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争與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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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曆史，若從外面講，自然是該從希臘羅馬直講下來的。
但若從西洋史之内心講，則應該由中古時期講起的。
換言之，近代歐洲人之心靈開發，顯然是從基督教開始的。
後來拐了彎，從中古神學傳統裡逃出，而有他們的所謂文藝複興，古代希臘羅馬人的心靈，才在近代歐洲人心上重見複活。
但在其思想傳統上，他們仍保留了一個上帝，神的觀念。
此後再三轉身，而變出他們哲學上的唯心論，變成一個超乎物質以上的絕對精神來。
直到黑格爾的辯證法與其曆史哲學，才把唯心哲學的重心又全部降落到人事上來。
但其宇宙觀的底裡，則始終還是中古神學之變相。
我們若從斯賓諾莎之泛神論，費爾巴哈之無神論，直看到馬克思的曆史唯物論，如此禅遞而下，可見近代西方想把上帝和神和絕對精神等等神秘觀念盡量從人事中排出，是一件費大力的事。
但無神論和唯物論，西方一般思想家，究是不能予以贊同的。
正因基督教乃是近代歐洲之最先心靈的曙光初射呀。
但在中國則不然。
中國人自始便不曾建立起一套具體的、肯定的、太嚴肅的一神論，因此也不會反激出無神和唯物的極端思想來。
儒家思想并不從上帝和神出發，但仍保留着神和上帝，并沒有明白加以破棄。
莊子思想，似可歸入無神論，但莊子也不是主張唯物的。
無甯說此下中國的思想界，主要是想把神物交融來作人文中心之外圍的。
近來的中國思想界，因感染了西方潮流，遂認為中國思想傳統一向是唯心論，又要盛誇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來屍祝供奉，認為惟此可對馬克思一派的唯物論作祛邪吓鬼之用，那就顯得無聊了。
就中國論中國，中國人自有一套中國的曆史哲學。
黑格爾與馬克思同樣注重在解說曆史，求在曆史中發現定律，再把來指導人生。
隻是黑格爾把曆史必然地推演到絕對精神上去，那未免玄之又玄了。
而且那種曆史開展的大責任，又專放在日耳曼民族的肩膀上，又嫌太狹窄了。
馬克思則一反黑氏之所為，把曆史必然地推演到無産階級專政，那像是比較具體而切近了，而且他又把曆史開展的大責任，放在全世界無産階級的肩膀上，便無怪其多方有人聞風興起了。
至于中國人的曆史哲學，卻并不專重在解釋曆史，而更重在指導曆史，并不專重在發現将來曆史事變之必然性，而更重在發現當前事理事情之當然性，這便與黑馬兩氏大相徑庭了。
曆史是人造的，人生基礎不能全抹煞了物質經濟生活條件。
中國史學家無不承認此一點。
但人生問題至少不能全由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領導，來解決。
人生問題，至少有一個理所當然，而中國思想之看此理字，則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
因此從中國傳統思想來看，馬克思至少是不深入，而且是不妥當。
若我們也來承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也有其真理，最多隻說馬氏謂人生曆史上一切上層精神活動，無論為政治的，社會的，道德的，宗教的，文學的，藝術的，都将由下層的基本的物質經濟生活條件而決定，如是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究竟也并不能否認了曆史上有一批上層的精神活動之存在。
而且我們也可說，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之
但若從西洋史之内心講，則應該由中古時期講起的。
換言之，近代歐洲人之心靈開發，顯然是從基督教開始的。
後來拐了彎，從中古神學傳統裡逃出，而有他們的所謂文藝複興，古代希臘羅馬人的心靈，才在近代歐洲人心上重見複活。
但在其思想傳統上，他們仍保留了一個上帝，神的觀念。
此後再三轉身，而變出他們哲學上的唯心論，變成一個超乎物質以上的絕對精神來。
直到黑格爾的辯證法與其曆史哲學，才把唯心哲學的重心又全部降落到人事上來。
但其宇宙觀的底裡，則始終還是中古神學之變相。
我們若從斯賓諾莎之泛神論，費爾巴哈之無神論，直看到馬克思的曆史唯物論，如此禅遞而下，可見近代西方想把上帝和神和絕對精神等等神秘觀念盡量從人事中排出，是一件費大力的事。
但無神論和唯物論，西方一般思想家，究是不能予以贊同的。
正因基督教乃是近代歐洲之最先心靈的曙光初射呀。
但在中國則不然。
中國人自始便不曾建立起一套具體的、肯定的、太嚴肅的一神論，因此也不會反激出無神和唯物的極端思想來。
儒家思想并不從上帝和神出發，但仍保留着神和上帝，并沒有明白加以破棄。
莊子思想，似可歸入無神論，但莊子也不是主張唯物的。
無甯說此下中國的思想界，主要是想把神物交融來作人文中心之外圍的。
近來的中國思想界，因感染了西方潮流，遂認為中國思想傳統一向是唯心論，又要盛誇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來屍祝供奉，認為惟此可對馬克思一派的唯物論作祛邪吓鬼之用，那就顯得無聊了。
就中國論中國，中國人自有一套中國的曆史哲學。
黑格爾與馬克思同樣注重在解說曆史，求在曆史中發現定律，再把來指導人生。
隻是黑格爾把曆史必然地推演到絕對精神上去，那未免玄之又玄了。
而且那種曆史開展的大責任，又專放在日耳曼民族的肩膀上，又嫌太狹窄了。
馬克思則一反黑氏之所為，把曆史必然地推演到無産階級專政，那像是比較具體而切近了，而且他又把曆史開展的大責任，放在全世界無産階級的肩膀上，便無怪其多方有人聞風興起了。
至于中國人的曆史哲學，卻并不專重在解釋曆史，而更重在指導曆史，并不專重在發現将來曆史事變之必然性，而更重在發現當前事理事情之當然性，這便與黑馬兩氏大相徑庭了。
曆史是人造的，人生基礎不能全抹煞了物質經濟生活條件。
中國史學家無不承認此一點。
但人生問題至少不能全由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領導，來解決。
人生問題，至少有一個理所當然，而中國思想之看此理字，則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
因此從中國傳統思想來看，馬克思至少是不深入，而且是不妥當。
若我們也來承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也有其真理，最多隻說馬氏謂人生曆史上一切上層精神活動，無論為政治的，社會的，道德的，宗教的，文學的，藝術的，都将由下層的基本的物質經濟生活條件而決定，如是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究竟也并不能否認了曆史上有一批上層的精神活動之存在。
而且我們也可說，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