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演進之三大階程及其未來之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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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惟仍尊經，欲創為新經學。
司馬光則繼《春秋左氏傳》為《資治通鑒》，從史學通治道。
則孔子地位自在漢唐諸君之上矣。
以王安石司馬光之為相言，其地位亦遠在其君之上。
漢唐惟為君者信用其相，至是則不啻為君者乃尊師其相。
王安石為經筵講官，主坐講，君則立而聽。
則相位之更重于君位，而師道之更尊于君道，其事皆從宋代起。
社會下層有轉超于政治上層者，則宋代之較漢唐，其在中國文化展演之階程上，不得不謂其又進了一步。
但新舊黨争，終使北宋陷于衰亡而不救。
其時乃有周張二程理學家之興起。
蓋道統既尊于政統，師道既高乎治道，則在朝不如在野。
為士者既以師道自任，則在己之修養講論，乃更重于出仕以從政。
此乃宋代理學家之所異于漢唐儒，《宋史》特立《道學傳》以别于《儒林傳》，亦非無理。
南宋朱子承二程之意，定《論》、《孟》、《學》、《庸》為四書，為之作集注與章句，而四書乃淩駕于五經之上。
治學者必先四書，乃及五經，于是孔孟新傳統乃繼周孔舊傳統而代興。
在野之師道，乃始正式淩駕于在上之君道。
此當可謂中國傳統文化演進之第三階程。
實可謂其乃由多數展演進向少數之又一進步。
然而周張二程既無救于北宋之衰亡，朱子象山亦無救于南宋之衰亡。
元代乃以蒙古異族入主中國，在上之政統血統又大變。
惟政治亂于上，而在下社會之道統則仍安定而無變。
黃東發王深甯吳草廬皆以南宋大儒進入元代，而在野講學，為一世之師。
其出仕在朝者，劉靜修盤桓不求進，尚受後人推崇。
許魯齋稍得意，乃受後人之鄙視。
但魯齋之在野，與衆坐一果樹下，有果無主心有主之語，則其人非無修養。
元代亦定科舉制，先四書，後五經，明清兩代一遵無變，亦不得謂魯齋無貢獻。
劉因謂由己而道尊，許衡則謂由己而道行。
然元代諸儒則終多不應舉。
而書院講學遍于全國，地方官到任必先赴書院聽講。
此又道統尊于治統之一明确表示。
專以此一端論，則元代亦已遠勝于秦代之焚書，嚴禁在下之以古非今，以政統高駕道統而上之之所為矣。
然而中國人則終不忘其血統觀，于是朱元璋乃以一小沙彌崛起，此非民族大義乎。
但其招攬諸儒，則終亦不免君尊臣卑，以道統供政統之用。
劉基得聘書，同時賜以劍，使任擇其一。
其他諸儒之受聘，亦多經逼迫。
施耐庵為《水浒傳》，在林沖武松諸人忠義堂一百零八好漢中，獨于其元首宋江有微辭。
而有王進，神龍見首不見尾，獨在一百零八好漢之外之上。
耐庵即以自喻。
當時士人以道統猶當在政統上之共同觀念，則由《水浒》一書而可證。
然則即謂《水浒傳》乃承兩宋理學傳統而來，亦無不可矣。
明祖廢相，成為一君獨尊，其事更要不得。
而明成祖之為君，則更尤要不得。
以滅十族罪方孝孺，其為君自尊，尤更甚于秦始皇帝。
此下明代諸君，亦終難與宋相比。
蓋宋祖之登帝位，來自無意，一若天之将降大任。
而明祖則從兵戎戰鬥中奪來，一若由己艱難占有此寶物，遂以滋其自尊之心。
今人則以民族大義與平民為天子來看明太祖，則中國五千年曆史惟此一人，猶當在漢祖開國之上。
不求其内心，宜有此失。
此則可見宋代理學提倡正心術之說，對中國文化之大貢獻處之終為不可忽視也。
明代諸儒乃亦一承元代之風，以不出仕為高。
吳康齋、胡敬齋隐于田野。
陳白沙隐于海澨。
王陽明獨例外。
然亦先遭龍場驿之貶谪，及其平宸濠之亂，而亦幾遭不測。
終以江西巡撫死于軍事途中，未能一日重返京師。
故其弟子如王龍谿王心齋，皆決意不仕，講學在野。
乃有李卓吾之徒，又成為儒、釋、道三教同流之勢。
東林一反故轍，主張在野不當忘廊廟，而黨禍興，高忠憲亦投水自盡，而終亦無救于明室之亡。
滿清入主，重來異族之統治。
晚明遺老，亦率不仕。
