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
關燈
小
中
大
功績。
樂毅用于燕，建大功，終被讒間，逃亡于趙，幸以身免。
如虞卿于趙，亦嘗被用，未獲顯赫，退而著書。
呂不韋用于秦，廣招賓客，亦以著書自張聲氣，而終遭斥罰。
韓非入秦，亦遭讒下獄而死。
在戰國九流中有法家，實則當時之士，聚徒講學，絕未有專為一國一君一政府之統治權營謀打算而自成一家派者。
法家之名，當起于韓非之後。
而韓非亦韓之諸公子，雖列荀卿之門，亦與一般士流有别。
由上言之，戰國雖稱為士勢力之驟張時期，而諸子之聚徒講學，自成一家，如儒、如墨、如道、如名、如陰陽、如農家之許行，凡屬開山宗師，及其繼承人物，在當時學術上有大名望大表現者，均不曾在政治上有大用。
其獲用于上層政治者，在學術上僅屬第三四流以下之人物。
而亦鮮得安于位。
不緻身死，已屬大幸。
然則所謂士之一流，其在中國文化傳統曆史影響上之特有意義與價值究何在？ 明白言之，中國士流之影響與貢獻，主要在社會之下層。
即如許行，親操耒耜，耕于田畝，而陳相之徒聚而從之。
士之親其師，尊其師，有過于其君。
此不僅孔子墨翟為然，下至如許行亦何莫不然。
故在中國社會上，最受尊親者，乃師而非君。
乃在野之士，而非在朝之卿相。
戰國之時，僅七雄為大國，分别統治了整個全中國。
而為之士為之師者，乃為當時全中國人所向往。
為君者又烏得與之比？乃使政治上層，亦不得不俯心下氣，以尊賢而禮士。
如顔斶見齊宣王，明告以士貴王不貴，而宣王亦無如之何。
又如秦昭王見範雎，乃至長跪以乞言。
當時七雄中，齊宣王秦昭王豈不更巍然為之魁首。
而其尊賢下士有如此。
如顔斶，如範雎，豈誠為當時一大賢上士？而齊秦之君尊禮之如此。
其最大之意義與價值，則在政治上層不敢自居為最尊最貴之地位，而自知尚有當尊當貴之過于彼者，其人不在遠，即在其所統治之社會下層。
姑舉一例，如秦兵圍趙，趙國存亡在即，不得不屈意帝秦，求獲苟全。
時魯仲連在圍城中，乃獨抗議反對，謂苟帝秦，則仲連惟有蹈東海而死。
以一白衣窮途之士，蹈海而死，于天下大事，國家興亡，何足輕重。
而帝秦之議，竟以作罷。
此等事因其千古傳頌，後人視若固常，不複厝懷。
而于其對文化傳統曆史影響之大意義大價值所在，今人乃不複存懷。
此豈不大可惋惜乎。
魯仲連義不帝秦，雖聲光揚于天下，但仲連身後，秦終為帝，而仲連生前之聲光意氣則若依然尚在。
故秦一天下，李斯首為之相。
李斯乃楚國一小吏，著籍荀卿門下，則亦俨然一士。
商湯一天下，伊尹為相。
周武王一天下，周公旦為相。
秦始皇帝繼湯武一天下，而李斯為之相。
則斯亦繼伊周如鼎足之三矣。
秦博士議秦政，始皇帝不輕自決斷，下其議于丞相斯。
斯主廢封建非不是。
然焚書之令起于斯，後世人鄙之，不齒于人數。
不知斯之在當時，固亦以士而見大用也。
漢初無士，惟叔孫通曾為秦博士，與其弟子為漢制朝儀。
然後世人亦恥之，不列為士數。
同時如商山四皓，朝廷不能聘，太子羅緻之。
高祖于太子身傍見四皓，遂罷廢立意，太子終得承位，是為漢惠帝。
是漢之為漢，此下兩百幾十年之天下，四皓與有力焉。
士之影響政治，見功于世，其例有如此。
漢初真得稱士者有賈誼，年二十餘，上治安策，名震朝廷。
文帝召見，欲加大用。
绛灌之徒群沮之，放為長沙王太傅。
