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演進之三大階程及其未來之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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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唐代考試乃脫離學校而獨立，此實為一大歧點。
蓋自漢末經魏晉南北朝，教育乃在世家，學統寄之血統。
及唐代，考試盛而世家衰，無學校則考試何所本。
宋代有胡安定興書院，王荊公更新考試，此種精神，至朱子之定為四書，元代之更新科舉制度，而後教育為考試大本之理想，乃有開始實現之端倪。
晚明之東林書院，則為之明白作宜揚。
梨洲此番理論，具體落實，有其明白之表現矣。
但明代科舉以八股取士，顧亭林《日知錄》謂，八股之禍，更甚于秦始皇帝之焚書。
則考試制度須随時改進，學校制度亦然。
此則有貴于大聖大賢之随時用心。
晚清變法，依康有為主張，先廢科舉，而孫中山先生五權憲法中，又特設考試一權。
其深識達見，超康氏為遠矣。
故政府本原在于考試，而考試本原則在于學校。
學校在野，為學統道統之發源。
而考試則在上，為選賢用能之根據。
中國文化演進之三大階程，梨洲《待訪錄》一書，可謂已得其最要宗旨之所在。
而其論學校，則可補中山先生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所未及。
今再明白言之。
近代民主政治有總統，此即代替了古代之君位。
有行政院國務卿，此即代替了古代之相位。
民初有英國首相制與美國總統制之争，實則君相一體，治平大道決非寄于一人，乃當寄于多人。
唐代之中書省，如今之立法院。
門下省，如今之監察院。
尚書省，如今之行政院。
合此三院，乃成一相位，而全部政府任務實已由此而定。
此最可法。
唐代之所缺，則在學校。
中山先生又主憲政前先行訓政。
學校則當為實施訓政之重要場所。
由上言之，學校地位之重要可知。
政府屬于少數，學校則屬于多數。
由學校培養賢能來組成政府，而政治公論仍當寄存于學校。
此非一大可向往之理想乎。
西方文化主分，學校代表智識，政府代表權力，又有教會代表信仰。
既無一共同之道統觀，而政府治統，亦不能幹涉學校與教會。
學校教會分别成立。
政府民選，乃由民間納稅人開始。
恺撒事恺撒管，上帝事耶稣管，政教分離，不相合一。
故西方實為一無統之社會。
今則或統之于資本财富，或統之于政治權力與法律制裁，如是而已。
無是非标準，則尚多數。
中國則必有統，血統本之自然，政統出于人文，而道統則一天人，合内外。
由多數中演出少數，又由少數中演出更少數，而其更少數，又必回歸于大多數，而為之作代表。
若必如西方，必以選舉為政治之基本，則孔子出而競選，未必能勝于陽貨。
戰國諸子出而競選，亦未必能勝于孟嘗、信陵、平原、春申四公子及蘇秦張儀之徒。
故中國人雖重少數，而少數必宗于道，而此道又必傳于教以通于政。
故孔子為至聖先師，乃為全中國人兩千五百年來所崇仰為不可及。
依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首重民族主義。
依中山先生之五權憲法，必尊考試制度。
又依中山先生軍政、訓政、憲政之三階段，于全國平定後，實行訓政，則應重學校。
道統終在政統之上，少數必從多數中來。
權力非所重，道義乃其本。
庶亦合于現代民主政治之大趨勢，而不失為中國文化演進之第四階程矣。
即以中山先生之在廣州組成革命政府，然仍赴北平，與段祺瑞張作霖言和，蓋亦以政治理想非一蹴可冀，故主政則必崇道，主讓不主争。
中山先生之北上言和，亦如其讓位于袁，言教不如身教，中山先生乃得為現代中國政治界一完人，一表帥。
行道尤重于主政，即中山先生一生之表現而見矣。
豈必以掌握政權乃始得為行道張本。
民族文化傳統固如是，中山先生之躬行實踐亦如是。
天生德于予，中山先生其亦無愧矣。
中國此下之希望，則終在于中山先生之道，豈不昭然乎。
若必一依西方，專以多數為重，必以選舉為民主政治之正規，則亦當分教會與學校于治統之外，政教分離，乃始不緻有大病痛。
