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新道家:主情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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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莊子注》中,向秀與郭象對于具有超越事物差别之心,"棄彼任我"而生的人,作出了理論的解釋。

    這種人的品格,正是中國的人叫做"風流"的本質。

    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窦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養不教父之過教 "風流"和浪漫精神 為了理解"風流",我們就要轉回到《世說新語》(簡稱《世說》)上。

    這部書是劉義慶(403-444年)撰,劉峻(463-521年)作注。

    魏晉的新道家和他們的佛教朋友,以"清談"出名。

    清談的藝術在于,将最精粹的思想,通常就是道家思想,用最精粹的語言,最簡潔的語句,表達出來,所以它是很有講究的,隻能在智力水平相當高的朋友之間進行,被人認為是一種最精妙的智力活動。

    《世說》記載了許多這樣的清談,記載了許多著名的清談家。

    這些記載,生動地描繪了三、四世紀信奉"風流"思想的人物。

    所以自《世說》成書之後,它一直是研究"風流"的主要資料。

     那麼,"風流"是什麼意思?它是最難捉摸的名詞之一,要說明它就必須說出大量的含義,卻又極難确切地翻譯出來。

    就字面講,組成它的兩個字的意思是"wind(風)和stream(流)",這對我們似乎沒有多大幫助。

    雖然如此,這兩個字也許還是提示出了一些自由自在的意味,這正是"風流"品格的一些特征。

     我承認,我還沒有懂得英文romanticism(浪漫主義)或romantic(羅曼谛克)的全部含義,但是我揣摩着,這兩個詞與"風流"真正是大緻相當。

    "風流"主要是與道家有關。

    我為什麼在本書第二章 說,中國曆史上儒家與道家的傳統,在某種程度上,相當于西方的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傳統,這也是原因之一。

     漢(公元前206一公元220年),晉(265-420年),不僅是中國曆史上兩個不同朝代的名稱,而且由于它們的社會、政治、文化特征很不相同,它們還指文學藝術的兩種不同風格,以及兩種不同的生活态度。

    漢人風度是莊嚴、雄偉;晉人風度是放達、文雅。

    文雅也是"風流"的特征之一。

     《列子》的《楊朱》篇 在這裡必須首先講一講道家著作《列子》的《楊朱》篇。

    本書第六章 已經說過,這個《楊朱》篇并不代表先秦那個真正的楊朱的思想。

    現在中國學者認為,《列子》是公元三世紀的著作。

    所以《楊朱》篇也一定是這個時期的著作。

    它很符合這個時期思想的總趨勢,事實上是風流的一個方面的表現。

     《楊朱》篇中區分了"外"和"内"。

    這個假冒的楊朱說:"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

    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

    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

    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

    不逆命,何羨壽。

    不矜貴,何羨名。

    不要勢,何羨位。

    不貪富,何羨貨。

    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内。

    " 《楊朱》篇有一段虛構了子産與其兄、弟的談話。

    子産是公元前六世紀鄭國著名的政治家。

    據說子産治國三年,治得很好,可是其兄、弟不聽他的,其兄好酒,其弟好色。

     一天,子産對其兄、弟說:"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智慮。

    智慮之所将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

    若觸情而動,耽于嗜欲,則性命危矣。

    ……" 其兄、弟回答說:"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

    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于一國,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

    " 《楊朱》篇所說的治内,相當于向郭所說的任我;所說的治外,相當于向郭所說的從人。

    人活着,應當任我,不應當從人。

    就是說,人活着應當任從他自己的理性或沖動,不應當遵從當時的風俗和道德。

    用三、四世紀常用的話來說,就是應當任"自然"。

    不應當循"名教"。

    這一切,新道家都是一緻同意的。

    但是新道家之中仍有主理派與主情派的區别。

    前者以向郭為代表,強調遵從理性而生;後者以下面講到的人們為代表,強調任從沖動而生。

     任從沖動而生的思想,在《楊朱》篇中以極端的形式表現出來。

    此篇有一段是"晏平仲問養生于管夷吾(即晏嬰、管仲,都是先秦的齊國著名政治家,在曆史上并不同時)。

    管夷吾曰:'肆之而已。

    勿壅勿阏。

    '晏平仲曰:'其目奈何?' "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 ……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