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演進之三大階程及其未來之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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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為東周乎。
”換言之，孔子心中乃不敢為一聖君，僅求為一賢相。
然終不得志，其道不行，僅開門授徒，成為一家言。
此下諸子百家繼起，其實皆遵孔子，多志為相，不志為君。
迄漢代，而儒家定為一尊。
漢武帝表章五經，罷黜百家，周公孔子并尊，孔子《春秋》亦列為五經之一。
帝王治道，則必本諸經。
其時則經學即為道統，其價值地位顯然已超出政統之上。
唐虞三代，乃由政統中産生出道統。
自漢以下，則政統必尊奉道統。
以前是聖君用賢相，此下則為君者必知尊賢相，乃得為聖君。
君位仍是世襲，仍從血統來，但在政統中已不占惟一之重要地位。
而相位則選自群臣，臣位則從郡國選舉賢良，再由五經博士授業講學中來。
則當時政統已大部分出自學統，即道統，乃為政統中之更重要者。
此又中國曆史一大變。
可謂是中國文化進展之第二階程。
中國自封建政治一轉而為郡縣政治，即血統不在政統中占重要地位之一證。
而秦始皇帝不悟此義，乃謂政統中之帝王世襲此一僅存血統，乃可永繼不絕二世三世以至于無窮世。
漢儒明言自古無不亡之國，此即謂君位血統不常，與其招湯武之征誅，不如遵堯舜之禅讓，于是遂有王莽之新朝出現。
光武中興，雖仍是劉氏之血統，而一朝君相大臣，則多出自王莽新朝之太學生。
學統之更超于血統，此亦一證。
但政府雖已變為一道統與學統之政府，而社會則仍為一氏族社會，重血統。
兩漢士人進入政府，得一官位，必退而敬宗恤族，使一宗一族人盡得沾溉。
此則政治上層少數，仍與社會下層多數有其緊密相系處。
而自古代農工氏族外，又得學業氏族，即士族之創興。
亦不得不謂非中國社會一進步。
東漢自光武、明、章以下，政治漸衰于上，而士族則盛興于下。
降至魏晉，中國乃成為士族之天下。
南朝如此，北朝亦然。
自士族社會進而為士族政治。
使社會多數進入政治少數之機會又益增。
就中國文化大傳統言，則仍不得不謂之一進步。
唐代再臻統一，而較之兩漢，則又有進步。
唐太宗随其父高祖在軍中，其幕下即有十八學士，較之東漢光武中興已過之。
西漢開國，乃一平民集團，士人極占少數，更遠不能與初唐相比。
其次則相之一位，唐代分中書、門下、尚書三省。
中書出命令，門下掌封駁，君權已由相權代之，而相權分掌于多人。
此亦顯較漢代為進步。
尤其是唐代之科舉制度，社會學人可得自由應考，進士地位遠較兩漢大學生為受人重視。
此皆學統在政統中更得較高地位，社會多數又多得自由參加政府上層少數之機會而緊相聯系。
然論學術大統，則唐代之《五經正義》依然承襲兩漢。
而科舉取士，則重詩賦。
《文選》爛，秀才半。
《文選》熟，秀才足。
唐代社會乃為一詩家的社會。
詩之為用，抒私人之情懷，發私人之哀怨，則有餘。
闡揚聖君賢相周公孔子之治平大道，則不足。
兩漢以下，老子之道已與孔子并盛。
而唐代以同姓李之血統觀念，亦并尊老子。
佛法東來，唐代帝王亦多崇信。
于是儒、道、釋三教，已如鼎足之分峙。
而周孔之尊，則唐不如漢，實有轉趨頹勢之現象。
于是有韓愈出而提倡古文，其言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
”著為《原道》篇，又為《師說》。
其時惟僧侶始稱師，而韓愈則以為師傳道自任。
其言曰：“并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
”又以排釋老自比于孟子之拒楊墨。
于是孔子之為師，乃更勝于其為相為臣，而漸脫離于周公。
孟子則追随孔子。
周孔同尊遂漸轉為孔孟同尊。
韓愈又為《伯夷頌》，則所重在野更過于在朝，為師更重于為君。
宋人稱其文起八代之衰，實則其所倡導，則已逾兩漢而上之矣。
惟愈所倡導，其傳繼世即絕。
下迄晚唐五代，學絕道喪，而中國乃陷于黑暗中。
宋與漢唐又不同。
宋太祖乃以一侍衛長受軍人擁戴，而黃袍加身。
然其相趙普則曰以半部《論語》得天下，又将以半部《論語》治天下。
