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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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此标準而崇仰，而趨赴。
此中國社會之有士，所以為中國文化所特具之一最有意義與價值之所在也。
兩晉南北朝政權雖亂于上，而為士者仍可隐于門第中。
下及唐代，科舉制興，門第漸衰。
為士者，乃群趨于應舉從政之一途。
就政治言，乃一大進步。
而就社會言，為士而不從政，乃群趨于釋道兩家，為異端。
故唐代社會之士，未必多過于兩晉南北朝。
而政治人物，亦多信奉釋道。
前古相傳政治上之最高标準，反趨于黯淡。
此當為一大退步。
中唐之時，乃有韓愈出，提倡古文。
愈之言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
”韓愈乃可謂上承中國士之大傳統。
幸有昌黎一集，乃可上與晉宋間之淵明集相比，而猶更勝之。
然韓愈亦終未獲大用于政府。
其谏迎佛骨表，乃幾陷身死。
如韓愈，論其大節，乃可謂唐代标準之一士。
即詩聖杜甫，亦當屈居其次。
而同時倡為古文如柳宗元，則更不能與韓愈相比。
下及宋代，韓愈乃始見為唐代特出之第一人。
此非深明中國文化大統之意義者不能知。
亦豈不得意于政治，專以詩文見長，即得為士之上乘乎？ 惟其南北朝社會尚多士，故隋唐繼之為大盛世。
惟其晚唐社會少士，故五代十國繼之，為中國曆史上最慘淡最黑暗之一時期。
其時有一馮道，亦群奉以為士。
曆事五朝八姓十一君，自稱長樂老。
非馮道，亦無以自全于其世。
然使人人如馮道，則一世淪喪，同歸于盡，亦何得以長樂。
宋興，直至歐陽修為《新五代史》，始于馮道有定論。
而韓愈亦始受崇拜。
于是中國光明乃得再照耀，中國文化乃得再發揚，而宋代乃更得稱為一社會多士之時代。
宋代多士，已盛于漢。
而政府之重士，則更勝于漢。
宋代之士于政治上得大用，莫如王安石與司馬光。
然而新舊黨争，北宋亦終陷于淪滅。
王安石乃一理想派，欲使其君為唐虞三代之君。
司馬光乃一經驗派，僅求朝政得如漢唐已足。
然理想則必見之于現實。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為東周乎。
”今不知孔子當時果見用，其為東周之具體設施又如何。
而依傳統觀念言，則王安石乃經學派，故有《三經新義》之訂定。
惟在漢代經學掌于博士官，舉朝以經學為施政标準。
而博士官則不親參政務。
今王安石以宰相身份，訂定經義，作為學校教育與政府科舉取士之标準，則幾若道統轉下于政統，顯與中國文化傳統大義有違。
司馬光乃史學派，著有《資治通鑒》。
漢唐亦有史官，記載曆朝實際行政，供後人作參考。
得失成敗，偏近功利，終須有經學道義以為之歸。
史學雖可鑒古知今，然經史分途，則史學決不足奉為政治之标準。
故當時之新舊黨争，結果終為一政治鬥争。
所争在政權之得失，而不免有乖于道義之是非。
于是乃有第三者起，則為周濂溪。
濂溪乃當時一縣令，而置身當時黨争氣氛之外。
著有《易通書》。
根據經學，主張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
伊尹志在天下。
顔子之學，用則行，舍則藏。
主要尤在藏之一面。
明道伊川二程兄弟，少聞其教，雖亦出入于新舊兩黨間，終以退隐講學為務。
橫渠張載，亦與二程為學侶。
于是乃有理學之興起。
理學家乃中國文化傳統中之新士，大體退在野，不競在朝。
尊道統，以做政統之領導。
政事敗于上，而士風則正于下。
北宋覆沒，南宋偏安，而理學之風則大盛。
有朱熹出而集其成。
朱子在當時政治上亦未見大用，然而著為《論語》《孟子》集注，《大學》《中庸》章句，定為四書。
下及元代，乃奉為政府科舉取士之标準。
其功用實代兩漢之五經，而更駕其上。
直迄清代之末，此一取士制度曆七百年而不變。
元代以蒙古異族入主，政統易于上，而道統則仍存于下。
中國社會依然是一中國社會，得以無大變。
社會多士，相率以不出仕在野講學為務。
亦有出仕者，終視為士之第二流，不能與在野之士同受社會之尊崇。
元代不僅以四書義取士，并令全國各縣同設書院，縣令初到職，必出席書院聽講，為其上任之最先第一事。
然元政亦終八十年而亡。
明代繼起，中國光複。
然元代遺風則仍在，為士者相率以不出仕為高。
先有方孝孺受十族之誅。
則以士承道統，其名望每高出于帝王卿相之上，易受忌憚。
如王守仁遭龍場驿之貶，九死一生。
終以其為士講學之身份，仍獲起用，得為江西巡撫，平宸濠之變，卓然建大功。
然亦終不得重用。
其及門弟子，相率不出仕，而以講學名震朝野。
卒有無錫顧憲成高攀龍，東林講學，力反其風。
謂在野講學，不應忘廊廟之政事。
但高攀龍亦卒以東林黨名膺重禍，投池自盡，而明祚亦終不救。
清代亦以滿洲異族入主，而其時士風益盛，如李塨，如顧炎武，如黃宗羲，清廷百方羅緻，皆以不出仕為一代在野大宗師。
又如呂留良，乃于清廷設科取士之朱子四書義中大張民族主義，罹剮屍之刑。