否則政權乃為社會惟一崇奉之對象，政統超乎道統之上，恐中山先生斷無此意想。
而中國五千年之文化傳統，亦将墜地以盡矣。
求變求新，從頭做起，迎頭趕上，五千年文化抟成之此一民族，永将不再存在，即民族血統而失之，其他尚何得言。
蓋自漢末經魏晉南北朝，教育乃在世家，學統寄之血統。
及唐代，考試盛而世家衰，無學校則考試何所本。
宋代有胡安定興書院，王荊公更新考試，此種精神，至朱子之定為四書，元代之更新科舉制度，而後教育為考試大本之理想，乃有開始實現之端倪。
晚明之東林書院，則為之明白作宜揚。
梨洲此番理論，具體落實，有其明白之表現矣。
但明代科舉以八股取士，顧亭林《日知錄》謂，八股之禍，更甚于秦始皇帝之焚書。
則考試制度須随時改進，學校制度亦然。
此則有貴于大聖大賢之随時用心。
晚清變法，依康有為主張，先廢科舉，而孫中山先生五權憲法中，又特設考試一權。
其深識達見，超康氏為遠矣。
故政府本原在于考試，而考試本原則在于學校。
學校在野，為學統道統之發源。
而考試則在上，為選賢用能之根據。
中國文化演進之三大階程，梨洲《待訪錄》一書，可謂已得其最要宗旨之所在。
而其論學校，則可補中山先生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所未及。
今再明白言之。
近代民主政治有總統，此即代替了古代之君位。
有行政院國務卿，此即代替了古代之相位。
民初有英國首相制與美國總統制之争，實則君相一體，治平大道決非寄于一人，乃當寄于多人。
唐代之中書省，如今之立法院。
門下省，如今之監察院。
尚書省，如今之行政院。
合此三院，乃成一相位，而全部政府任務實已由此而定。
此最可法。
唐代之所缺，則在學校。
中山先生又主憲政前先行訓政。
學校則當為實施訓政之重要場所。
由上言之，學校地位之重要可知。
政府屬于少數，學校則屬于多數。
由學校培養賢能來組成政府，而政治公論仍當寄存于學校。
此非一大可向往之理想乎。
西方文化主分，學校代表智識，政府代表權力，又有教會代表信仰。
既無一共同之道統觀，而政府治統，亦不能幹涉學校與教會。
學校教會分别成立。
政府民選，乃由民間納稅人開始。
恺撒事恺撒管，上帝事耶稣管，政教分離，不相合一。
故西方實為一無統之社會。
今則或統之于資本财富，或統之于政治權力與法律制裁，如是而已。
無是非标準，則尚多數。
中國則必有統，血統本之自然，政統出于人文，而道統則一天人，合内外。
由多數中演出少數，又由少數中演出更少數，而其更少數，又必回歸于大多數，而為之作代表。
若必如西方，必以選舉為政治之基本，則孔子出而競選，未必能勝于陽貨。
戰國諸子出而競選，亦未必能勝于孟嘗、信陵、平原、春申四公子及蘇秦張儀之徒。
故中國人雖重少數，而少數必宗于道，而此道又必傳于教以通于政。
故孔子為至聖先師，乃為全中國人兩千五百年來所崇仰為不可及。
依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首重民族主義。
依中山先生之五權憲法，必尊考試制度。
又依中山先生軍政、訓政、憲政之三階段，于全國平定後，實行訓政，則應重學校。
道統終在政統之上，少數必從多數中來。
權力非所重，道義乃其本。
庶亦合于現代民主政治之大趨勢，而不失為中國文化演進之第四階程矣。
即以中山先生之在廣州組成革命政府，然仍赴北平，與段祺瑞張作霖言和，蓋亦以政治理想非一蹴可冀，故主政則必崇道，主讓不主争。
中山先生之北上言和，亦如其讓位于袁，言教不如身教，中山先生乃得為現代中國政治界一完人，一表帥。
行道尤重于主政，即中山先生一生之表現而見矣。
豈必以掌握政權乃始得為行道張本。
民族文化傳統固如是，中山先生之躬行實踐亦如是。
天生德于予，中山先生其亦無愧矣。
中國此下之希望，則終在于中山先生之道，豈不昭然乎。
若必一依西方，專以多數為重，必以選舉為民主政治之正規，則亦當分教會與學校于治統之外，政教分離，乃始不緻有大病痛。
否則政權乃為社會惟一崇奉之對象，政統超乎道統之上，恐中山先生斷無此意想。
而中國五千年之文化傳統，亦将墜地以盡矣。
求變求新，從頭做起，迎頭趕上，五千年文化抟成之此一民族，永将不再存在，即民族血統而失之，其他尚何得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