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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周書》七十一篇别在《尚書》外也。
〈（左氏說秦伯伐晉，筮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馀，獲其雄狐。
成季将生，筮遇大有之幹，曰：同複于父，敬如君所。
說者或雲是《連山》《歸藏》，或雲筮者之辭。
尋《連山》《歸藏》卦名或異《周易》，筮者占卦，其語當指切事情。
知皆非也，宜在三十八卷中。
）〉蓋易者，務以占事知來，惟變所适，不為典要。
故周世既有二家駁文，韓宣子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尚考九流之學，其根極悉在有司。
而易亦掌之太蔔，同為周禮，然非禮器制度符節玺印幡信之屬不可刊者。
故周時《易》有二種，與《連山》《歸藏》而四。
及漢楊雄猶得摹略為之。
是亦依則古初，不愆于素。
學誠必以公私相格，是九流悉當燔燒，何獨《太玄》也。
《晉書·束晢傳》言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經》一篇，似《說卦》而異。
《易繇陰陽卦》者，亦三十八卷之倫。
以是知姬姓未亡，玉步未改，而《周易》已分析為數種。
桐城姚際恒不曉《周易》有異，乃雲魏文侯最好古，魏冢無十翼，明十翼非仲尼作。
然則《易繇陰陽卦》者，顧仲尼所為三絕韋編以求寡過者耶？ 凡說古藝文者，不觀會通，不參始末，專以私意揣量，随情取舍，上者為章學誠，下者為姚際恒，疑誤後生多矣！ 自《太玄》推而極之，至于他書，其類例悉準是。
外有經方相人形法之屬，至于釋道，其題号皆曰“經”。
學誠所不譏，誠格以官書之律。
釋者有修多羅，傳自異域，與諸夏異統，不足論。
道士者，亦中國之民，何遽自恣？而老子又非道士所從出也，本出史官，與儒者非異教，故其徒莊周猶儒服〈（見《莊子·說劍篇》）〉。
儒家稱“經”即悖，而道家稱“經”即無悖〈（墨子、韓子準此）〉，何其自相伐也？ 章炳麟曰：老聃、仲尼而上，學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學皆在家人。
正今之世，封建已絕矣，周秦之法已朽蠹矣，猶欲拘牽格令，以吏為師，以宦于大夫為學。
一日欲修方志以接衣食，則言家傳可作，援其律于東方、管辂諸傳，其書乃遠在楊雄後。
舊目《七略》，令目四部，自為《校雠通義》，又與四庫官書龃龉。
既薄宋儒，又言誦六藝為遵王制。
時制五經在學官者，《易》《詩》《書》皆取宋儒傳注，則宋儒亦不可非。
諸此條例，所謂作法自斃者也。
問者曰：經不悉官書。
今世說今文者，以六經為孔子作，豈不然哉？ 應之曰：經不悉官書，官書亦不悉稱經〈（《史籀篇》《世本》之屬）〉。
《易》《詩》《書》《禮》《樂》《春秋》者，本官書，又得經名。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明其亡變改。
其次《春秋》，以《魯史記》為本，猶馮依左丘明。
左丘明者，魯太史〈（見《藝文志》）〉。
然則聖不空作，因當官之文。
《春秋》《孝經》，名實固殊焉〈（《春秋》稱經，從本名。
《孝經》稱經，從施易之名）〉。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迹息者，謂《小雅》廢。
詩亡者，謂正雅正風不作〈（見《說大疋小疋》）〉。
《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六月》者，宣王北伐，《小雅》之變，自此始也。
其序通言正雅二十二篇廢而王道缺，終之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國史之有編年，宜自此始。
故太史公錄《十二諸侯年表》，始于共和，明前此無編年書。
《墨子·明鬼篇》引周燕齊宋四國《春秋》，三事皆在隐、桓以下，《周春秋》乃記杜伯射宣王事。
宣王以上，欲明鬼，其征獨有《詩》《書》。
明始作《春秋》者，為宣王太史。
蓋大篆布而《春秋》作。
五十凡例，尹吉甫、史籀之成式，非周公著也。
晉羊舌習于《春秋》則為《乘》，楚士教太子《春秋》則為《梼杌》。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
惑者不睹論籑之科，不铨主客。
文辭義理，此也；典章行事，彼也；一得造，一不得造。
今以仲尼受天命為素王，變易舊常，虛設事狀，以為後世制法；且言左氏與遷、固皆史傳，而《春秋》為經，經與史異〈（劉逢祿、王闿運、皮錫瑞，皆同此說）〉。
蓋素王者，其名見于《莊子》〈（《天下篇》）〉。
責實有三：伊尹陳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為素王；莊子道玄聖素王，無其位而德可比于王者；太史公為素王眇論，多道貨殖，其《貨殖列傳》已著素封，無其位，有其富厚崇高，小者比封君，大者拟天子。
