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與命
關燈
小
中
大
此無生滅的即生長在有生滅的之内，但同時又包宏恢張于有生滅的之外，而為之規範為之領導。
性就其在我之内而為我有者言，命則指其不盡在我之内又不盡為我有者言。
如何将我此個别之心，完全交付于此共通之心，而受其規範，聽其領導，這須有一種委心的狀态。
宗教上的委心是皈依，儒家的委心便是安命。
安命始可踐性，委心安命便要你有所舍卻。
舍卻了此一部分，獲得了那一部分，這種以舍棄為獲得的心理狀态，正猶如宗教家之祈禱。
祈禱心态之最重要者，首為完全舍棄。
舍棄你之一切而聽命于神，信賴神，祈求神。
儒家之知命安命，亦同樣有此境界，平息自心一切活動，隻聽命的支配。
命是在我外面的。
命又有消極與積極之分。
積極的命是一種領導，消極的命是一種規範，一種抑制。
人心必得有此兩種作用，一面規範抑制着你，不許你如此，不許你如彼，一面領導着你，該如此，該如彼。
宋儒說性即理，此一理字亦便是命。
宋儒常說天理，正猶先秦儒之言天命。
惟理雖在外，亦在内，因我既在理之内，理亦宜為我所有。
故陸王又要說心即理，理就主宰一切。
故陸王又要說良知即是你的主宰，此即是說主宰亦在我之内，而不在我之外。
儒家理論之最要處，正在認得此不為我有者其實即為我所有。
而此種境界卻不以祈禱得之。
此為儒家與宗教不同之又一關鍵。
莊子書中，有一番推翻上帝和神之存在之觀念的最透辟的理論。
但莊子書中，同樣有一番委心任運知命安命的最深妙的理趣。
你能體會到莊子的這一面，你自然能心态安和，精神平靜，一切放下，輕松恬美，而到達一種大自在大無畏的境界。
也正猶宗教精神在祈禱時之所到達。
惟莊子書中所言之命，則隻是消極地叫你舍棄，而非積極地叫你奮發，這是莊子知命而不知性之過。
魏晉時代的清談學家們，都重視莊子，但他們卻不言安命而言任性。
郭象注莊便是其一例。
如此則隻知任性，不知安命，在消極方面既沒有了抑制，在積極方面又沒有了領導。
性是一個必然的，而清談家之任性，則一任自然而不認有必然，此是清談家知性而不知命之過。
隻有儒家可說是性命雙修。
儒家思想有與一切宗教最不同之一點，一切宗教全像是個人主義的，而儒家則最不喜為個人自己着想。
一切宗教莫不有一個超越于個人以上之神，一切個人莫不向此神祈求，所祈求的對象雖是共通的，而此祈求之主則是個人的。
因此祈求所得之恩賜也屬于個人。
儒家思想中超越于個人以上者是命，命在領導着各個人，同時規範着各個人，因此命是個别的，而知命安命便是率性，性卻是共通的、大群的。
因此所領導所規範者是個人，而領導之規範之之主者，則一切從大衆出發，也一切歸宿到大衆。
《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隻輕輕安上一天字，并非認真看重有一上帝存在，重要則在命字與性字上，命與性都已在人的身份之内了。
孟子說：“盡心知性，盡性知天。
”此處也可說盡性知命，天隻是命之代名詞，也并非認真看重有一上帝存在，故又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故盡性知天，仍隻重在人的身份上。
道字由性命而來，則顯是大群的，決非小我的。
孔子又說：“人能宏道，非道宏人。
”此亦并不定謂必然先有了道才有人。
總之立言的分量，依然重在人。
西方宗教家必信仰有一上帝和神在人之前，又必然把人的地位低壓于上帝和神之下，此等信仰和理論，在中國儒家思想裡，似乎已沖淡了。
但宗教家一切鼓舞人向上的情緒，激勵人擴大内心的功用，儒家則并未忽視，而且能完全把握到，此是儒家高明處。
