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志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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濂溪《通書》有《志學》一章,提出志與學兩字,實為中西文化基本相異點所在。

    茲試先言志。

    西方古希臘,乃一商業社會,貨品銷售固須投人喜愛,然營商謀利,志為己不為人。

    即如文學,沿途講述,兼以歌唱。

    或舞台演劇,皆求廣集群衆,多獲歡迎。

    其意圖亦多為己,不為人。

    縱說其不為名不為利,但亦是表現在己之才華智慧,獲得一種自我滿足,而感愉快。

    故惟求打動人心,對我有贊歎崇敬之意。

    最多亦以供人娛樂為手段。

    其潛在目标,仍為己不為人。

     又如哲學,或出在街上,或居家,聚徒講論,雖說是為探讨一種真理,但務玄遠,少涉真實日常人生,似乎亦仍以表達其一己之才華與智慧為主。

     故古希臘之文學哲學,實亦如一種商品,求新奇,求銷售,求我之所銷售能勝過他人。

    求人喜愛,卻不求人真實享用。

    故其為一文學家或哲學家,乃亦等于一種職業,縱不說其如經商牟利般的僅在物質人生上一職業,但亦可說是一種精神職業,表現了一己之才華智慧,而物質人生亦同告解決,如此則已。

    要之,其不為大群人生作懇切之打算,則并不與其群所經營之商業有實質之相異。

     如論科學,則與工商業更有緊密相關。

    否則在外面物質上求真理,終與從實際人生上求真理,隔了一層。

    自另一端言之,同樣是為一己才華智慧之表現,與哲學家無異。

    西方人此一種一己之表現感,直到現代有增無減,為其文化傳統一特色。

     中國自古為一農業社會,專賴自己勤勞耕耘,即可解決自己的生活。

    不如商人,出售商品僅乃謀生一手段,因此中國古代人之心理習慣,必看重己力,不看重外力。

    己力有餘,轉為他人打算。

    這就自有一套。

    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本是一農民,但自己生事解決了,卻來打算到别人。

    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之于市。

    故孟子稱伊尹為聖之任者,實負有一番責任感。

    政治本與他無幹,他卻五就桀五就湯,要使他同時的政治領袖亦能為堯舜,使同時人亦受堯舜之澤,此即伊尹之所志。

     責任與職業不同,與自我表現亦相異。

    乃是為人謀,卻非為己謀。

    此種心理,求一解說,卻說是天要我如此,此即所謂天命。

    人的責任乃是由天所命,隻是别人不知,我心自知。

    别人不覺,我心自覺。

    故我将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

    此是中國人一種人生責任感,在西方商業社會中卻不易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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