歸蒙召見，語至夜半。
文帝屢前移其坐席，并謂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再見，乃知仍不及也。
然賈生終繼為梁王太傅，仍不能大用于朝。
梁王出獵，墜馬死，賈生以未盡師道，愧恨而卒。
然漢自文景以下諸大政，多出賈生原議。
賈生之有功于漢，更勝四皓甚遠。
繼賈生而起者有董仲舒。
漢武帝尊五經，黜百家，皆由仲舒對策發之。
此不僅漢之為漢，即此下兩千年中國之為中國，仲舒對策有大影響大作用。
而仲舒亦終未大用于當朝。
公孫弘乃自東海牧豕，超用為漢相。
未能正學以言，而曲學以阿世，與仲舒有别。
然則在中國，真為士，即不得大用。
獲大用者，多非真士。
如公孫弘董仲舒，又其顯例也。
東漢光武帝，以王莽時代一太學生，起兵平天下。
一時同學之士，馳驅戎馬間，策奇勳，列朝廷高位者何限。
故中國史上，以士人得天下，建立一士人政府，則惟東漢。
而同時一同學嚴光，獨隐避不出。
光武為太學生時，素重之。
既得天下，屢念不置。
遍訪之全國，得于錢塘江一釣灘上。
護送至京，晤談之餘，又同床而寝。
然嚴光卒辭歸，以不仕終其生。
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又曰：“不仕無義。
”嚴光當非一庸才，但亦非莊周道家之徒。
否則亦不出遊太學，亦不為光武及其他諸同學所推敬。
竊意嚴光心中，亦并非傲視群倫，鄙夷光武與其在朝廷諸同學，謂絕不堪同流合污，有損于一己之為人。
但其當王莽之亂，既以隐身垂釣嚴陵灘上，一旦諸同學出，使天下複歸于平治。
出諸人，亦如出諸己。
人盡其勞，己
樂毅用于燕，建大功，終被讒間，逃亡于趙，幸以身免。
如虞卿于趙，亦嘗被用，未獲顯赫，退而著書。
呂不韋用于秦，廣招賓客，亦以著書自張聲氣，而終遭斥罰。
韓非入秦，亦遭讒下獄而死。
在戰國九流中有法家，實則當時之士，聚徒講學，絕未有專為一國一君一政府之統治權營謀打算而自成一家派者。
法家之名，當起于韓非之後。
而韓非亦韓之諸公子，雖列荀卿之門，亦與一般士流有别。
由上言之，戰國雖稱為士勢力之驟張時期，而諸子之聚徒講學，自成一家，如儒、如墨、如道、如名、如陰陽、如農家之許行，凡屬開山宗師，及其繼承人物，在當時學術上有大名望大表現者，均不曾在政治上有大用。
其獲用于上層政治者，在學術上僅屬第三四流以下之人物。
而亦鮮得安于位。
不緻身死，已屬大幸。
然則所謂士之一流，其在中國文化傳統曆史影響上之特有意義與價值究何在？ 明白言之，中國士流之影響與貢獻，主要在社會之下層。
即如許行，親操耒耜，耕于田畝，而陳相之徒聚而從之。
士之親其師，尊其師，有過于其君。
此不僅孔子墨翟為然，下至如許行亦何莫不然。
故在中國社會上，最受尊親者，乃師而非君。
乃在野之士，而非在朝之卿相。
戰國之時，僅七雄為大國，分别統治了整個全中國。
而為之士為之師者，乃為當時全中國人所向往。
為君者又烏得與之比？乃使政治上層，亦不得不俯心下氣，以尊賢而禮士。
如顔斶見齊宣王，明告以士貴王不貴，而宣王亦無如之何。
又如秦昭王見範雎，乃至長跪以乞言。
當時七雄中，齊宣王秦昭王豈不更巍然為之魁首。
而其尊賢下士有如此。
如顔斶，如範雎，豈誠為當時一大賢上士？而齊秦之君尊禮之如此。