亦是儒家與一切宗教精神之相通處。
性就其在我之内而為我有者言，命則指其不盡在我之内又不盡為我有者言。
如何将我此個别之心，完全交付于此共通之心，而受其規範，聽其領導，這須有一種委心的狀态。
宗教上的委心是皈依，儒家的委心便是安命。
安命始可踐性，委心安命便要你有所舍卻。
舍卻了此一部分，獲得了那一部分，這種以舍棄為獲得的心理狀态，正猶如宗教家之祈禱。
祈禱心态之最重要者，首為完全舍棄。
舍棄你之一切而聽命于神，信賴神，祈求神。
儒家之知命安命，亦同樣有此境界，平息自心一切活動，隻聽命的支配。
命是在我外面的。
命又有消極與積極之分。
積極的命是一種領導，消極的命是一種規範，一種抑制。
人心必得有此兩種作用，一面規範抑制着你，不許你如此，不許你如彼，一面領導着你，該如此，該如彼。
宋儒說性即理，此一理字亦便是命。
宋儒常說天理，正猶先秦儒之言天命。
惟理雖在外，亦在内，因我既在理之内，理亦宜為我所有。
故陸王又要說心即理，理就主宰一切。
故陸王又要說良知即是你的主宰，此即是說主宰亦在我之内，而不在我之外。
儒家理論之最要處，正在認得此不為我有者其實即為我所有。
而此種境界卻不以祈禱得之。
此為儒家與宗教不同之又一關鍵。
莊子書中，有一番推翻上帝和神之存在之觀念的最透辟的理論。
但莊子書中，同樣有一番委心任運知命安命的最深妙的理趣。
你能體會到莊子的這一面，你自然能心态安和，精神平靜，一切放下，輕松恬美，而到達一種大自在大無畏的境界。
也正猶宗教精神在祈禱時之所到達。
惟莊子書中所言之命，則隻是消極地叫你舍棄，而非積極地叫你奮發，這是莊子知命而不知性之過。
魏晉時代的清談學家們，都重視莊子，但他們卻不言安命而言任性。
郭象注莊便是其一例。
如此則隻知任性，不知安命，在消極方面既沒有了抑制，在積極方面又沒有了領導。
性是一個必然的，而清談家之任性，則一任自然而不認有必然，此是清談家知性而不知命之過。
隻有儒家可說是性命雙修。
儒家思想有與一切宗教最不同之一點，一切宗教全像是個人主義的，而儒家則最不喜為個人自己着想。
一切宗教莫不有一個超越于個人以上之神，一切個人莫不向此神祈求，所祈求的對象雖是共通的，而此祈求之主則是個人的。
因此祈求所得之恩賜也屬于個人。
儒家思想中超越于個人以上者是命，命在領導着各個人，同時規範着各個人，因此命是個别的，而知命安命便是率性，性卻是共通的、大群的。
因此所領導所規範者是個人，而領導之規範之之主者，則一切從大衆出發，也一切歸宿到大衆。
《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隻輕輕安上一天字，并非認真看重有一上帝存在，重要則在命字與性字上，命與性都已在人的身份之内了。
孟子說：“盡心知性，盡性知天。
”此處也可說盡性知命，天隻是命之代名詞，也并非認真看重有一上帝存在，故又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故盡性知天，仍隻重在人的身份上。
道字由性命而來，則顯是大群的，決非小我的。
孔子又說：“人能宏道，非道宏人。
”此亦并不定謂必然先有了道才有人。
總之立言的分量，依然重在人。
西方宗教家必信仰有一上帝和神在人之前，又必然把人的地位低壓于上帝和神之下，此等信仰和理論，在中國儒家思想裡，似乎已沖淡了。
但宗教家一切鼓舞人向上的情緒，激勵人擴大内心的功用，儒家則并未忽視，而且能完全把握到，此是儒家高明處。
亦是儒家與一切宗教精神之相通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