李二曲居土室，顧亭林則流浪，王船山黃梨洲皆隐晦以老，朱舜水則乘桴海外。
政亂于上，學興于下，較之初元，抑更遠勝。
今言政統，則漢唐為盛，宋已衰，惟明代若差堪與漢唐相拟。
此外則遼金西夏割據，蒙古滿洲入主。
宋以
司馬光則繼《春秋左氏傳》為《資治通鑒》，從史學通治道。
則孔子地位自在漢唐諸君之上矣。
以王安石司馬光之為相言，其地位亦遠在其君之上。
漢唐惟為君者信用其相，至是則不啻為君者乃尊師其相。
王安石為經筵講官，主坐講，君則立而聽。
則相位之更重于君位，而師道之更尊于君道，其事皆從宋代起。
社會下層有轉超于政治上層者，則宋代之較漢唐，其在中國文化展演之階程上，不得不謂其又進了一步。
但新舊黨争，終使北宋陷于衰亡而不救。
其時乃有周張二程理學家之興起。
蓋道統既尊于政統，師道既高乎治道，則在朝不如在野。
為士者既以師道自任，則在己之修養講論，乃更重于出仕以從政。
此乃宋代理學家之所異于漢唐儒，《宋史》特立《道學傳》以别于《儒林傳》，亦非無理。
南宋朱子承二程之意，定《論》、《孟》、《學》、《庸》為四書，為之作集注與章句，而四書乃淩駕于五經之上。
治學者必先四書，乃及五經，于是孔孟新傳統乃繼周孔舊傳統而代興。
在野之師道，乃始正式淩駕于在上之君道。
此當可謂中國傳統文化演進之第三階程。
實可謂其乃由多數展演進向少數之又一進步。
然而周張二程既無救于北宋之衰亡，朱子象山亦無救于南宋之衰亡。
元代乃以蒙古異族入主中國，在上之政統血統又大變。
惟政治亂于上，而在下社會之道統則仍安定而無變。
黃東發王深甯吳草廬皆以南宋大儒進入元代，而在野講學，為一世之師。
其出仕在朝者，劉靜修盤桓不求進，尚受後人推崇。
許魯齋稍得意，乃受後人之鄙視。
但魯齋之在野，與衆坐一果樹下，有果無主心有主之語，則其人非無修養。
元代亦定科舉制，先四書，後五經，明清兩代一遵無變，亦不得謂魯齋無貢獻。
劉因謂由己而道尊，許衡則謂由己而道行。
然元代諸儒則終多不應舉。
而書院講學遍于全國，地方官到任必先赴書院聽講。
此又道統尊于治統之一明确表示。
專以此一端論，則元代亦已遠勝于秦代之焚書，嚴禁在下之以古非今，以政統高駕道統而上之之所為矣。
然而中國人則終不忘其血統觀，于是朱元璋乃以一小沙彌崛起，此非民族大義乎。
但其招攬諸儒，則終亦不免君尊臣卑，以道統供政統之用。
劉基得聘書，同時賜以劍，使任擇其一。
其他諸儒之受聘，亦多經逼迫。
施耐庵為《水浒傳》，在林沖武松諸人忠義堂一百零八好漢中，獨于其元首宋江有微辭。
而有王進，神龍見首不見尾，獨在一百零八好漢之外之上。
耐庵即以自喻。
當時士人以道統猶當在政統上之共同觀念，則由《水浒》一書而可證。
然則即謂《水浒傳》乃承兩宋理學傳統而來，亦無不可矣。
明祖廢相，成為一君獨尊，其事更要不得。
而明成祖之為君，則更尤要不得。
以滅十族罪方孝孺，其為君自尊，尤更甚于秦始皇帝。
此下明代諸君，亦終難與宋相比。
蓋宋祖之登帝位，來自無意，一若天之将降大任。
而明祖則從兵戎戰鬥中奪來，一若由己艱難占有此寶物，遂以滋其自尊之心。
今人則以民族大義與平民為天子來看明太祖，則中國五千年曆史惟此一人，猶當在漢祖開國之上。
不求其内心，宜有此失。
此則可見宋代理學提倡正心術之說，對中國文化之大貢獻處之終為不可忽視也。
明代諸儒乃亦一承元代之風，以不出仕為高。
吳康齋、胡敬齋隐于田野。
陳白沙隐于海澨。
王陽明獨例外。
然亦先遭龍場驿之貶谪，及其平宸濠之亂，而亦幾遭不測。
終以江西巡撫死于軍事途中，未能一日重返京師。
故其弟子如王龍谿王心齋，皆決意不仕，講學在野。
乃有李卓吾之徒，又成為儒、釋、道三教同流之勢。
東林一反故轍，主張在野不當忘廊廟，而黨禍興，高忠憲亦投水自盡，而終亦無救于明室之亡。
滿清入主，重來異族之統治。
晚明遺老，亦率不仕。
李二曲居土室，顧亭林則流浪，王船山黃梨洲皆隐晦以老，朱舜水則乘桴海外。
政亂于上，學興于下，較之初元，抑更遠勝。
今言政統，則漢唐為盛，宋已衰，惟明代若差堪與漢唐相拟。
此外則遼金西夏割據，蒙古滿洲入主。
宋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