雍正皇帝頒《大義覺迷錄》一書，昭示天下舉子，盡人必讀。
乃不久，其書亦同遭禁锢，舉國無一人能見。
直至清之末葉，民間始再印此書，與呂留良書
此中國社會之有士，所以為中國文化所特具之一最有意義與價值之所在也。
兩晉南北朝政權雖亂于上，而為士者仍可隐于門第中。
下及唐代，科舉制興，門第漸衰。
為士者，乃群趨于應舉從政之一途。
就政治言，乃一大進步。
而就社會言，為士而不從政，乃群趨于釋道兩家，為異端。
故唐代社會之士，未必多過于兩晉南北朝。
而政治人物，亦多信奉釋道。
前古相傳政治上之最高标準，反趨于黯淡。
此當為一大退步。
中唐之時，乃有韓愈出，提倡古文。
愈之言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
”韓愈乃可謂上承中國士之大傳統。
幸有昌黎一集，乃可上與晉宋間之淵明集相比，而猶更勝之。
然韓愈亦終未獲大用于政府。
其谏迎佛骨表，乃幾陷身死。
如韓愈，論其大節，乃可謂唐代标準之一士。
即詩聖杜甫，亦當屈居其次。
而同時倡為古文如柳宗元，則更不能與韓愈相比。
下及宋代，韓愈乃始見為唐代特出之第一人。
此非深明中國文化大統之意義者不能知。
亦豈不得意于政治，專以詩文見長，即得為士之上乘乎？ 惟其南北朝社會尚多士，故隋唐繼之為大盛世。
惟其晚唐社會少士，故五代十國繼之，為中國曆史上最慘淡最黑暗之一時期。
其時有一馮道，亦群奉以為士。
曆事五朝八姓十一君，自稱長樂老。
非馮道，亦無以自全于其世。
然使人人如馮道，則一世淪喪，同歸于盡，亦何得以長樂。
宋興，直至歐陽修為《新五代史》，始于馮道有定論。
而韓愈亦始受崇拜。
于是中國光明乃得再照耀，中國文化乃得再發揚，而宋代乃更得稱為一社會多士之時代。
宋代多士，已盛于漢。
而政府之重士，則更勝于漢。
宋代之士于政治上得大用，莫如王安石與司馬光。
然而新舊黨争，北宋亦終陷于淪滅。
王安石乃一理想派，欲使其君為唐虞三代之君。
司馬光乃一經驗派，僅求朝政得如漢唐已足。
然理想則必見之于現實。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為東周乎。
”今不知孔子當時果見用，其為東周之具體設施又如何。
而依傳統觀念言，則王安石乃經學派，故有《三經新義》之訂定。
惟在漢代經學掌于博士官，舉朝以經學為施政标準。
而博士官則不親參政務。
今王安石以宰相身份，訂定經義，作為學校教育與政府科舉取士之标準，則幾若道統轉下于政統，顯與中國文化傳統大義有違。
司馬光乃史學派，著有《資治通鑒》。
漢唐亦有史官，記載曆朝實際行政，供後人作參考。
得失成敗，偏近功利，終須有經學道義以為之歸。
史學雖可鑒古知今，然經史分途，則史學決不足奉為政治之标準。
故當時之新舊黨争，結果終為一政治鬥争。
所争在政權之得失，而不免有乖于道義之是非。
于是乃有第三者起，則為周濂溪。
濂溪乃當時一縣令，而置身當時黨争氣氛之外。
著有《易通書》。
根據經學，主張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
伊尹志在天下。
顔子之學，用則行，舍則藏。
主要尤在藏之一面。
明道伊川二程兄弟，少聞其教，雖亦出入于新舊兩黨間，終以退隐講學為務。
橫渠張載，亦與二程為學侶。
于是乃有理學之興起。
理學家乃中國文化傳統中之新士，大體退在野，不競在朝。
尊道統，以做政統之領導。
政事敗于上，而士風則正于下。
北宋覆沒，南宋偏安，而理學之風則大盛。
有朱熹出而集其成。
朱子在當時政治上亦未見大用，然而著為《論語》《孟子》集注，《大學》《中庸》章句，定為四書。
下及元代，乃奉為政府科舉取士之标準。
其功用實代兩漢之五經，而更駕其上。
直迄清代之末，此一取士制度曆七百年而不變。
元代以蒙古異族入主，政統易于上，而道統則仍存于下。
中國社會依然是一中國社會，得以無大變。
社會多士，相率以不出仕在野講學為務。
亦有出仕者，終視為士之第二流，不能與在野之士同受社會之尊崇。
元代不僅以四書義取士，并令全國各縣同設書院，縣令初到職，必出席書院聽講，為其上任之最先第一事。
然元政亦終八十年而亡。
明代繼起，中國光複。
然元代遺風則仍在，為士者相率以不出仕為高。
先有方孝孺受十族之誅。
則以士承道統，其名望每高出于帝王卿相之上，易受忌憚。
如王守仁遭龍場驿之貶，九死一生。
終以其為士講學之身份，仍獲起用，得為江西巡撫，平宸濠之變，卓然建大功。
然亦終不得重用。
其及門弟子，相率不出仕，而以講學名震朝野。
卒有無錫顧憲成高攀龍，東林講學，力反其風。
謂在野講學，不應忘廊廟之政事。
但高攀龍亦卒以東林黨名膺重禍，投池自盡，而明祚亦終不救。
清代亦以滿洲異族入主，而其時士風益盛，如李塨，如顧炎武，如黃宗羲，清廷百方羅緻，皆以不出仕為一代在野大宗師。
又如呂留良，乃于清廷設科取士之朱子四書義中大張民族主義，罹剮屍之刑。
雍正皇帝頒《大義覺迷錄》一書，昭示天下舉子，盡人必讀。
乃不久，其書亦同遭禁锢，舉國無一人能見。
直至清之末葉，民間始再印此書，與呂留良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