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儒家的獨尊和道家的複興
關燈
小
中
大
國家在長期的耗盡一切的戰争後恢複元氣。
到了元氣恢複了，道家哲學就不再适用了，而需要一個進一步建設的綱領。
統治者們在儒家學說中找到了它。
能詠吟彼女子且聰敏爾男子當自警唐劉晏方七歲舉神童作正字彼雖幼身己仕爾幼學勉而緻有為者亦若是犬守夜雞司
儒家的社會、政治哲學是保守的，同時又是革命的。
它保守，就在于它本質上是貴族政治的哲學；它又革命，就在于它給予這種貴族政治以新的解釋。
它維護君子與小人的區别，這一點是孔子時代的封建的中國所普遍接受的。
但是它同時堅決主張，君子與小人的區别不應當像原先那樣根據血統，而應當根據才德。
因此它認為，有德有才的人應當就是在社會居于高位的人，這樣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章 已經指出，中國古代社會以家族制度為骨幹，儒家學說給予家族制度以理論根據。
随着封建制度的解體，老百姓從封建主手裡解放出來，但是舊有的家族制度仍然存在。
因而儒家學說作為現存社會制度的理論根據也仍然存在。
廢除封建制度的主要後果，是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正式分開。
當然，事實上新的地主們在當地社會上擁有很大勢力，包括政治勢力。
可是至少在職務上他們不是當地的政治統治者，雖然他們通過财富和聲望時常能夠對國家任命的官員施加影響。
這總算前進了一步。
新的貴族，如官僚和地主，有許多人遠遠不是儒家所要求的有德有才的人，可是他們全都需要儒家專門提供的一些知識。
這就是有關繁文缛禮的知識，要靠這些來維持社會差别。
漢朝的創建者劉邦降服了他的一切對手之後，第一個行動就是命令儒者叔孫通，和他的門徒一起，制訂朝儀。
首次試行新的朝儀之後，劉邦滿意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叔孫通的作法，他的同行儒者有些人很不贊成，但是成功了，由此可以看出為什麼新的貴族喜歡儒家學說，即便是對于它的真正精神他們也許反對，也許不知。
可是最為重要的，是我在第三章 指出的一個事實，就是西方人把儒家稱為"孔子學派"，很不确切，須知儒家就是"儒"家。
這種"儒"不僅是思想家，而且是學者，他們精通古代文化遺産，這種雙重身份是别家所不具備的。
他們教授古代文獻，保存偉大的文化傳統，對它們作出他們能夠作出的最好的解釋。
在一個農業國家，人們總是尊重過去，所以這些儒也總是最有影響。
至于法家，雖然成了秦的替罪羊，可是也從未全部被人抛棄。
在第十三章 ，我已經指出，法家是些現實的政治家。
他們是能夠針對新的政治狀況提出新的統治法術的人。
所以，随着中華帝國版圖的擴展，統治者們不能不依靠法家的理論和技術。
這就使得漢朝以來的正統儒家，總是責備各朝的統治者是"儒表法裡"。
但是在實際上，不論儒家學說、法家學說，各有其應用的适當範圍。
儒家學說的專用範圍是社會組織，精神的和道德的文明，以及學術界。
法家學說的專用範圍則限于實際政治的理論和技術。
道家也有行時的機會。
中國曆史上有幾個時期，政治、社會秩序大亂，人們對于古代經典的研究一無時間，二無興趣，很自然地傾向于批評現存的政治、社會制度。
在這樣的時代，儒家學說自然衰落，道家學說自然興盛。
這時候道家學說提供尖銳的批評，以反對現存的政治、社會制度；還提供逃避現實的思想體系，以避開傷害和危險。
這些正适合生于亂世的人們的需要。
漢朝亡于公元220年，接着是長期的分裂和混亂，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統一全國才告結束。
這四個世紀，有兩個特征。
一個特征是頻繁的戰争和朝代的更疊，一系列的朝代統治中國的中部和南部，一系列的朝代統治中國的北部。
另一個特征是幾個遊牧民族的興起，有的是用武力越過長城，定居華北；有的是和平移入的。
北方的幾個朝代就是他們建立的，其勢力始終未能擴展到長江。
由于這些政治特征，這四個世紀通稱"六朝"，又稱"南北朝"。
這是一個在政治、社會方面的黑暗世紀，悲觀主義極為流行。
有些方面它很像歐洲的中世紀，時間也有一段是同時。
這時候，在歐洲，基督教成為統治力量；在中國，新的宗教佛教迅速發展。
可是，若是說，這是文化低落的世紀，那就完全錯了，——有些人就是這樣說的。
恰恰相反，如果我們取文化一詞的狹義，那就可以說，在這個世紀，在幾個方面，我們達到了中國文化的一個高峰。
