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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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有與并世其他民族其他社會絕對相異之一點，即為中國社會有士之一流品，而其他社會無之。
夏商周三代，中國乃一貴族封建社會，然其時已有士。
如夏代之傳說，商代之伊尹，起于版築畎畝之中，而上登政治至高地位，其詳已不可考。
其為後世士人一至高之楷模，則事無可疑。
下及周室東遷，春秋時代，為士者益得勢。
其事散見于左氏、公羊、谷梁三傳之所記載，典籍具在，可資詳述。
然中國社會之所謂士，确然有其在社會上特殊地位，在文化傳統上有特殊意義與特殊價值，則其事必始于孔子。
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士尚志”，即尚其所志之道也。
其道繄何？始則修于身，繼則齊其家。
今稱家庭。
推而廣之，擴而大之，則有家族，有家鄉。
更推而廣之，更擴而大之，則有治國之道。
又更推擴，超國家而上，則有平天下之道。
其實所謂身家國天下，即古代封建貴族之所傳，如所謂禹湯文武，上溯及于唐堯虞舜，何嘗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以成其為聖帝明王者。
惟當時建有修齊治平之禮，而孔子則加以綜會發明，倡為修齊治平之道，以求實際奉行，而更加以發明光大，如此而已。
孔子又贊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用者，用其道，非指用其身。
能用其道，則出身行道。
不能用其道，則藏道于身，甯退不仕。
不顯身于仕途，以求全其道而傳之後世。
故士可以用，可以不用。
可以仕，可以不仕。
而社會有士，則其道乃得常傳于天地間。
孔門有四科，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曰文學。
言語政事，即見用後之所有事。
而言語尤先于政事，何者？政事僅行于國内，言語則用之國際外交，其事已超乎國而達于天下。
故言語之為用，則猶在政事之上。
文學則未及見用，而緻力于典籍文章，上述古代，下傳後世。
文章之所在，亦即道之所在也。
孔門又有先進後進之别。
孔子早期傳道，登其門者為先進，其時則皆有志用世，而于文學有所不遑詳究者。
孔子晚年傳道，登其門者為後進，時孔子已衰老，有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之歎。
故來學者，多緻力于文章典籍，求道講道明道傳道之心為切，而用道行道之志則較緩。
而孔子則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孔子行道用世之心，固雖老而猶存也。
四科中最先一科為德行。
德行中最先一人為顔淵。
顔淵之自述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博我之文，即四科中文學之文。
為求道講道明道所資。
約我以禮之禮，則以用世行道者。
孔子又曰：“君子不器。
”又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
”用則行，則由己以行道。
舍則藏，則藏道于己以傳世。
求己與道之合為一體，故曰為己。
若僅以己身供人用，則我身僅如一器，無道可言，又何足貴。
孔子以子貢為器，而又曰：“子之器瑚琏也。
”瑚琏藏在宗廟，乃貴器，不能随便使用。
如冉有，則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以冉有僅為季孫氏用，則猶下于子貢之器矣。
在德行一科中，尚有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孔子何以獨稱顔淵？或此三人，舍之則藏有其德，而用之則行則不能有如顔淵之才。
或以此三人皆早死，故孔子獨稱顔淵。
要舍之則藏其事易，用之則行其事難。
君子不器，而仍貴其能為一大器，其義在此。
則不當不辨。
孔子之卒，孔門弟子普遍蒙受各方之重視，然而無一人獲得上層政治之大用。
其再傳弟子以下，如子思孟子荀卿，皆獲大名，但亦無一人受上層政治之重用。
儒家以下，諸子并興，繼孔子而起者為墨翟。
主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然墨翟亦未受列國政治上層之重用。
墨子曾多方介紹其弟子進入仕途，然自禽滑厘以下，墨家弟子亦終無獲重用者。
墨家有钜子組織，如孟勝亦钜子，為全國墨徒之領袖。
其仕楚，僅為一家臣，并以三百人之衆死于任上。
繼墨翟有楊朱，主為我，拔一毛利天下不為。
其在政治上不受大用，亦無弟子傳名于世。
其次有道家。
莊周僅為宋國一漆園吏。
楚國聘為相，莊周辭之，謂甯為泥中曳尾之龜，不願藏骨于宗廟。
則其意偏向于舍之則藏，而無意于用之則行之一途。
老子繼莊而起，僅求為聖王，則又誰欤用之？著書五千言，亦無一名弟子聞于世。
其他如名家，首起惠施，與莊周為友，曾相梁惠王，政績無聞。
是亦未見大用。
陰陽家首起鄒衍，備受列國尊禮，同亦未見大用。
齊威、宜、湣諸代，設有稷下先生之位，享諸子以厚祿，許以自由授徒講學。
先後稷下先生達七十人之多，著書立說，擅盛名者不少，卒亦未見獲政治上之重用。
惟縱橫一家，獨獲重用于世。
然孟子曰，公孫衍張儀，妾婦之道也。
後世亦不再以縱橫家流列入先秦諸子學術之林。
