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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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同享其成，豈不轉增其内慚。
我行我素，仍以漁釣終年，斯于己亦何所虧憾。
窺光當時之存心，亦僅如此而已。
然而嚴光其人其事，其影響于後世之士風，則至高至大，至深至厚，有非光之所意料者。
一則當興王之朝，以帝王至密之友，而有不可寵而安者。
二則一江湖釣徒，其尊其貴，乃在一開國帝王卿相之上。
中國自秦漢以來，大一統政府淩駕在上，而帝王卿相之尊之貴，舉國共仰，乃更有高出其上者，則轉在社會下層草澤平民中。
不僅當代，乃至易世曆代君卿，亦共相尊崇。
一若當然，無可疑，無足争，而視若平常。
此則中國傳統文化一特色，而士之為用，乃莫大于斯矣。
東漢末，鄭玄稱征君，此亦朝廷所召而未赴者。
黃巾唱亂，相戒勿入鄭征君之鄉。
則生王之貴有可殺，而死士之鄉之一草一木有不可犯。
黃巾不為後世人稱道，然而此一事則載之史冊，稱道于後世。
乃為當時之一線光明，上承古代，下啟來茲，此則又士之為用之一例也。
黃巾亂後，繼之以魏蜀吳三國，曹操劉備孫權皆士也。
一時群臣荀彧諸葛亮魯肅莫非士。
有一諸葛，已可使三國照耀後世，一如兩漢。
而猶有一士焉，曰管甯，始而避于遼東，老歸中土。
汲井躬耕，曹操召，不出。
後世尊之，謂其猶出諸葛之上。
何者？諸葛終為一政治人物，雖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終無救于世亂。
管甯則為一草野人物，雖亂世，使社會得保留一完人。
則此社會終未全壞，尚有後望于将來。
孔子欲居九夷，又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
”是雖至聖如孔子，亦無奈于世之亂。
然而孔子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三國之亂，甚于春秋之末，而管甯則孔子所謂之後生可畏也。
舉世之亂，而有一士之屹立。
後人欲效諸葛則難，得有如劉先主之三顧于草廬之中。
然欲為管甯則易，以其可無待于外也。
司馬遷作《史記》，創列傳體，後世奉為正史之首。
而七十列傳，首之以伯夷，亦不用于世者。
司馬遷以言李陵事獲罪，以宮刑免死。
雖為武帝内朝中書，然不複有意于政事。
非求有見于當世，乃求表顯于後人。
其《報任少卿書》，言之暢矣。
而管甯則能自表顯于文字著作之外。
司馬遷亦已陷身于政界，不如管甯之箫然事外，仍不失為一社會人物之易于自成其志，自完其身，不餓死而與伯夷相抗衡矣。
然以周武聖朝，可以容首陽山下有伯夷叔齊，以曹操之一世奸雄，亦可容其治下有如管甯之汲井而躬耕、敦聘而不赴。
斯亦見中國政治，亦自有其不可及者。
即此一端，亦足為例矣。
兩晉以下，先有五胡之亂，繼有南北朝之對峙。
較之兩漢遠遜。
然而群士興起，則視前亦無愧。
姑舉一人，曰陶潛。
恥為五鬥米折腰，賦《歸去來辭》，撫孤松以盤桓。
其于政事，洵可謂無所貢獻。
然其詩，則脍炙人口，愈後愈普及，愈陳舊愈新鮮，曆千年而不衰益盛。
幾于每一中國讀書人，每一士，無不誦其詩慕其為人。
在其前，有古詩三百首，有屈原《離騷》與《楚辭》，然皆富有政治性。
