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韓非和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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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寄治亂于法術，托是非于賞罰，屬輕重于權衡。
"(《韓非子·大體》)換言之，君主具有種種工具和機器，用來進行統治，有了這些，就無為而無不為了。
道家與法家代表中國思想的兩個極端。
道家認為，人本來完全是天真的；法家認為，人本來完全是邪惡的。
道家主張絕對的個人自由；法家主張絕對的社會控制。
可是在無為的觀念上，兩個極端卻遇合了。
這就是說，它們在這裡有某些共同之處。
法家的治道，也是後期道家所主張的，隻是詞句上稍有不同。
《莊子》裡有一段講"用人群之道"。
這一段既區分了有為與無為，還區分了"為天下用"與"用天下"。
無為，是用天下之道。
有為，是為天下用之道。
君主存在的理由是統治全天下，所以他的功能和職責是自己無為，而命令别人替他為。
換句話說，他的統治方法是以無為用天下。
臣子的功能和職責，則是接受命令，遵命而為。
換句話說，臣子的功用是以有為為天下用。
這一段裡說："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莊子·天道》) 《莊子》這一段接着說："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内，不自為也。
"(同上)君主一定要這樣，因為他萬一考慮某件事，這就意味着别的事他沒有考慮，可是他的功能和職責是考慮他治下的"一切"事。
所以解決的辦法，隻有讓他不自慮，不自說，不自為，但是命令别人替他慮，替他說，替他為。
用這種方法，他無為，而無不為。
至于君主"用天下"的詳細程序，這一段裡說："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
……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同上) 很清楚，這個程序的後部分正與法家相同。
這一段還繼續說："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
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
……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
"(同上) 從這裡可以看出道家對法家的批評。
法家的治道。
需要君主公正無私。
他一定懲罰應當受懲罰的人。
即使這些人是他的親友；他一定獎賞應當受獎賞的人，即使這些人是他的仇敵。
隻要他有一些時候不能這樣做，他的整個統治機器就垮了。
這樣的要求是一個僅有中等智力的人遠遠不能勝任的。
真正能實現這種要求的還隻有聖人。
法家和儒家 儒家主張，治理百姓應當以禮以德。
不應當以法以刑。
他們堅持傳統的治道，卻不認識當初實行此道的環境已經變了。
在這個方面，儒家是保守的。
在另一方面，儒家同時又是革命的，在他們的觀念裡反映了時代的變化。
傳統上隻按出身、财産劃分的階級區别，儒家不再堅持了。
當然，孔子、孟子還繼續講君子與小人的區别。
但是在他們看來，這種區别在于個人的道德水平，沒有必要根據原來的階級差别了。
本章一開始就指出，在早期的中國封建社會中，以禮治貴族，以刑治平民。
所以，儒家要求不僅治貴族以禮，而且治平民也應當以禮而不以刑，這實際上是要求以更高的行為标準用之于平民。
在這個意義上，儒家是革命的。
在法家思想裡，也沒有階級的區别。
在法律和君主面前人人平等。
可是，法家不是把平民的行為标準提高到用禮的水平，而是把貴族的行為标準降低到用刑的水平，以至于将禮抛棄。
隻靠賞罰，一視同仁。
儒家的觀念是理想主義的，法家的觀念是現實主義的。
正由于這個原故，所以在中國曆史上，儒家總是指責法家卑鄙、粗野，法家總是指責儒家迂腐、空談。
"(《韓非子·大體》)換言之，君主具有種種工具和機器，用來進行統治，有了這些，就無為而無不為了。
道家與法家代表中國思想的兩個極端。
道家認為，人本來完全是天真的；法家認為，人本來完全是邪惡的。
道家主張絕對的個人自由；法家主張絕對的社會控制。
可是在無為的觀念上，兩個極端卻遇合了。
這就是說，它們在這裡有某些共同之處。
法家的治道，也是後期道家所主張的，隻是詞句上稍有不同。
《莊子》裡有一段講"用人群之道"。
這一段既區分了有為與無為，還區分了"為天下用"與"用天下"。
無為，是用天下之道。
有為，是為天下用之道。
君主存在的理由是統治全天下，所以他的功能和職責是自己無為，而命令别人替他為。
換句話說，他的統治方法是以無為用天下。
臣子的功能和職責，則是接受命令，遵命而為。
換句話說，臣子的功用是以有為為天下用。
這一段裡說："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莊子·天道》) 《莊子》這一段接着說："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内，不自為也。
"(同上)君主一定要這樣，因為他萬一考慮某件事，這就意味着别的事他沒有考慮，可是他的功能和職責是考慮他治下的"一切"事。
所以解決的辦法，隻有讓他不自慮，不自說，不自為，但是命令别人替他慮，替他說，替他為。
用這種方法，他無為，而無不為。
至于君主"用天下"的詳細程序，這一段裡說："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
……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同上) 很清楚，這個程序的後部分正與法家相同。
這一段還繼續說："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
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
……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
"(同上) 從這裡可以看出道家對法家的批評。
法家的治道。
需要君主公正無私。
他一定懲罰應當受懲罰的人。
即使這些人是他的親友；他一定獎賞應當受獎賞的人，即使這些人是他的仇敵。
隻要他有一些時候不能這樣做，他的整個統治機器就垮了。
這樣的要求是一個僅有中等智力的人遠遠不能勝任的。
真正能實現這種要求的還隻有聖人。
法家和儒家 儒家主張，治理百姓應當以禮以德。
不應當以法以刑。
他們堅持傳統的治道，卻不認識當初實行此道的環境已經變了。
在這個方面，儒家是保守的。
在另一方面，儒家同時又是革命的，在他們的觀念裡反映了時代的變化。
傳統上隻按出身、财産劃分的階級區别，儒家不再堅持了。
當然，孔子、孟子還繼續講君子與小人的區别。
但是在他們看來，這種區别在于個人的道德水平，沒有必要根據原來的階級差别了。
本章一開始就指出，在早期的中國封建社會中，以禮治貴族，以刑治平民。
所以，儒家要求不僅治貴族以禮，而且治平民也應當以禮而不以刑，這實際上是要求以更高的行為标準用之于平民。
在這個意義上，儒家是革命的。
在法家思想裡，也沒有階級的區别。
在法律和君主面前人人平等。
可是，法家不是把平民的行為标準提高到用禮的水平，而是把貴族的行為标準降低到用刑的水平，以至于将禮抛棄。
隻靠賞罰，一視同仁。
儒家的觀念是理想主義的，法家的觀念是現實主義的。
正由于這個原故，所以在中國曆史上，儒家總是指責法家卑鄙、粗野，法家總是指責儒家迂腐、空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