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韓非和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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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為政治和治術的最重要的因素。
另一派以申不害(死于公元前337年)為首，申不害強調"術"是最重要的因素。
再一派以商鞅(死于公元前338年)為首，商鞅又稱商君，最重視"法"。
"勢"，指權力，權威；"法"，指法律，法制；"術"，指辦事、用人的方法和藝術。
也就是政治手腕。
知某數識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曰春夏曰秋冬此四
韓非認為，這三者都是不可缺少的。
他說："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
天則不非，鬼則不困。
勢行教嚴逆而不違，……然後一行其法。
"(《韓非子·八經》)明主像天，因為他依法行事，公正無私。
明主又像鬼，因為他有用人之術，用了人，人還不知道是怎麼用的。
這是術的妙用。
他還有權威、極力以加強他的命令的力量。
這是勢的作用。
這三者"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韓非子·定法》) 法家的曆史哲學 中國人尊重過去的經驗，這個傳統也許是出自占壓倒多數的農業人口的思想方式。
農民固定在土地上，極少遷徒。
他們耕種土地，是根據季節變化，年複一年地重複這些變化。
過去的經驗足以指導他們的勞動，所以他們無論何時若要試用新的東西，總是首先回顧過去的經驗，從中尋求先例。
這種心理狀态，對于中國哲學影響很大。
所以從孔子的時代起，多數哲學家都是訴諸古代權威，作為自己學說的根據。
孔子的古代極威是周文王和周公。
為了賽過孔子，墨子訴諸傳說中的禹的權威，據說禹比文王、周公早一千年。
孟子更要勝過墨家，走得更遠，回到堯、舜時代，比禹還早。
最後，道家為了取得自己的發言權，取消儒、墨的發言極，就訴諸伏羲、神農的權威，據說他們比堯、舜還早若幹世紀。
像這樣朝後看，這些哲學家就創立了曆史退化論。
他們雖然分屬各家，但是都同意這一點，就是人類黃金時代在過去，不在将來。
自從黃金時代過去後，曆史的運動一直是逐步退化的運動。
因此，拯救人類，不在于創新，而在于複古。
法家是先秦最後的主要的一家，對于這種曆史觀，卻是鮮明的例外。
他們充分認識到時代變化的要求，又極其現實地看待這些要求。
他們雖然也承認古人淳樸一些，在這個意義上有德一些，然而他們認為這是由于物質條件使然，不是由于任何天生的高尚道德。
照韓非的說法是，古者"人民少而财有餘，故民不争。
……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财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争。
"(《韓非子·五蠹》) 由于這些全新的情況，出現了全新的問題，韓非認為，隻有用全新的方案才能解決。
隻有愚人才看不出這個明顯的事實。
韓非用一個故事作比喻，說明這種愚蠢："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
兔走，觸株折頸而死。
因釋其來而守株，冀複得兔。
兔不可複得，而身為宋國笑。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
"(同上) 韓非之前的商君已經說過類似的話："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
"(《商君書·開塞》) 這種把曆史看作變化過程的觀點，在我們現代人看來，不過老生常談。
但是從它在當時反對了古代中國其他各家流行的學說看來，實在是一種革命的觀點。
治國之道 為了适應新的政治形勢，法家提出了新的治國之道，如上所述，他們自以為是立于不敗之地的。
照他們所說，第一個必要的步驟是立法。
韓非寫道："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韓非子·難三》)通過這
另一派以申不害(死于公元前337年)為首，申不害強調"術"是最重要的因素。
再一派以商鞅(死于公元前338年)為首，商鞅又稱商君，最重視"法"。
"勢"，指權力，權威；"法"，指法律，法制；"術"，指辦事、用人的方法和藝術。
也就是政治手腕。
他說："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
天則不非，鬼則不困。
勢行教嚴逆而不違，……然後一行其法。
"(《韓非子·八經》)明主像天，因為他依法行事，公正無私。
明主又像鬼，因為他有用人之術，用了人，人還不知道是怎麼用的。
這是術的妙用。
他還有權威、極力以加強他的命令的力量。
這是勢的作用。
這三者"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韓非子·定法》) 法家的曆史哲學 中國人尊重過去的經驗，這個傳統也許是出自占壓倒多數的農業人口的思想方式。
農民固定在土地上，極少遷徒。
他們耕種土地，是根據季節變化，年複一年地重複這些變化。
過去的經驗足以指導他們的勞動，所以他們無論何時若要試用新的東西，總是首先回顧過去的經驗，從中尋求先例。
這種心理狀态，對于中國哲學影響很大。
所以從孔子的時代起，多數哲學家都是訴諸古代權威，作為自己學說的根據。
孔子的古代極威是周文王和周公。
為了賽過孔子，墨子訴諸傳說中的禹的權威，據說禹比文王、周公早一千年。
孟子更要勝過墨家，走得更遠，回到堯、舜時代，比禹還早。
最後，道家為了取得自己的發言權，取消儒、墨的發言極，就訴諸伏羲、神農的權威，據說他們比堯、舜還早若幹世紀。
像這樣朝後看，這些哲學家就創立了曆史退化論。
他們雖然分屬各家，但是都同意這一點，就是人類黃金時代在過去，不在将來。
自從黃金時代過去後，曆史的運動一直是逐步退化的運動。
因此，拯救人類，不在于創新，而在于複古。
法家是先秦最後的主要的一家，對于這種曆史觀，卻是鮮明的例外。
他們充分認識到時代變化的要求，又極其現實地看待這些要求。
他們雖然也承認古人淳樸一些，在這個意義上有德一些，然而他們認為這是由于物質條件使然，不是由于任何天生的高尚道德。
照韓非的說法是，古者"人民少而财有餘，故民不争。
……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财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争。
"(《韓非子·五蠹》) 由于這些全新的情況，出現了全新的問題，韓非認為，隻有用全新的方案才能解決。
隻有愚人才看不出這個明顯的事實。
韓非用一個故事作比喻，說明這種愚蠢："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
兔走，觸株折頸而死。
因釋其來而守株，冀複得兔。
兔不可複得，而身為宋國笑。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
"(同上) 韓非之前的商君已經說過類似的話："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
"(《商君書·開塞》) 這種把曆史看作變化過程的觀點，在我們現代人看來，不過老生常談。
但是從它在當時反對了古代中國其他各家流行的學說看來，實在是一種革命的觀點。
治國之道 為了适應新的政治形勢，法家提出了新的治國之道，如上所述，他們自以為是立于不敗之地的。
照他們所說，第一個必要的步驟是立法。
韓非寫道："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韓非子·難三》)通過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