惟淵明詩，乃确然見其為社會性，為田園詩，為山林詩，為草野平民詩。
然而其詩亦能影響及于上層政治，殆可謂與《詩》《騷》為鼎足之三。
在兩晉南北朝時代，隻陶淵明詩一集，已可上媲三代兩漢，下視唐、宋、明、清，成為中國文化史一新頁，一貫相承，而不待他求矣。
則士之大用于世，如淵明，豈不亦其一例乎。
下至唐太宗，其未登天子位，已先有十八學士，為一士人集團。
較之漢光武尤過之。
然而玄武門之變，兄弟阋于牆，終為太宗内心一愧事。
所不幸者，其父乃唐代之開國皇帝，宮牆之變，無以自免。
魏征初仕于太子建成，後仕于太宗，此亦不得與管仲之仕齊桓相拟。
于魏征亦不能内心無愧。
故魏征之于太宗，過無不谏，谏無不盡。
使魏征以此而死，亦可明其出仕，初不為私人祿位，可以表白于天下後世而無憾。
然而太宗之于魏征，亦知遇異常，優渥有加，亦以見其出而為君，初無絲毫之私。
一部《貞觀政要》，乃為後世帝王常讀之教科書。
而太宗與魏征兩人之相處，尤為《政要》一書中之主要節目。
可見政治乃人類社會重要不可缺之一大業務，而牽涉政治，則理想每受減損。
故欲為一政治人物則甚不易。
如伊尹之五就桀，五就湯，豈盡人可法。
其放太甲于桐宮，果使太甲不知悔悟，則伊尹何以善其後。
周公誅管叔，放蔡叔，大義滅親，亦豈兄弟相處之道。
果使成王長，德不如人，周公又何以善其後。
以伊尹周公之聖，尚有其難處。
故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重道而輕仕。
此下中國政治業務，必求士為之。
而為士者，則甯退不進，此諸葛亮之所謂澹泊明志。
而中國政治亦常得保持一次好之地位。
其社會人生，乃終得蒸蒸以日上。
務使為人更上于為政，此誠中國傳統文化一大特征。
于唐太宗與魏征，可窺其微矣。
倘必奉政治人物為盡善盡美至高無上之人生标準，則此人生亦何多望。
惟中國則為人另有一更高标準，而政治人物，亦得群
我行我素，仍以漁釣終年，斯于己亦何所虧憾。
窺光當時之存心，亦僅如此而已。
然而嚴光其人其事，其影響于後世之士風，則至高至大，至深至厚，有非光之所意料者。
一則當興王之朝，以帝王至密之友，而有不可寵而安者。
二則一江湖釣徒，其尊其貴，乃在一開國帝王卿相之上。
中國自秦漢以來，大一統政府淩駕在上，而帝王卿相之尊之貴，舉國共仰，乃更有高出其上者，則轉在社會下層草澤平民中。
不僅當代，乃至易世曆代君卿，亦共相尊崇。
一若當然，無可疑，無足争，而視若平常。
此則中國傳統文化一特色，而士之為用，乃莫大于斯矣。
東漢末，鄭玄稱征君，此亦朝廷所召而未赴者。
黃巾唱亂，相戒勿入鄭征君之鄉。
則生王之貴有可殺，而死士之鄉之一草一木有不可犯。
黃巾不為後世人稱道，然而此一事則載之史冊，稱道于後世。
乃為當時之一線光明，上承古代，下啟來茲，此則又士之為用之一例也。
黃巾亂後，繼之以魏蜀吳三國，曹操劉備孫權皆士也。
一時群臣荀彧諸葛亮魯肅莫非士。
有一諸葛，已可使三國照耀後世，一如兩漢。
而猶有一士焉，曰管甯，始而避于遼東，老歸中土。
汲井躬耕，曹操召，不出。
後世尊之，謂其猶出諸葛之上。
何者？諸葛終為一政治人物，雖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終無救于世亂。
管甯則為一草野人物，雖亂世，使社會得保留一完人。
則此社會終未全壞，尚有後望于将來。
孔子欲居九夷，又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