此
〈（左氏說秦伯伐晉，筮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馀，獲其雄狐。
成季将生，筮遇大有之幹，曰：同複于父，敬如君所。
說者或雲是《連山》《歸藏》，或雲筮者之辭。
尋《連山》《歸藏》卦名或異《周易》，筮者占卦，其語當指切事情。
知皆非也，宜在三十八卷中。
）〉蓋易者，務以占事知來，惟變所适，不為典要。
故周世既有二家駁文，韓宣子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尚考九流之學，其根極悉在有司。
而易亦掌之太蔔，同為周禮，然非禮器制度符節玺印幡信之屬不可刊者。
故周時《易》有二種，與《連山》《歸藏》而四。
及漢楊雄猶得摹略為之。
是亦依則古初，不愆于素。
學誠必以公私相格，是九流悉當燔燒，何獨《太玄》也。
《晉書·束晢傳》言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經》一篇，似《說卦》而異。
《易繇陰陽卦》者，亦三十八卷之倫。
以是知姬姓未亡，玉步未改，而《周易》已分析為數種。
桐城姚際恒不曉《周易》有異，乃雲魏文侯最好古，魏冢無十翼，明十翼非仲尼作。
然則《易繇陰陽卦》者，顧仲尼所為三絕韋編以求寡過者耶？ 凡說古藝文者，不觀會通，不參始末，專以私意揣量，随情取舍，上者為章學誠，下者為姚際恒，疑誤後生多矣！ 自《太玄》推而極之，至于他書，其類例悉準是。
外有經方相人形法之屬，至于釋道，其題号皆曰“經”。
學誠所不譏，誠格以官書之律。
釋者有修多羅，傳自異域，與諸夏異統，不足論。
道士者，亦中國之民，何遽自恣？而老子又非道士所從出也，本出史官，與儒者非異教，故其徒莊周猶儒服〈（見《莊子·說劍篇》）〉。
儒家稱“經”即悖，而道家稱“經”即無悖〈（墨子、韓子準此）〉，何其自相伐也？ 章炳麟曰：老聃、仲尼而上，學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學皆在家人。
正今之世，封建已絕矣，周秦之法已朽蠹矣，猶欲拘牽格令，以吏為師，以宦于大夫為學。
一日欲修方志以接衣食，則言家傳可作，援其律于東方、管辂諸傳，其書乃遠在楊雄後。
舊目《七略》，令目四部，自為《校雠通義》，又與四庫官書龃龉。
既薄宋儒，又言誦六藝為遵王制。
時制五經在學官者，《易》《詩》《書》皆取宋儒傳注，則宋儒亦不可非。
諸此條例，所謂作法自斃者也。
問者曰：經不悉官書。
今世說今文者，以六經為孔子作，豈不然哉？ 應之曰：經不悉官書，官書亦不悉稱經〈（《史籀篇》《世本》之屬）〉。
《易》《詩》《書》《禮》《樂》《春秋》者，本官書，又得經名。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明其亡變改。
其次《春秋》，以《魯史記》為本，猶馮依左丘明。
左丘明者，魯太史〈（見《藝文志》）〉。
然則聖不空作，因當官之文。
《春秋》《孝經》，名實固殊焉〈（《春秋》稱經，從本名。
《孝經》稱經，從施易之名）〉。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迹息者，謂《小雅》廢。
詩亡者，謂正雅正風不作〈（見《說大疋小疋》）〉。
《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六月》者，宣王北伐，《小雅》之變，自此始也。
其序通言正雅二十二篇廢而王道缺，終之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國史之有編年，宜自此始。
故太史公錄《十二諸侯年表》，始于共和，明前此無編年書。
《墨子·明鬼篇》引周燕齊宋四國《春秋》，三事皆在隐、桓以下，《周春秋》乃記杜伯射宣王事。
宣王以上，欲明鬼，其征獨有《詩》《書》。
明始作《春秋》者，為宣王太史。
蓋大篆布而《春秋》作。
五十凡例，尹吉甫、史籀之成式，非周公著也。
晉羊舌習于《春秋》則為《乘》，楚士教太子《春秋》則為《梼杌》。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
惑者不睹論籑之科，不铨主客。
文辭義理，此也；典章行事，彼也；一得造，一不得造。
今以仲尼受天命為素王，變易舊常，虛設事狀，以為後世制法；且言左氏與遷、固皆史傳，而《春秋》為經，經與史異〈（劉逢祿、王闿運、皮錫瑞，皆同此說）〉。
蓋素王者，其名見于《莊子》〈（《天下篇》）〉。
責實有三：伊尹陳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為素王；莊子道玄聖素王，無其位而德可比于王者；太史公為素王眇論，多道貨殖，其《貨殖列傳》已著素封，無其位，有其富厚崇高，小者比封君，大者拟天子。
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