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異同論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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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和印度社會，其文化程度卻已甚高，其人心思開發殆不後于今人，則表現在生活上高極者低極者當備有之。
設非有此前提條件則儒佛兩家之學亦将無從産生也。
儒佛兩家之學均為人類未來文化在古代東方出現之早熟品，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各書均曾論及，且将有另文申論之，這裡從省。
孔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訓，有合于佛家破我、法二執之教義，固可無疑；然其間之有辨别亦複昭然不掩。
試略言之。
—— 如前論所雲，兩家同為在人類生命上自己向内用功進修提高的一種學問。
然在修養實踐上，儒家則笃于人倫，以孝弟慈和為教，盡力于世間一切事務而不怠；佛徒卻必一力靜修，棄絕人倫，屏除百事焉。
問其緣何不同若此?此以佛家必須從事甚深瑜伽功夫(行深般若波羅密多)，乃是根本破除二執，從現有生命中解放出來，而其事固非一力靜修，棄絕人倫，屏除百事不可也。
儒家所謂“四毋”既無俱生執、分别執之深淺兩層，似隻在其分别意識上不落執着，或少所執着而已。
在生活上儒者一如常人，所取、能取宛然現前，不改其故。
蓋于俱生我執固任其自然而不破也。
不破俱生我執而俱生我執卻不為礙者，正為有以超越其上，此必不為形役也。
物類生命锢于其形體機能；形體機能掩蓋了其心。
人類生命所遠高于動物者，即在心為形主，以形從心。
人從乎形體不免有彼此之分，而此心則渾然與物同體，宇宙雖廣大可以相通而不隔焉。
唯其然也，故能先人後己，先公後私，以至大公無私，舍己而為人，或臨危可以不懼，或臨财可以不貪，或擔當社會革命世界革命若分内事，乃至慷慨捐生、從容就義而無難焉。
俱生我執于此，隻見其有為生命活動一基礎條件之用，而曾不為礙也，豈不明白矣乎? 佛家期于“成佛”，而儒家期于“成己”，亦曰“成己、成物”，亦即後世俗語所雲“做人”。
做人隻求有以卓然超于俱生我執，而不必破除俱生我執。
此即儒家根本不同于佛家之所在。
世之談學術者，其必于此分辨之，庶幾可得其要領。
然而做人未易言也，形體機能之機械性勢力至強，吾人苟不自振拔以向上，即陷于俱生我執、分别我執重重障蔽中，而光明廣大之心不可見，将終日為役于形體而不自覺，幾何其不為禽獸之歸耶? 是故儒家修學不在屏除人事，而要緊功夫正在日常人事生活中求得鍛煉。
隻有刻刻慎于當前，不離開現實生活一步，從“踐形”中求所以“盡性”，惟下學乃
設非有此前提條件則儒佛兩家之學亦将無從産生也。
儒佛兩家之學均為人類未來文化在古代東方出現之早熟品，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各書均曾論及，且将有另文申論之，這裡從省。
孔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訓，有合于佛家破我、法二執之教義，固可無疑；然其間之有辨别亦複昭然不掩。
試略言之。
—— 如前論所雲，兩家同為在人類生命上自己向内用功進修提高的一種學問。
然在修養實踐上，儒家則笃于人倫，以孝弟慈和為教，盡力于世間一切事務而不怠；佛徒卻必一力靜修，棄絕人倫，屏除百事焉。
問其緣何不同若此?此以佛家必須從事甚深瑜伽功夫(行深般若波羅密多)，乃是根本破除二執，從現有生命中解放出來，而其事固非一力靜修，棄絕人倫，屏除百事不可也。
儒家所謂“四毋”既無俱生執、分别執之深淺兩層，似隻在其分别意識上不落執着，或少所執着而已。
在生活上儒者一如常人，所取、能取宛然現前，不改其故。
蓋于俱生我執固任其自然而不破也。
不破俱生我執而俱生我執卻不為礙者，正為有以超越其上，此必不為形役也。
物類生命锢于其形體機能；形體機能掩蓋了其心。
人類生命所遠高于動物者，即在心為形主，以形從心。
人從乎形體不免有彼此之分，而此心則渾然與物同體，宇宙雖廣大可以相通而不隔焉。
唯其然也，故能先人後己，先公後私，以至大公無私，舍己而為人，或臨危可以不懼，或臨财可以不貪，或擔當社會革命世界革命若分内事，乃至慷慨捐生、從容就義而無難焉。
俱生我執于此，隻見其有為生命活動一基礎條件之用，而曾不為礙也，豈不明白矣乎? 佛家期于“成佛”，而儒家期于“成己”，亦曰“成己、成物”，亦即後世俗語所雲“做人”。
做人隻求有以卓然超于俱生我執，而不必破除俱生我執。
此即儒家根本不同于佛家之所在。
世之談學術者，其必于此分辨之，庶幾可得其要領。
然而做人未易言也，形體機能之機械性勢力至強，吾人苟不自振拔以向上，即陷于俱生我執、分别我執重重障蔽中，而光明廣大之心不可見，将終日為役于形體而不自覺，幾何其不為禽獸之歸耶? 是故儒家修學不在屏除人事，而要緊功夫正在日常人事生活中求得鍛煉。
隻有刻刻慎于當前，不離開現實生活一步，從“踐形”中求所以“盡性”，惟下學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