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朱子學之主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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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格物補傳》之一章。
朱子以己意來補古經傳之缺，此則大違中國學術傳統述而不作之大義。
雖朱子自謂乃取程子之意以為之，然又何得徑取程子意以補代古人意。
朱子此處所指之程子乃伊川，非明道。
故後人反朱子必反伊川。
《易傳》《中庸》雖明白多采道家義，但言必稱孔子，則不易起後人之争。
故清儒之主漢學反宋學，則必以考據與義理并稱。
朱子之《大學格物補傳》，僅得謂義理當如此，而考據則無憑，即不易為後人接受。
此亦中國學術之傳統性如此。
故可謂中國一學者，其所學，實乃為一部中國學術史。
而不貴于學術史外自創一套新學術。
亦可謂此一部學術史，乃創始于孔子。
而整理此一部學術史，最有成績者，則為朱子。
此即餘之所謂尚同不尚異。
此亦如耶教不得在耶稣外自創新說也。
清初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三人，其學皆承宋明理學來。
亭林力斥陽明，不稍假借。
梨洲則終于陽明有偏袒。
船山晚年又一主橫渠，而于程朱有微辨。
然此三人皆意在求同，不在求異。
又必上同于古人，不求異其一己，則無以異也。
竊謂中國之有孔子，猶如西方之有耶稣。
朱子則如耶教中之馬丁路德。
其于儒學中之最大貢獻，則為編有《論》《孟》集注與《學》《庸》章句之四書，以上駕于漢唐相傳之五經之上。
而唐代之《五經正義》，遞傳至宋以後，乃成為《十三經注疏》。
愈會通，愈和合，以愈見其共同之一是。
此乃中國之學術特征，亦即中國之文化特征。
乾嘉時代之清儒，提倡漢學，則如耶教中之天主教，力反馬丁路德之新教。
而在中國，則新教終盛于舊教。
如同光以下，曾國藩為聖哲畫像記一文，陳澧為《東塾讀書記》一書，其論學亦皆尚同不尚異，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決不高擡一己，以求傑出于前人。
則可謂千古一緻之最相同處，無他異也。
此二人之為學，皆義理更重于訓诂考據，而宋代理學精神亦更勝于漢代經學精神。
要之，朱子之風則更甚于其他之諸儒。
此風迄清末而猶然。
但孔子在中國決非一宗教主，其所信、所好、所述皆在古，同屬人類，而非高出人類之上帝。
故亦不高擡一己，以出于前人之上。
中國學術如是，文化亦如是，而孔子之在中國，其地位乃若有更超于耶稣以上者。
今日吾人果能從此一點上來研究朱子之學，則庶最能獲得其主要精神之所在耳。
朱子以己意來補古經傳之缺，此則大違中國學術傳統述而不作之大義。
雖朱子自謂乃取程子之意以為之，然又何得徑取程子意以補代古人意。
朱子此處所指之程子乃伊川，非明道。
故後人反朱子必反伊川。
《易傳》《中庸》雖明白多采道家義，但言必稱孔子，則不易起後人之争。
故清儒之主漢學反宋學，則必以考據與義理并稱。
朱子之《大學格物補傳》，僅得謂義理當如此，而考據則無憑，即不易為後人接受。
此亦中國學術之傳統性如此。
故可謂中國一學者，其所學，實乃為一部中國學術史。
而不貴于學術史外自創一套新學術。
亦可謂此一部學術史，乃創始于孔子。
而整理此一部學術史，最有成績者，則為朱子。
此即餘之所謂尚同不尚異。
此亦如耶教不得在耶稣外自創新說也。
清初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三人，其學皆承宋明理學來。
亭林力斥陽明，不稍假借。
梨洲則終于陽明有偏袒。
船山晚年又一主橫渠，而于程朱有微辨。
然此三人皆意在求同，不在求異。
又必上同于古人，不求異其一己，則無以異也。
竊謂中國之有孔子，猶如西方之有耶稣。
朱子則如耶教中之馬丁路德。
其于儒學中之最大貢獻，則為編有《論》《孟》集注與《學》《庸》章句之四書，以上駕于漢唐相傳之五經之上。
而唐代之《五經正義》，遞傳至宋以後，乃成為《十三經注疏》。
愈會通，愈和合，以愈見其共同之一是。
此乃中國之學術特征，亦即中國之文化特征。
乾嘉時代之清儒，提倡漢學，則如耶教中之天主教，力反馬丁路德之新教。
而在中國，則新教終盛于舊教。
如同光以下，曾國藩為聖哲畫像記一文，陳澧為《東塾讀書記》一書，其論學亦皆尚同不尚異，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決不高擡一己，以求傑出于前人。
則可謂千古一緻之最相同處，無他異也。
此二人之為學，皆義理更重于訓诂考據，而宋代理學精神亦更勝于漢代經學精神。
要之，朱子之風則更甚于其他之諸儒。
此風迄清末而猶然。
但孔子在中國決非一宗教主，其所信、所好、所述皆在古，同屬人類，而非高出人類之上帝。
故亦不高擡一己，以出于前人之上。
中國學術如是，文化亦如是，而孔子之在中國，其地位乃若有更超于耶稣以上者。
今日吾人果能從此一點上來研究朱子之學，則庶最能獲得其主要精神之所在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