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朱子學之主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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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于濂溪《太極圖說》及橫渠《西銘》特有注。
除注《詩》注《易》外，于史學，亦隻本司馬光《資治通鑒》作《綱目》。
于文學，則注《離騷》，又為韓文考異。
甚至又注參同契。
古今學人著作，論其浩富，朱子當首屈一指。
但無一書自抒其創見。
其門人編集語錄，則有一百三十卷之多。
自所為詩文集亦逾百卷，則皆因時因地因事因人而随感随應，自然流露，與精心結撰有系統有組織刻意著成一書，以表現其自我一己之獨得與創見者，大不同。
是則，即就朱子一人，可證中國學術史一特征，貴能上同古人，不貴能自創新說矣。
然所謂上同古人者，乃以己上同，非除古人外無己。
孔子倡為己之學，而最惡鄉願。
生斯世，為斯世也善，乃不知有己。
就空間就時間論，天地生人惟己為獨一無二。
各有一己，而己與己不相同。
孔子之不能上同于周公，孔子已自言之，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為東周乎”，是也。
《論語》所記豈不多是孔子之言？惟孔子則謂，我上承周公，一切意皆傳述周公之意而已。
孟子學孔子，何嘗不自有一己。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孟子倡為性善論，顯非孔子語。
然孟子不自謂此乃我自創語，謂我之所異于孔子者在此。
此則孟子之所以為孟子也。
孟子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
”則我之所學于前古聖人者，乃學此同然之心耳。
本此心以立言，則所言自亦與古聖同。
其不求異可知。
《易傳》《中庸》言性，亦言天道。
然皆兼采道家言。
但《易傳》《中庸》之作，則一承孔子。
不謂此乃我之新創，不謂乃我會通儒道兩家而自創新說。
并其著書人之姓名亦隐而不彰。
彼亦自謂此乃古人意非我意，而實有其一己之意之作為會通和合，則固無疑。
周張二程四人之為學，亦各有其一己，亦互有其相異。
而朱子會通和合之，以成宋元明三代理學一大傳統，與先秦孔孟以來之儒學會通和合，以成儒學之新傳統。
今欲研讨朱子學，其最大難題，乃見朱子僅若網羅舊說，稱述前古，而其自己則若不見有新創特見，可以自異于前人，而确認其為朱子一人之學。
實則若果有之，自中國人觀念言，則亦朱子一人之學而已，又何足貴。
司馬遷著為《史記》，乃上承孔子之《春秋》，非自我作古也。
然曰：“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明之通之豈不在己。
中國稱門人受業為弟
除注《詩》注《易》外，于史學，亦隻本司馬光《資治通鑒》作《綱目》。
于文學，則注《離騷》，又為韓文考異。
甚至又注參同契。
古今學人著作，論其浩富，朱子當首屈一指。
但無一書自抒其創見。
其門人編集語錄，則有一百三十卷之多。
自所為詩文集亦逾百卷，則皆因時因地因事因人而随感随應，自然流露，與精心結撰有系統有組織刻意著成一書，以表現其自我一己之獨得與創見者，大不同。
是則，即就朱子一人，可證中國學術史一特征，貴能上同古人，不貴能自創新說矣。
然所謂上同古人者，乃以己上同，非除古人外無己。
孔子倡為己之學，而最惡鄉願。
生斯世，為斯世也善，乃不知有己。
就空間就時間論，天地生人惟己為獨一無二。
各有一己，而己與己不相同。
孔子之不能上同于周公，孔子已自言之，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為東周乎”，是也。
《論語》所記豈不多是孔子之言？惟孔子則謂，我上承周公，一切意皆傳述周公之意而已。
孟子學孔子，何嘗不自有一己。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孟子倡為性善論，顯非孔子語。
然孟子不自謂此乃我自創語，謂我之所異于孔子者在此。
此則孟子之所以為孟子也。
孟子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
”則我之所學于前古聖人者，乃學此同然之心耳。
本此心以立言，則所言自亦與古聖同。
其不求異可知。
《易傳》《中庸》言性，亦言天道。
然皆兼采道家言。
但《易傳》《中庸》之作，則一承孔子。
不謂此乃我之新創，不謂乃我會通儒道兩家而自創新說。
并其著書人之姓名亦隐而不彰。
彼亦自謂此乃古人意非我意，而實有其一己之意之作為會通和合，則固無疑。
周張二程四人之為學，亦各有其一己，亦互有其相異。
而朱子會通和合之，以成宋元明三代理學一大傳統，與先秦孔孟以來之儒學會通和合，以成儒學之新傳統。
今欲研讨朱子學，其最大難題，乃見朱子僅若網羅舊說，稱述前古，而其自己則若不見有新創特見，可以自異于前人，而确認其為朱子一人之學。
實則若果有之，自中國人觀念言，則亦朱子一人之學而已，又何足貴。
司馬遷著為《史記》，乃上承孔子之《春秋》，非自我作古也。
然曰：“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明之通之豈不在己。
中國稱門人受業為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