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演進之三大階程及其未來之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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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中國,不如宋以前。

    然言學統道統,則宋以後尤盛于宋以前。

    社會下層遞有進步,中國依然是一中國,而旺盛繁華遞有升進,亦一不可掩之事實也。

     顧亭林言:“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此亦言政統失于上,而道統則不得不保存在下。

    匹夫若較肉食者為多數,實則此等匹夫,更難得。

    亭林之意,乃主于大範圍多數中養出此更難得之少數。

    君有君道,臣有臣道,職位既定,其道易知。

    匹夫在政治上無職無位,而天下興亡,道大難知。

    道不行于下,社會無知無道,則一切無可言。

    此意尤值深切玩味。

     清代順、康、雍,治定于上。

    乾隆之盛,上比明代之嘉靖、萬曆。

    然而在下之學統,則依然一反在上之政統,乃有漢學宋學之辯。

    宋學乃朝廷科舉功令所尚,重朱子之四書。

    而漢學則重返之兩漢五經,而程朱轉所輕。

    論其内情,則依然以在野争在朝,以道統争治統,以孔子之至聖先師争當代之帝王一尊,則依然是有宋理學之遺軌也。

     西化東漸,乃有太平天國興起,以耶稣為天兄,洪秀全為天弟,到處焚燒孔廟。

    今人亦以民族革命稱之。

    倘其成,當又将下于明代開國萬倍。

    曾國藩乃以在籍侍郎,發動湘鄉團練,平其亂,維系中國文化,功在社會。

    孔廟猶存,道統仍傳,此非曾氏之功而何。

    而今人乃以昧于民族大義責之。

    使曾國藩而亦從洪秀全,則複有施耐庵為《水浒傳》,不知更将何以下筆矣。

     下迄清末,康有為起于粵,章太炎起于浙,皆以書院講學傳統,一主今文經學,一主古文經學。

    要之,皆以社會下層之道統上撼政府上層之治統。

    而中山先生乃以成其革命之大業,創建民國。

    此誠中國曆史上又一大進步。

    中山先生之辛亥革命,始可稱之為一正式民族革命。

    既非太平天國可比,亦非明太祖之開國可比。

    中山先生之以第一任正式大總統讓之袁世凱,湯武征誅,繼之以堯舜禅讓,有宋理學家所提倡,中山先生正其人矣。

    洪憲稱帝,北洋軍閥擅權,政複亂于上。

    中山先生退隐在滬,創撰《三民主義》。

    雖其書隻讨論政治,然首冠以民族主義,此即以道統駕治統之上。

    又稱民有權,政有能,則民權雖在社會下層之多數,而責任則在上層政府之少數。

    不忘治統少數之重要,亦上承中國文化傳統之理想而來。

    民生乃屈居最末,但非專指衣食物質生活言,乃指社會多數之人生言。

    而民族一義,則兼涵古人,屬更大多數。

    而能明得此民族之傳統大義,則少數中之尤少數,為最難者。

    故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就其先後,而可明其高下緩急之所在矣。

     中山先生又于五權憲法中加入監察考試兩權,考試權乃中國傳統政治最高機能所在,使社會多數與政府少數緊密相通。

    政之能,即出于民之權者,其要在此。

    故中山先生乃主考試權,當不僅對被選者有限制,并對選舉人有限制,此尤不失中國傳統重視少數而必出于多數之精義。

    惟考試内容,則中山先生未作規定,此實漢唐以來中國政統上所讨論一最值注意之最重大一問題。

     黃梨洲《明夷待訪錄》,其《原君》《原臣》諸篇,發揮民主政治之精神所在,其書尚在法國盧騷《民約論》之前。

    盧騷《民約論》僅本空想,而梨洲則根據中國傳統史實。

    孔子以前,聖君賢相之相傳,實即代表治統不離道統,實已是一種民主精神。

    秦漢以下,君為王室主,相為政府主。

    君位世襲,由氏族觀念來。

    而政府中之相位,實即代表社會之民權。

    君不必聖,而相則必賢。

    周公孔子乃漢唐以下民衆理想之所寄。

    梨洲《待訪錄》深斥明祖廢相,為中國政統有失道統意義之最大一關鍵,乃一針見血之論。

    梨洲《待訪錄》又有《學校》篇,主張學校當為政統中公議之發源地,此一層漢唐以下諸儒所未發,而其論則從東林來。

     今再進一層言之。

    學校為立國百年大計,應在政府上來領導政府,不應在政府下受政府之統制。

    即兩漢太學已有此意。

    又學校為考試之本,而考試則為政府之本。

    政府成員來自考試,考試内容則定于理想之學校。

    漢武帝之表彰五經,罷黜百家,本之董仲舒之賢良對策。

    而董仲舒之得為賢良,則出于地方之察舉。

    自察舉演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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