其最大之意義與價值，則在政治上層不敢自居為最尊最貴之地位，而自知尚有當尊當貴之過于彼者，其人不在遠，即在其所統治之社會下層。
姑舉一例，如秦兵圍趙，趙國存亡在即，不得不屈意帝秦，求獲苟全。
時魯仲連在圍城中，乃獨抗議反對，謂苟帝秦，則仲連惟有蹈東海而死。
以一白衣窮途之士，蹈海而死，于天下大事，國家興亡，何足輕重。
而帝秦之議，竟以作罷。
此等事因其千古傳頌，後人視若固常，不複厝懷。
而于其對文化傳統曆史影響之大意義大價值所在，今人乃不複存懷。
此豈不大可惋惜乎。
魯仲連義不帝秦，雖聲光揚于天下，但仲連身後，秦終為帝，而仲連生前之聲光意氣則若依然尚在。
故秦一天下，李斯首為之相。
李斯乃楚國一小吏，著籍荀卿門下，則亦俨然一士。
商湯一天下，伊尹為相。
周武王一天下，周公旦為相。
秦始皇帝繼湯武一天下，而李斯為之相。
則斯亦繼伊周如鼎足之三矣。
秦博士議秦政，始皇帝不輕自決斷，下其議于丞相斯。
斯主廢封建非不是。
然焚書之令起于斯，後世人鄙之，不齒于人數。
不知斯之在當時，固亦以士而見大用也。
漢初無士，惟叔孫通曾為秦博士，與其弟子為漢制朝儀。
然後世人亦恥之，不列為士數。
同時如商山四皓，朝廷不能聘，太子羅緻之。
高祖于太子身傍見四皓，遂罷廢立意，太子終得承位，是為漢惠帝。
是漢之為漢，此下兩百幾十年之天下，四皓與有力焉。
士之影響政治，見功于世，其例有如此。
漢初真得稱士者有賈誼，年二十餘，上治安策，名震朝廷。
文帝召見，欲加大用。
绛灌之徒群沮之，放為長沙王太傅。
歸蒙召見，語至夜半。
文帝屢前移其坐席，并謂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再見，乃知仍不及也。
然賈生終繼為梁王太傅，仍不能大用于朝。
梁王出獵，墜馬死，賈生以未盡師道，愧恨而卒。
然漢自文景以下諸大政，多出賈生原議。
賈生之有功于漢，更勝四皓甚遠。
繼賈生而起者有董仲舒。
漢武帝尊五經，黜百家，皆由仲舒對策發之。
此不僅漢之為漢，即此下兩千年中國之為中國，仲舒對策有大影響大作用。
而仲舒亦終未大用于當朝。
公孫弘乃自東海牧豕，超用為漢相。
未能正學以言，而曲學以阿世，與仲舒有别。
然則在中國，真為士，即不得大用。
獲大用者，多非真士。
如公孫弘董仲舒，又其顯例也。
東漢光武帝，以王莽時代一太學生，起兵平天下。
一時同學之士，馳驅戎馬間，策奇勳，列朝廷高位者何限。
故中國史上，以士人得天下，建立一士人政府，則惟東漢。
而同時一同學嚴光，獨隐避不出。
光武為太學生時，素重之。
既得天下，屢念不置。
遍訪之全國，得于錢塘江一釣灘上。
護送至京，晤談之餘，又同床而寝。
然嚴光卒辭歸，以不仕終其生。
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又曰：“不仕無義。
”嚴光當非一庸才，但亦非莊周道家之徒。
否則亦不出遊太學，亦不為光武及其他諸同學所推敬。
竊意嚴光心中，亦并非傲視群倫，鄙夷光武與其在朝廷諸同學，謂絕不堪同流合污，有損于一己之為人。
但其當王莽之亂，既以隐身垂釣嚴陵灘上，一旦諸同學出，使天下複歸于平治。
出諸人，亦如出諸己。
人盡其勞，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