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與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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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超脫了宗教的信仰，同時也完成了宗教的功用。
宗教從外面看，有他的制度、組織及儀式等，儒家把理想中的禮樂來代替。
宗教從内面看，同時是宗教精神更重要之一面，為信仰者之内心情緒，及各人心上宗教的真實經驗。
在儒家思想裡關于性與命的意義，與之極相接近。
各種宗教的内心經驗，最重要的，必有一個外在的神聖境界或神聖威力之存在。
人能超越了小我有限的較低級的自心，而信仰一外在的無限的高級的神聖心，而與之相接觸相感通相融合，這是各種宗教所共同祈求的一種境界，共同皈依的一種威力。
就宗教論宗教，則宗教應該超越乎道德之上。
道德隻是人世間之事，人世間一切道德，至多隻能把我們有限的自我沉沒于其他一個或多個有限的自我之内，并不能使自我與無限合一。
無論是忠，是孝，是愛，是一切其他犧牲，凡是道德對象，總之是屬人間的，依然是偏而不全，是有限，免不了要消逝而不能長久地存在。
因之一切人間道德總是偏的、相對的、有限的。
隻有神與聖完全而無限，永生而不滅。
人隻有與這神聖的無限生命相接觸，才使人自已參加無限而得永生，但儒家理論并不如此。
儒家并不在人類自心之外去另找一個神，儒家隻認人類自心本身内部自有它的一種無限性，那即是儒家之所謂性。
人心是個别的，因而也是各偏的，不完全而有生滅的，相對而有限的。
但人心亦有其共通的部分。
這些共通部分，既不是個别的，又不是各偏的，而是完全惟一的，無起滅而絕對永存的。
儒家之所謂性，即指此言。
因此儒家在自心之内求性的至善，正猶如一切宗教家在自心之外求神的至善一般。
性屬人，人性仍是有限。
善亦屬于人，則善亦有限。
但專就人本位言，則人性至善，已然是一種無限了。
宋儒轉換言理，理則普遍于宇宙萬物與人類，更屬無限了。
理之至善，正猶神之至善，故朱子說天即理也，這見即是上帝亦不能在理之外。
又說性即理也，則此至善無限，卻落到人的有限身上了。
無限必是先人而在，因此人之禀賦此性，必是原先有了的。
因此性之至善，與生俱足，更無餘欠了。
但雖堯舜，猶有餘憾，因無限的可能，隻在有限中發展，亦隻在有限中完成。
而有限則終與無限有别。
西方宗教家隻希望神降入我心來，這是無限超越在有限之外。
中國儒家則主張盡心知性、明心見性，而發現我性内具之善。
性與善既屬無限，則無限即在有限之内。
因此儒家論道德觀，主張自盡我心，自踐我性，其本身即已是一種無限與至善了。
宗教家惟其認有一神超越于自己小我有限之上，則此有限内心如何與此至高無限之神相交接，其普通必有之手續即為祈禱。
祈禱遂成為宗教之精髓與宗教之神魂。
祈禱是宗教上之必有手續，與必有實踐。
儒家既認性之至善即在我心，故儒家教義不須有祈禱。
但此至善之性，究竟也是我心内較高較深的部分，雖在我心之内，而貫通于心與心之間，則又若超越于我心之外，因此我心有限，而我心之性則無限。
一個超越我外而無限的性，較之隻為我有而有限的心，自然也不免有一種降臨與高壓之感。
此一種感覺，在儒家則謂之命。
儒家最要工夫一面在知性，一面則在知命。
性與命雖是一個東西，而不妨有兩種感覺。
一是感其在我之内，為我所有，一是感其在我之外，不盡為我所有。
既是在我之外而不盡為我所有，則對我自有一種強制或高壓，規範或領導之力。