宋代諸帝王，重士有過于漢唐，而《論語》一書之尊顯，亦漢唐兩代所無。
胡安定蘇湖講學，朝廷取以為法，又聘安定主其教。
歐陽修提倡韓愈古文，而王安石則曰願學
”換言之，孔子心中乃不敢為一聖君，僅求為一賢相。
然終不得志，其道不行，僅開門授徒，成為一家言。
此下諸子百家繼起，其實皆遵孔子，多志為相，不志為君。
迄漢代，而儒家定為一尊。
漢武帝表章五經，罷黜百家，周公孔子并尊，孔子《春秋》亦列為五經之一。
帝王治道，則必本諸經。
其時則經學即為道統，其價值地位顯然已超出政統之上。
唐虞三代，乃由政統中産生出道統。
自漢以下，則政統必尊奉道統。
以前是聖君用賢相，此下則為君者必知尊賢相，乃得為聖君。
君位仍是世襲，仍從血統來，但在政統中已不占惟一之重要地位。
而相位則選自群臣，臣位則從郡國選舉賢良，再由五經博士授業講學中來。
則當時政統已大部分出自學統，即道統，乃為政統中之更重要者。
此又中國曆史一大變。
可謂是中國文化進展之第二階程。
中國自封建政治一轉而為郡縣政治，即血統不在政統中占重要地位之一證。
而秦始皇帝不悟此義，乃謂政統中之帝王世襲此一僅存血統，乃可永繼不絕二世三世以至于無窮世。
漢儒明言自古無不亡之國，此即謂君位血統不常，與其招湯武之征誅，不如遵堯舜之禅讓，于是遂有王莽之新朝出現。
光武中興，雖仍是劉氏之血統，而一朝君相大臣，則多出自王莽新朝之太學生。
學統之更超于血統，此亦一證。
但政府雖已變為一道統與學統之政府，而社會則仍為一氏族社會，重血統。
兩漢士人進入政府，得一官位，必退而敬宗恤族，使一宗一族人盡得沾溉。
此則政治上層少數，仍與社會下層多數有其緊密相系處。
而自古代農工氏族外，又得學業氏族，即士族之創興。
亦不得不謂非中國社會一進步。
東漢自光武、明、章以下，政治漸衰于上，而士族則盛興于下。
降至魏晉，中國乃成為士族之天下。
南朝如此，北朝亦然。
自士族社會進而為士族政治。
使社會多數進入政治少數之機會又益增。
就中國文化大傳統言，則仍不得不謂之一進步。
唐代再臻統一，而較之兩漢，則又有進步。
唐太宗随其父高祖在軍中，其幕下即有十八學士，較之東漢光武中興已過之。
西漢開國，乃一平民集團，士人極占少數，更遠不能與初唐相比。
其次則相之一位，唐代分中書、門下、尚書三省。
中書出命令，門下掌封駁，君權已由相權代之，而相權分掌于多人。
此亦顯較漢代為進步。
尤其是唐代之科舉制度，社會學人可得自由應考，進士地位遠較兩漢大學生為受人重視。
此皆學統在政統中更得較高地位，社會多數又多得自由參加政府上層少數之機會而緊相聯系。
然論學術大統，則唐代之《五經正義》依然承襲兩漢。
而科舉取士，則重詩賦。
《文選》爛，秀才半。
《文選》熟，秀才足。
唐代社會乃為一詩家的社會。
詩之為用，抒私人之情懷，發私人之哀怨，則有餘。
闡揚聖君賢相周公孔子之治平大道，則不足。
兩漢以下，老子之道已與孔子并盛。
而唐代以同姓李之血統觀念，亦并尊老子。
佛法東來，唐代帝王亦多崇信。
于是儒、道、釋三教，已如鼎足之分峙。
而周孔之尊，則唐不如漢，實有轉趨頹勢之現象。
于是有韓愈出而提倡古文，其言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
”著為《原道》篇，又為《師說》。
其時惟僧侶始稱師，而韓愈則以為師傳道自任。
其言曰：“并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
”又以排釋老自比于孟子之拒楊墨。
于是孔子之為師，乃更勝于其為相為臣，而漸脫離于周公。
孟子則追随孔子。
周孔同尊遂漸轉為孔孟同尊。
韓愈又為《伯夷頌》，則所重在野更過于在朝，為師更重于為君。
宋人稱其文起八代之衰，實則其所倡導，則已逾兩漢而上之矣。
惟愈所倡導，其傳繼世即絕。
下迄晚唐五代，學絕道喪，而中國乃陷于黑暗中。
宋與漢唐又不同。
宋太祖乃以一侍衛長受軍人擁戴，而黃袍加身。
然其相趙普則曰以半部《論語》得天下，又将以半部《論語》治天下。
宋代諸帝王，重士有過于漢唐，而《論語》一書之尊顯，亦漢唐兩代所無。
胡安定蘇湖講學，朝廷取以為法，又聘安定主其教。
歐陽修提倡韓愈古文，而王安石則曰願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