一看孔孟莊周，豈不誠如峨眉之在天半乎？然苟昧失于莊老兩家成書年代之先後，則如我此篇之所分析，亦将使讀者有無從捉摸之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