其他如戰國早期商鞅用于秦，吳起用于楚，申不害用于韓，而商鞅吳起終皆不得其死。
申不害乃韓之諸公子，亦與士流有别。
其次如範雎用于秦，經蔡澤之獻議，終亦讓位，薦蔡澤而自退。
然蔡澤則未聞有
夏商周三代，中國乃一貴族封建社會，然其時已有士。
如夏代之傳說，商代之伊尹，起于版築畎畝之中，而上登政治至高地位，其詳已不可考。
其為後世士人一至高之楷模，則事無可疑。
下及周室東遷，春秋時代，為士者益得勢。
其事散見于左氏、公羊、谷梁三傳之所記載，典籍具在，可資詳述。
然中國社會之所謂士，确然有其在社會上特殊地位，在文化傳統上有特殊意義與特殊價值，則其事必始于孔子。
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士尚志”，即尚其所志之道也。
其道繄何？始則修于身，繼則齊其家。
今稱家庭。
推而廣之，擴而大之，則有家族，有家鄉。
更推而廣之，更擴而大之，則有治國之道。
又更推擴，超國家而上，則有平天下之道。
其實所謂身家國天下，即古代封建貴族之所傳，如所謂禹湯文武，上溯及于唐堯虞舜，何嘗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以成其為聖帝明王者。
惟當時建有修齊治平之禮，而孔子則加以綜會發明，倡為修齊治平之道，以求實際奉行，而更加以發明光大，如此而已。
孔子又贊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用者，用其道，非指用其身。
能用其道，則出身行道。
不能用其道，則藏道于身，甯退不仕。
不顯身于仕途，以求全其道而傳之後世。
故士可以用，可以不用。
可以仕，可以不仕。
而社會有士，則其道乃得常傳于天地間。
孔門有四科，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曰文學。
言語政事，即見用後之所有事。
而言語尤先于政事，何者？政事僅行于國内，言語則用之國際外交，其事已超乎國而達于天下。
故言語之為用，則猶在政事之上。
文學則未及見用，而緻力于典籍文章，上述古代，下傳後世。
文章之所在，亦即道之所在也。
孔門又有先進後進之别。
孔子早期傳道，登其門者為先進，其時則皆有志用世，而于文學有所不遑詳究者。
孔子晚年傳道，登其門者為後進，時孔子已衰老，有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之歎。
故來學者，多緻力于文章典籍，求道講道明道傳道之心為切，而用道行道之志則較緩。
而孔子則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孔子行道用世之心，固雖老而猶存也。
四科中最先一科為德行。
德行中最先一人為顔淵。
顔淵之自述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博我之文，即四科中文學之文。
為求道講道明道所資。
約我以禮之禮，則以用世行道者。
孔子又曰：“君子不器。
”又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
”用則行，則由己以行道。
舍則藏，則藏道于己以傳世。
求己與道之合為一體，故曰為己。
若僅以己身供人用，則我身僅如一器，無道可言，又何足貴。
孔子以子貢為器，而又曰：“子之器瑚琏也。
”瑚琏藏在宗廟，乃貴器，不能随便使用。
如冉有，則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以冉有僅為季孫氏用，則猶下于子貢之器矣。
在德行一科中，尚有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孔子何以獨稱顔淵？或此三人，舍之則藏有其德，而用之則行則不能有如顔淵之才。
或以此三人皆早死，故孔子獨稱顔淵。
要舍之則藏其事易，用之則行其事難。
君子不器，而仍貴其能為一大器，其義在此。
則不當不辨。
孔子之卒，孔門弟子普遍蒙受各方之重視，然而無一人獲得上層政治之大用。
其再傳弟子以下，如子思孟子荀卿，皆獲大名，但亦無一人受上層政治之重用。
儒家以下，諸子并興，繼孔子而起者為墨翟。
主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然墨翟亦未受列國政治上層之重用。
墨子曾多方介紹其弟子進入仕途，然自禽滑厘以下，墨家弟子亦終無獲重用者。
墨家有钜子組織，如孟勝亦钜子，為全國墨徒之領袖。
其仕楚，僅為一家臣，并以三百人之衆死于任上。
繼墨翟有楊朱，主為我，拔一毛利天下不為。
其在政治上不受大用，亦無弟子傳名于世。
其次有道家。
莊周僅為宋國一漆園吏。
楚國聘為相，莊周辭之，謂甯為泥中曳尾之龜，不願藏骨于宗廟。
則其意偏向于舍之則藏，而無意于用之則行之一途。
老子繼莊而起，僅求為聖王，則又誰欤用之？著書五千言，亦無一名弟子聞于世。
其他如名家，首起惠施，與莊周為友，曾相梁惠王，政績無聞。
是亦未見大用。
陰陽家首起鄒衍，備受列國尊禮，同亦未見大用。
齊威、宜、湣諸代，設有稷下先生之位，享諸子以厚祿，許以自由授徒講學。
先後稷下先生達七十人之多，著書立說，擅盛名者不少，卒亦未見獲政治上之重用。
惟縱橫一家，獨獲重用于世。
然孟子曰，公孫衍張儀，妾婦之道也。
後世亦不再以縱橫家流列入先秦諸子學術之林。
其他如戰國早期商鞅用于秦，吳起用于楚，申不害用于韓，而商鞅吳起終皆不得其死。
申不害乃韓之諸公子，亦與士流有别。
其次如範雎用于秦，經蔡澤之獻議，終亦讓位，薦蔡澤而自退。
然蔡澤則未聞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