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古人往矣，吾不及見；吾所及見，番禺伍庸伯先生(觀淇)、麻城嚴立三先生(重)，真近世之醇儒也。

    兩先生志慮真切，踐履笃實，不後古人；而從其精思力踐之所詣，乃大有貢獻于斯學，足以補宋儒、明儒之所未及。

    此即指其能解決上述問題，以最切近平妥之功夫道路昭示學者，救正朱子、陽明過去解釋《大學》之失，實為近八百年來未有之創獲。

     《禮記·大學》一篇，昔人稱為孔氏之遺書，在儒家典籍中獨詳著其為學門徑次第，為後世言儒學者所必資取。

    顧自宋儒尊信表章以來，解說之者乃紛纭莫衷一是。

    蓋在前之漢唐人但注疏書文，殊未用功體驗于身心間，争論不起。

    宋明之世，斯學複興，則學者究當如何用功，在彼此大體相近之中，不免人各有其所取徑。

    朱、陸異同，其明例也。

    而事實上功夫取徑雖在自己，卻必求證古典乃有以自信而信人。

    此即《大學》一篇所以解說百出，獨遠過其他書典之由來。

    凡于書文講解之歧異者總由于功夫取徑之不同，且問題莫不出在所謂“格物、緻知”之兩句書文上，此固明白可見者。

    前賢如朱子、如陽明，其失在此。

    即今我所推重伍、嚴兩先生，其所以立說不同，又何嘗不在此邪? 須知此在事實上是無法避免的。

    承認此事實，有助于學術研究；不承認之，反自蔽其明。

    然則何獨取于伍、嚴兩先生之說?兩先生于書文，不擅改古本(伍先生)或基本上未改(嚴先生)，是即其主觀造作最少；而其解釋書文通順近理之程度卻最高。

    此一面也。

    更重要一面，則在其内容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