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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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江南》輩,若以上拟《登樓》《閑居》《秋興》《蕪城》之侪,其靡已甚。

    賦之亡蓋先于詩。

    繼隋而後,李白賦明堂,杜甫賦三大禮,誠欲為楊雄台隸,猶幾弗及。

    世無作者,二家亦足以殿。

    自是賦遂泯絕。

    近世徒有張惠言,區區修補,《黃山》諸賦,雖未至,庶幾李、杜之倫,承千年之絕業,欲以一朝複之,固難能也。

     然自詩賦道分,漢世為賦者多無詩。

    自枚乘外,賈誼、相如、楊雄諸公,不見樂府五言,其道與故訓相俪。

    故小學亡而賦不作。

    漢世樂府,《七略》錄為歌詩,上自郊祀,下訖裡巷趣,皆見罔羅。

    其外有短箫、铙歌,李延年複依西域摩诃兜勒之曲以造新聲《二十八解》。

    魏晉之間,但歌《白纻》諸曲,猶有繼者。

    聲有曲折,故“妃呼豨”、“幾令吾”之屬,間雜聲氣。

    尋《晉語》載惠公改葬共世子,臭達于外,國人誦之曰:“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

    ”威懷猗違,皆曲折詠歎之詞,舊讀以為有實義者,非也。

    樂府可歌,故其辭若自口出。

    後人雖欲摹拟,既失其音,皮之不存,毛将焉傅矣!然古人即辭題署,而後人虛拟其名,何世蔑有?《破斧》《候人》《燕燕》《于飛》諸篇,皆虞夏舊曲也(見《呂氏春秋·音初篇》)。

    周之詩人,因其言以成己意。

    且周世裡巷歌謠,本有《折楊》《皇華》,文見《莊子》。

    《皇華》即《小雅》之篇,而裡巷襲其語。

    《折楊》以後,李延年《二十八解》,複有雲“折楊柳”者,此皆轉相因襲者也。

     世言樂府聲律既亡,後嗣不宜複作。

    此則今日俗詞,甯合宋人宮律,然猶綿延勿替,何哉?樂府或時無韻,是猶《周頌》諸篇,不應常節。

    蓋其逗留曲折,非韻所持,故詩之特異也。

    若乃古今異音,部類離合,代有遷變,文士不達其意,喜改今韻以就方言。

    詞之末流,有過于鄭聲者。

    而世或言樂府興于巷陌,方國殊緻,何必正音?不悟樂府雖變,其為夏音則同,未有泯亂大略者也。

    金元以降,多雜塞外方音。

    宋世所未殽亂,而皆獵其部次。

    夫載祀相隔,不逾七世。

    聲韻乃遠離其本,明自他族挾之以變,非自變也。

    孫卿雲: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

    夫詞與南北曲者,通俗之用。

    樂府則已古矣。

    蒙古異音,夏侯寬、杜夔諸公,豈能知其節邪? 或曰:李延年已采西域之音以為武樂,隋世亦有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諸部,今之詞自龜茲樂來,何見夷音不可用也? 應之曰:四夷之樂,用于朝會祭祀燕飨,自《周官》韎師、鞮鞻見其端。

    《小雅》曰:以雅以南。

    傳曰: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為龠舞。

    朱離,《後漢書·班固傳》作兜離(《白虎通義》省言兜)。

    周時朱音如兜。

    兜離則所謂摩诃兜勒者(西域即用梵語。

    摩诃譯言大,兜勒、兜離譯言聲音高朗,其音本作觰蘿。

    A48。

    蘿字彈舌,觰蘿為形容語,若作名詞,即是觰勒。

    A48但周漢無麻部音,故書作兜勒、兜離耳。

    離字古本音蘿。

    《詩傳》作朱離,音亦如兜蘿也)。

    明自張骞以上,鞮氏已用其聲歌,然獨王者施之,陳于門外,不及侯國。

    漢世變為新聲,是乃因其節奏,而文字調均從中國,猶以假給邊将,不及郡縣。

    隋世龜茲樂盛行闾闬,文帝尚雲無複正聲,不祥之大。

    今之燕樂,即此胡戎歌也。

    其辭變夷從漢,亦與李延年同法。

    故自唐及北宋,詞與官韻,未相出入。

    此則名從主人,物從中國,古之制也。

    今縱不能複雅樂,猶宜存其節制。

    詞已失其律度,南北曲複曼衍,不可究論。

    然葉音宜以官韻為準。

    樂府者,最近古初,就古二十二部,稍稍為之分合,以存漢魏兩晉之聲。

    于是有知律者,為之調其弦匏笙簧而已矣! 諸四言韻語者,皆《詩》之流,而今多患解弛。

    箴之為體,備于楊雄諸家,其語長短不齊,陸機所謂頓挫清壯者,有常則矣。

    自馀四言,世多宗法李斯,間三句以為韻,其勢易工。

    如其辭旨,宜本之情性,參之故訓,稽之典禮,去其缛采,泯其華飾,無或糅雜故事以亂章句。

    先民有言:既雕既琢,複歸于樸。

    此之謂也。

     近世曾國藩獨慕《漢書·叙傳》。

    四言之用,自漢世已衰,《叙傳》雖非其至,自《雅》《頌》以下,獨有李斯、韋孟、楊雄、班固四家。

    複欲陵轹其上,固以難矣!韓愈稍欲理其廢絕,辭已壯麗,博而不約,鮮溫潤之音。

    學之雖至,猶病傀怪,不至乃犷犷如豺狼聲。

    讵非正以《雅》《頌》,其可為典刑耶?若夫碑版之辭,蟬嫣不絕,體以四言,末則不韻,此自漢碑已導其原,韓愈尚優為之。

     然唐人多喜造辭,近人或以為戒。

    馀以為造辭非始唐人,自屈原以逮南朝,誰則不造辭者?古者多見子夏、李斯之篇,故其文章都雅,造之自我,皆合典言。

    後世字書既已乖離,而好破碎妄作,其名不經,雅俗之士,所由以造辭為戒也。

    若其明達雅故,善赴曲期,雖造辭則何害?不然,因緣緒言,巧作刻削,呼仲尼以“龍蹲”,斥高祖以“隆準”,指兄弟以“孔懷”,稱在位以“曾是”,此雖原本經緯,非言而有物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