繪畫，書法，詩歌和哲學在這個時期都是極好的。
下面兩章就來講這個時期主要的本國哲學，這個哲學我名為"新道家"。
到了元氣恢複了，道家哲學就不再适用了，而需要一個進一步建設的綱領。
統治者們在儒家學說中找到了它。
它保守，就在于它本質上是貴族政治的哲學；它又革命，就在于它給予這種貴族政治以新的解釋。
它維護君子與小人的區别，這一點是孔子時代的封建的中國所普遍接受的。
但是它同時堅決主張，君子與小人的區别不應當像原先那樣根據血統，而應當根據才德。
因此它認為，有德有才的人應當就是在社會居于高位的人，這樣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章 已經指出，中國古代社會以家族制度為骨幹，儒家學說給予家族制度以理論根據。
随着封建制度的解體，老百姓從封建主手裡解放出來，但是舊有的家族制度仍然存在。
因而儒家學說作為現存社會制度的理論根據也仍然存在。
廢除封建制度的主要後果，是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正式分開。
當然，事實上新的地主們在當地社會上擁有很大勢力，包括政治勢力。
可是至少在職務上他們不是當地的政治統治者，雖然他們通過财富和聲望時常能夠對國家任命的官員施加影響。
這總算前進了一步。
新的貴族，如官僚和地主，有許多人遠遠不是儒家所要求的有德有才的人，可是他們全都需要儒家專門提供的一些知識。
這就是有關繁文缛禮的知識，要靠這些來維持社會差别。
漢朝的創建者劉邦降服了他的一切對手之後，第一個行動就是命令儒者叔孫通，和他的門徒一起，制訂朝儀。
首次試行新的朝儀之後，劉邦滿意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叔孫通的作法，他的同行儒者有些人很不贊成，但是成功了，由此可以看出為什麼新的貴族喜歡儒家學說，即便是對于它的真正精神他們也許反對，也許不知。
可是最為重要的，是我在第三章 指出的一個事實，就是西方人把儒家稱為"孔子學派"，很不确切，須知儒家就是"儒"家。
這種"儒"不僅是思想家，而且是學者，他們精通古代文化遺産，這種雙重身份是别家所不具備的。
他們教授古代文獻，保存偉大的文化傳統，對它們作出他們能夠作出的最好的解釋。
在一個農業國家，人們總是尊重過去，所以這些儒也總是最有影響。
至于法家，雖然成了秦的替罪羊，可是也從未全部被人抛棄。
在第十三章 ，我已經指出，法家是些現實的政治家。
他們是能夠針對新的政治狀況提出新的統治法術的人。
所以，随着中華帝國版圖的擴展，統治者們不能不依靠法家的理論和技術。
這就使得漢朝以來的正統儒家，總是責備各朝的統治者是"儒表法裡"。
但是在實際上，不論儒家學說、法家學說，各有其應用的适當範圍。
儒家學說的專用範圍是社會組織，精神的和道德的文明，以及學術界。
法家學說的專用範圍則限于實際政治的理論和技術。
道家也有行時的機會。
中國曆史上有幾個時期，政治、社會秩序大亂，人們對于古代經典的研究一無時間，二無興趣，很自然地傾向于批評現存的政治、社會制度。
在這樣的時代，儒家學說自然衰落，道家學說自然興盛。
這時候道家學說提供尖銳的批評，以反對現存的政治、社會制度；還提供逃避現實的思想體系，以避開傷害和危險。
這些正适合生于亂世的人們的需要。
漢朝亡于公元220年，接着是長期的分裂和混亂，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統一全國才告結束。
這四個世紀，有兩個特征。
一個特征是頻繁的戰争和朝代的更疊，一系列的朝代統治中國的中部和南部，一系列的朝代統治中國的北部。
另一個特征是幾個遊牧民族的興起，有的是用武力越過長城，定居華北；有的是和平移入的。
北方的幾個朝代就是他們建立的，其勢力始終未能擴展到長江。
由于這些政治特征，這四個世紀通稱"六朝"，又稱"南北朝"。
這是一個在政治、社會方面的黑暗世紀，悲觀主義極為流行。
有些方面它很像歐洲的中世紀，時間也有一段是同時。
這時候，在歐洲，基督教成為統治力量；在中國，新的宗教佛教迅速發展。
可是，若是說，這是文化低落的世紀，那就完全錯了，——有些人就是這樣說的。
恰恰相反，如果我們取文化一詞的狹義，那就可以說，在這個世紀，在幾個方面，我們達到了中國文化的一個高峰。
繪畫，書法，詩歌和哲學在這個時期都是極好的。
下面兩章就來講這個時期主要的本國哲學，這個哲學我名為"新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