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章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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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庸》顯不同，然亦不得不說是理學思想之更較先秦進一步處。
朱子又曰：“餘早從延平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
餘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
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
欽夫告餘以所聞，餘亦未之省也。
退而沉思，殆忘寝食。
一日，喟然歎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
特其未發者為未嘗發耳。
自此不複有疑，以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
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父論未發之旨者。
其論适又與餘意合，用是益自信。
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為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
然閑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
乾道己醜之春，為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餘忽自疑。
斯理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
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之所同然，殆不如是。
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于此。
則予之所自信者，無乃反自誤乎。
則複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性情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
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适足以自誤而已。
至于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為害之大。
蓋不但多言之失而已也。
于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為此論者。
惟欽夫複書，深以為然。
其餘則或信或疑，至于今累年而未定也。
夫忽近求遠，厭常喜新，其弊乃至于此，可不戒哉。
壬辰八月丁酉朔，朱仲晦。
”今按：朱子為學大要集中偏重于其自己日常生活之心地工夫上，即此篇可見。
此即朱子為學确屬儒家傳統一明例，不得以其言論中偶有羼雜進道家言，而驟謂不同于儒家大統也。
《中庸》之書，朱子早年即受之于李延平，而對于喜怒哀樂之未發已發一問題，中間屢經曲折，直至其與蔡季通言，則已達四十之年。
而此文則在朱子之四十九年，其往複于心中，相互讨論于師友之間，可謂已迄于其晚歲而始定。
則其辛苦體會，反複疑信之過程，此乃一代大賢自己親自叙述之一具體實例，尤當為有志儒學者所注意，故詳引之如上。
惟猶有一層當明辨者。
《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與已發，主要限于喜怒哀樂之情感方面。
而程朱所思索讨論者，似乎乃屬心之未發與已發。
此兩層似有不同。
不可謂心
朱子又曰：“餘早從延平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
餘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
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
欽夫告餘以所聞，餘亦未之省也。
退而沉思，殆忘寝食。
一日，喟然歎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
特其未發者為未嘗發耳。
自此不複有疑，以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
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父論未發之旨者。
其論适又與餘意合，用是益自信。
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為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
然閑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
乾道己醜之春，為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餘忽自疑。
斯理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
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之所同然，殆不如是。
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于此。
則予之所自信者，無乃反自誤乎。
則複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性情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
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适足以自誤而已。
至于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為害之大。
蓋不但多言之失而已也。
于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為此論者。
惟欽夫複書，深以為然。
其餘則或信或疑，至于今累年而未定也。
夫忽近求遠，厭常喜新，其弊乃至于此，可不戒哉。
壬辰八月丁酉朔，朱仲晦。
”今按：朱子為學大要集中偏重于其自己日常生活之心地工夫上，即此篇可見。
此即朱子為學确屬儒家傳統一明例，不得以其言論中偶有羼雜進道家言，而驟謂不同于儒家大統也。
《中庸》之書，朱子早年即受之于李延平，而對于喜怒哀樂之未發已發一問題，中間屢經曲折，直至其與蔡季通言，則已達四十之年。
而此文則在朱子之四十九年，其往複于心中，相互讨論于師友之間，可謂已迄于其晚歲而始定。
則其辛苦體會，反複疑信之過程，此乃一代大賢自己親自叙述之一具體實例，尤當為有志儒學者所注意，故詳引之如上。
惟猶有一層當明辨者。
《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與已發，主要限于喜怒哀樂之情感方面。
而程朱所思索讨論者，似乎乃屬心之未發與已發。
此兩層似有不同。
不可謂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