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本位文化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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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廣州的那幾天，有人告訴我某教授《中國本位文化宣言》的事。在他以為這或者合乎我的脾胃；其實，我一笑置之。後來某教授到濟南，濟南人士特為開一座談會，先請他發表意見。在他的說話中，卻露出不很負責。當時大家要我發表意見，我亦曾有所批評。今事過境遷，所說的話，已記不得。隻記得先批評那宣言原文意義不清楚，後說出我的見地主張。
那宣言原文意義不清楚是在哪裡呢？惜原文不在手邊，不得指給大家看。他是将“文化”一詞，寬狹兩個不同的用法，混着用了。寬的用法，就是将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什麼都包括在内；——我用“文化”一詞，便常是這樣用。狹的用法，就是僅指學術思想，乃至文藝出版而言；例如：今日所說“文化界人”的便是。兩種用法，各為通常所許，任你擇用其一皆可；但在一篇文内，讨論一個問題，主張一個道理，則不得忽彼忽此，前後詭幻不同。那宣言裡便是犯了此病。
我的見地主張是什麼？我的意見是不必标出中國本位文化的主張，而倒要不存成見才好。我以為雖不存成見，不建立一标準，而事實結果，自然落到中國本位，無可疑也。記得前幾年英國的羅素在其所著《中國之問題》一書中，曾說：
中國今日所起之問題，可有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之區别。三者互有連帶關系，不能為單獨之讨論，唯餘個人，為中國計，為世界計，以文化上之問題為重為要；苟此能解決，則凡所以達此目的之政治或經濟制度，無論何種，餘皆願承認而不悔。
我那時便認為羅素其心雖好，其計則左。中國問題原來是混整之一個問題，其曰政治經濟文化三問題者，分别自三面看之耳，并不是當真有分得開的三個問題。因此，在這一大問題中，苟其一面得通，其他兩面皆通；若不通時，則一切皆不通。政治經濟兩面，彼此互不能離開而得單獨解決，大概人都曉得；其實，中國政治上出路，經濟上出路，不得離開他那固有文化的出路，亦是自明之理。因為問題之演成，原以固有文化為背景；問題的解決，天然亦就不能外于他而得解決。這種解決（或出路，或辦法），必含有文化上新成分，固無可疑；但同時還為過去的民族文化史所決定，亦無疑問。你看所解決的像是眼前事實問題；然此事實，卻從很遠的曆史演到眼前的。其曆史背景愈深遠，其被決定性将愈高；反言之，曆史淺者，就無多大決定力。但我們民族曆史之特殊深遠，則世所公認的。眼前事實，不論大事小事，無在不寓有過去文化上優點劣點長處短處在内。你救不了他的短處，固然不算一個辦法；你不順取他的長處，則這個辦法還是建立不起呢！所以不僅新出路被舊曆史所規定，而且固有長處還容納其中。凡相信中國文化有其優長處的人（如羅素與我），都無須顧慮在中國問題的解決上忽略其固有文化優點這件事。——這是不可能的事。
在我研究中國問題時，隻見眼前政治經濟兩大難關，隻在實際的具體的事情上，求其如何做得通而已；初未嘗于此外，留心到什麼文化問題。我曾說過：“‘民族精神’這回事，在我腦筋裡本沒有的；‘東方文化’”這大而無當的名詞，我本是厭聽的。”我真是預先沒有成見。民族精神是從實際問題研究上慢慢發現的；有了實物可指，不得已乃從而為之名。是實有物，用不着捏造；若非實有，捏造還是白費。因此我敢相信，隻須在事實上求辦法，不必于政治經濟外，另提一個文化問題。而不然者，先懸不損固有文化之一限定，或中國本位之一标準，淩空虛渺，不好捉摸，一切讨論皆成窒礙，實際問題怕倒不得解決了。
那宣言原文意義不清楚是在哪裡呢？惜原文不在手邊，不得指給大家看。他是将“文化”一詞，寬狹兩個不同的用法，混着用了。寬的用法，就是将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什麼都包括在内；——我用“文化”一詞，便常是這樣用。狹的用法，就是僅指學術思想，乃至文藝出版而言；例如：今日所說“文化界人”的便是。兩種用法，各為通常所許，任你擇用其一皆可；但在一篇文内，讨論一個問題，主張一個道理，則不得忽彼忽此，前後詭幻不同。那宣言裡便是犯了此病。
我的見地主張是什麼？我的意見是不必标出中國本位文化的主張，而倒要不存成見才好。我以為雖不存成見，不建立一标準，而事實結果，自然落到中國本位，無可疑也。記得前幾年英國的羅素在其所著《中國之問題》一書中，曾說：
中國今日所起之問題，可有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之區别。三者互有連帶關系，不能為單獨之讨論，唯餘個人，為中國計，為世界計，以文化上之問題為重為要；苟此能解決，則凡所以達此目的之政治或經濟制度，無論何種，餘皆願承認而不悔。
我那時便認為羅素其心雖好，其計則左。中國問題原來是混整之一個問題，其曰政治經濟文化三問題者，分别自三面看之耳，并不是當真有分得開的三個問題。因此，在這一大問題中，苟其一面得通，其他兩面皆通；若不通時，則一切皆不通。政治經濟兩面，彼此互不能離開而得單獨解決，大概人都曉得；其實，中國政治上出路，經濟上出路，不得離開他那固有文化的出路，亦是自明之理。因為問題之演成，原以固有文化為背景；問題的解決，天然亦就不能外于他而得解決。這種解決（或出路，或辦法），必含有文化上新成分，固無可疑；但同時還為過去的民族文化史所決定，亦無疑問。你看所解決的像是眼前事實問題；然此事實，卻從很遠的曆史演到眼前的。其曆史背景愈深遠，其被決定性将愈高；反言之，曆史淺者，就無多大決定力。但我們民族曆史之特殊深遠，則世所公認的。眼前事實，不論大事小事，無在不寓有過去文化上優點劣點長處短處在内。你救不了他的短處，固然不算一個辦法；你不順取他的長處，則這個辦法還是建立不起呢！所以不僅新出路被舊曆史所規定，而且固有長處還容納其中。凡相信中國文化有其優長處的人（如羅素與我），都無須顧慮在中國問題的解決上忽略其固有文化優點這件事。——這是不可能的事。
在我研究中國問題時，隻見眼前政治經濟兩大難關，隻在實際的具體的事情上，求其如何做得通而已；初未嘗于此外，留心到什麼文化問題。我曾說過：“‘民族精神’這回事，在我腦筋裡本沒有的；‘東方文化’”這大而無當的名詞，我本是厭聽的。”我真是預先沒有成見。民族精神是從實際問題研究上慢慢發現的；有了實物可指，不得已乃從而為之名。是實有物，用不着捏造；若非實有，捏造還是白費。因此我敢相信，隻須在事實上求辦法，不必于政治經濟外，另提一個文化問題。而不然者，先懸不損固有文化之一限定，或中國本位之一标準，淩空虛渺，不好捉摸，一切讨論皆成窒礙，實際問題怕倒不得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