若就人心全體言，乃是有了心，始見有性。
若就一個個的心而言，則性早在心之前而又在心之後。
未有我心，便有性，我心既滅，性尚在。
換言之，心個别而有限，性共通而無限。
心有生滅，性則無生滅。
而
宗教從外面看，有他的制度、組織及儀式等，儒家把理想中的禮樂來代替。
宗教從内面看，同時是宗教精神更重要之一面，為信仰者之内心情緒，及各人心上宗教的真實經驗。
在儒家思想裡關于性與命的意義，與之極相接近。
各種宗教的内心經驗，最重要的，必有一個外在的神聖境界或神聖威力之存在。
人能超越了小我有限的較低級的自心，而信仰一外在的無限的高級的神聖心，而與之相接觸相感通相融合，這是各種宗教所共同祈求的一種境界，共同皈依的一種威力。
就宗教論宗教，則宗教應該超越乎道德之上。
道德隻是人世間之事，人世間一切道德，至多隻能把我們有限的自我沉沒于其他一個或多個有限的自我之内，并不能使自我與無限合一。
無論是忠，是孝，是愛，是一切其他犧牲，凡是道德對象，總之是屬人間的，依然是偏而不全，是有限，免不了要消逝而不能長久地存在。
因之一切人間道德總是偏的、相對的、有限的。
隻有神與聖完全而無限，永生而不滅。
人隻有與這神聖的無限生命相接觸，才使人自已參加無限而得永生，但儒家理論并不如此。
儒家并不在人類自心之外去另找一個神，儒家隻認人類自心本身内部自有它的一種無限性，那即是儒家之所謂性。
人心是個别的，因而也是各偏的，不完全而有生滅的，相對而有限的。
但人心亦有其共通的部分。
這些共通部分，既不是個别的，又不是各偏的，而是完全惟一的，無起滅而絕對永存的。
儒家之所謂性，即指此言。
因此儒家在自心之内求性的至善，正猶如一切宗教家在自心之外求神的至善一般。
性屬人，人性仍是有限。
善亦屬于人，則善亦有限。
但專就人本位言，則人性至善，已然是一種無限了。
宋儒轉換言理，理則普遍于宇宙萬物與人類，更屬無限了。
理之至善，正猶神之至善，故朱子說天即理也，這見即是上帝亦不能在理之外。
又說性即理也，則此至善無限，卻落到人的有限身上了。
無限必是先人而在，因此人之禀賦此性，必是原先有了的。
因此性之至善，與生俱足，更無餘欠了。
但雖堯舜，猶有餘憾，因無限的可能，隻在有限中發展，亦隻在有限中完成。
而有限則終與無限有别。
西方宗教家隻希望神降入我心來，這是無限超越在有限之外。
中國儒家則主張盡心知性、明心見性，而發現我性内具之善。
性與善既屬無限，則無限即在有限之内。
因此儒家論道德觀，主張自盡我心，自踐我性，其本身即已是一種無限與至善了。
宗教家惟其認有一神超越于自己小我有限之上，則此有限内心如何與此至高無限之神相交接，其普通必有之手續即為祈禱。
祈禱遂成為宗教之精髓與宗教之神魂。
祈禱是宗教上之必有手續，與必有實踐。
儒家既認性之至善即在我心，故儒家教義不須有祈禱。
但此至善之性，究竟也是我心内較高較深的部分，雖在我心之内，而貫通于心與心之間，則又若超越于我心之外，因此我心有限，而我心之性則無限。
一個超越我外而無限的性，較之隻為我有而有限的心，自然也不免有一種降臨與高壓之感。
此一種感覺，在儒家則謂之命。
儒家最要工夫一面在知性，一面則在知命。
性與命雖是一個東西，而不妨有兩種感覺。
一是感其在我之内，為我所有，一是感其在我之外，不盡為我所有。
既是在我之外而不盡為我所有，則對我自有一種強制或高壓，規範或領導之力。
若就人心全體言，乃是有了心，始見有性。
若就一個個的心而言，則性早在心之前而又在心之後。
未有我心，便有性，我心既滅，性尚在。
換言之，心個别而有限，性共通而無限。
心有生滅，性則無生滅。
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