”是雖至聖如孔子，亦無奈于世之亂。
然而孔子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三國之亂，甚于春秋之末，而管甯則孔子所謂之後生可畏也。
舉世之亂，而有一士之屹立。
後人欲效諸葛則難，得有如劉先主之三顧于草廬之中。
然欲為管甯則易，以其可無待于外也。
司馬遷作《史記》，創列傳體，後世奉為正史之首。
而七十列傳，首之以伯夷，亦不用于世者。
司馬遷以言李陵事獲罪，以宮刑免死。
雖為武帝内朝中書，然不複有意于政事。
非求有見于當世，乃求表顯于後人。
其《報任少卿書》，言之暢矣。
而管甯則能自表顯于文字著作之外。
司馬遷亦已陷身于政界，不如管甯之箫然事外，仍不失為一社會人物之易于自成其志，自完其身，不餓死而與伯夷相抗衡矣。
然以周武聖朝，可以容首陽山下有伯夷叔齊，以曹操之一世奸雄，亦可容其治下有如管甯之汲井而躬耕、敦聘而不赴。
斯亦見中國政治，亦自有其不可及者。
即此一端，亦足為例矣。
兩晉以下，先有五胡之亂，繼有南北朝之對峙。
較之兩漢遠遜。
然而群士興起，則視前亦無愧。
姑舉一人，曰陶潛。
恥為五鬥米折腰，賦《歸去來辭》，撫孤松以盤桓。
其于政事，洵可謂無所貢獻。
然其詩，則脍炙人口，愈後愈普及，愈陳舊愈新鮮，曆千年而不衰益盛。
幾于每一中國讀書人，每一士，無不誦其詩慕其為人。
在其前，有古詩三百首，有屈原《離騷》與《楚辭》，然皆富有政治性。
惟淵明詩，乃确然見其為社會性，為田園詩，為山林詩，為草野平民詩。
然而其詩亦能影響及于上層政治，殆可謂與《詩》《騷》為鼎足之三。
在兩晉南北朝時代，隻陶淵明詩一集，已可上媲三代兩漢，下視唐、宋、明、清，成為中國文化史一新頁，一貫相承，而不待他求矣。
則士之大用于世，如淵明，豈不亦其一例乎。
下至唐太宗，其未登天子位，已先有十八學士，為一士人集團。
較之漢光武尤過之。
然而玄武門之變，兄弟阋于牆，終為太宗内心一愧事。
所不幸者，其父乃唐代之開國皇帝，宮牆之變，無以自免。
魏征初仕于太子建成，後仕于太宗，此亦不得與管仲之仕齊桓相拟。
于魏征亦不能内心無愧。
故魏征之于太宗，過無不谏，谏無不盡。
使魏征以此而死，亦可明其出仕，初不為私人祿位，可以表白于天下後世而無憾。
然而太宗之于魏征，亦知遇異常，優渥有加，亦以見其出而為君，初無絲毫之私。
一部《貞觀政要》，乃為後世帝王常讀之教科書。
而太宗與魏征兩人之相處，尤為《政要》一書中之主要節目。
可見政治乃人類社會重要不可缺之一大業務，而牽涉政治，則理想每受減損。
故欲為一政治人物則甚不易。
如伊尹之五就桀，五就湯，豈盡人可法。
其放太甲于桐宮，果使太甲不知悔悟，則伊尹何以善其後。
周公誅管叔，放蔡叔，大義滅親，亦豈兄弟相處之道。
果使成王長，德不如人，周公又何以善其後。
以伊尹周公之聖，尚有其難處。
故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重道而輕仕。
此下中國政治業務，必求士為之。
而為士者，則甯退不進，此諸葛亮之所謂澹泊明志。
而中國政治亦常得保持一次好之地位。
其社會人生，乃終得蒸蒸以日上。
務使為人更上于為政，此誠中國傳統文化一大特征。
于唐太宗與魏征，可窺其微矣。
倘必奉政治人物為盡善盡美至高無上之人生标準，則此人生亦何多望。
惟中國則為人另有一更高标準，而政治人物，亦得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