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志與學
關燈
小
中
大
于是中國人遂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套觀念，皆屬其一己之責任。
責任所在，理當如此，道當如此。
做一孝子，非為求一孝子之名。
做一忠臣，非為求一忠臣之名。
我之一切，為父為君，此乃我之責任。
而此一責任，則由天派定。
惟我心先知之，先覺之而已。
又哪裡是一種功利觀，名譽觀，或是職業觀，要我如此做的呢。
中國社會亦有工商各職業，又有士，則非職業。
孔子曰：“士志于道。
”孟子曰：“士尚志。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以天下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孟子曰：“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其實是此人内心自覺有此大任，而能自立志，來求盡此大任。
伊尹在孔子前一千年，可說當時中國已有士。
伊尹以前，傳說在夏代，興于版築之間，亦一士。
孔子前百年有管仲，亦一士。
孔子即承此文化大傳統而來。
孔子以下，中國社會始正式有士。
孔子曰：“士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既為士，自任以天下之大任，則不能再顧一己之衣食職業，故士必待人養。
不出身而仕，則在野為人師。
中國古人言：“作之君，作之師。
”人群中必當有君與師，此亦天所命。
而士則不僅在野為師，又在朝為天子師，為國君師。
孔子在後世尊為至聖先師。
濂溪曰：“天下善曰師”，蓋教人善，又善盡一己之任者，皆為師之責，此師之所以為天下善也。
此即謂以斯道覺斯民也。
或謂中國有孔子，有士，有儒家之教，豈不亦如西方之宗教。
是又不同。
耶稣言，上帝事他管，恺撒事恺撤管。
他明把世間事分出不管。
而中國儒家，則把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切世間事，一切責任，立志負起，此已大不同。
抑且死後靈魂上天堂，不啻為生前信仰上帝一大報酬。
而中國之士，志于道，則絕不計較私人報酬。
佛教來中國，雖曰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而一為僧侶，死後成佛，終亦是一種私人計較。
故終為中國士人所看不起。
則儒家教義雖亦崇天命，亦究與宗教有别。
既有此一番志，則自需有一番學，以自赴其志。
自漢代起，儒學定于一尊，其時則稱通經緻用。
此用主要在人世上，尤要在政治上。
宋代胡瑗創立書院教人，分經義治事兩齋，亦即通經緻用也。
同時如範仲淹，稍後如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轼諸儒繼起，皆在政治上有志大用，而王安石司馬光志有不同，遂成新舊黨争。
司馬光舊黨得
責任所在，理當如此，道當如此。
做一孝子，非為求一孝子之名。
做一忠臣，非為求一忠臣之名。
我之一切，為父為君，此乃我之責任。
而此一責任，則由天派定。
惟我心先知之，先覺之而已。
又哪裡是一種功利觀，名譽觀，或是職業觀，要我如此做的呢。
中國社會亦有工商各職業，又有士，則非職業。
孔子曰：“士志于道。
”孟子曰：“士尚志。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以天下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孟子曰：“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其實是此人内心自覺有此大任，而能自立志，來求盡此大任。
伊尹在孔子前一千年，可說當時中國已有士。
伊尹以前，傳說在夏代，興于版築之間，亦一士。
孔子前百年有管仲，亦一士。
孔子即承此文化大傳統而來。
孔子以下，中國社會始正式有士。
孔子曰：“士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既為士，自任以天下之大任，則不能再顧一己之衣食職業，故士必待人養。
不出身而仕，則在野為人師。
中國古人言：“作之君，作之師。
”人群中必當有君與師，此亦天所命。
而士則不僅在野為師，又在朝為天子師，為國君師。
孔子在後世尊為至聖先師。
濂溪曰：“天下善曰師”，蓋教人善，又善盡一己之任者，皆為師之責，此師之所以為天下善也。
此即謂以斯道覺斯民也。
或謂中國有孔子，有士，有儒家之教，豈不亦如西方之宗教。
是又不同。
耶稣言，上帝事他管，恺撒事恺撤管。
他明把世間事分出不管。
而中國儒家，則把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切世間事，一切責任，立志負起，此已大不同。
抑且死後靈魂上天堂，不啻為生前信仰上帝一大報酬。
而中國之士，志于道，則絕不計較私人報酬。
佛教來中國，雖曰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而一為僧侶，死後成佛，終亦是一種私人計較。
故終為中國士人所看不起。
則儒家教義雖亦崇天命，亦究與宗教有别。
既有此一番志，則自需有一番學，以自赴其志。
自漢代起，儒學定于一尊，其時則稱通經緻用。
此用主要在人世上，尤要在政治上。
宋代胡瑗創立書院教人，分經義治事兩齋，亦即通經緻用也。
同時如範仲淹，稍後如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轼諸儒繼起，皆在政治上有志大用，而王安石司馬光志有不同，遂成新舊黨争。
司馬光舊黨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