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古經左氏説漢義補證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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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卒」，爲魯主；書「王子虎卒」，爲「新使乎我」；書齊宋災，以「及我」之類；皆據事實，不空言立説。
《藝文》雲：「夫子注不以空言説經。
」凡二《傳》筆削例，外事書不書，本傳皆以赴告言之，筆之，則傳以爲告；削之，則傳以爲不告，不拘事實。
於内夫人大夫卒葬，則用儀注爲書法也。
至於二《傳》加損例，本傳則多以「書曰」例當之。
或以事實立説，或以經例立説，同於二《傳》，特二《傳》言事實多在釋例之後，以例爲主，以事實之，其説易明；本傳則言事實者多，不更言例，故易滋疑耳。
諸侯三等：二伯、方伯、卒正，舊義賈、董以下治《春秋》者失其傳，本傳例具言其説，足見説出於先秦以上，與今《公》、《穀》傳本著録先後不遠，故能相同。
今别爲《諸侯三等尊卑儀注》，取傳文及説以註之。
一、劉、賈以下，古學也，治别經力求與博士異；至於《左傳》，則引據二《傳》爲説。
非爲風習所移，誠以口受本於孔子，不能自異也。
杜於漢師難通之條則駁之，《春秋》無達例，言正言變，杜氏膠刻常例，不知變通，凡於難者，皆以爲經仍史文，並無義例。
史官人有文質注，語有詳略，皆本舊史，且多闕略。
按經本經，人何得更言舊史注？且變例不明，正例亦難自立。
今於諸例先明正變，既知爲變，則不復以正疑之矣。
一、先師引傳解經，改分國爲編年，時有差誤。
如僖公葬，傳在《僖公》篇，齊桓遷邢封衛，説在閔二年之類，惟爲舊文，故誤跳在此，使本編年，則當附經矣。
杜以跳寫爲説，或乃就其誤處望文生義，非也。
所言時日支幹，鈔寫易誤，既非大旨所關，不足深計。
一、傳有而經不書，則爲隱避例；如交質、納子婦之類，經諱不書。
傳多而經少，則爲特筆例；如晉、楚、邾遷不書，則書衛、蔡、許三國注遷爲特筆，皆各有所起，非常文也。
二《傳》不言外，遷不書，據此可補。
又，二《傳》言外事不書，無實據，本傳皆有明文也。
諸侯獨詳十九國，記十九國事又有詳略，今以此立筆削例。
凡傳與經異者，分類表出，各爲細例，以補二《傳》所不足。
一、《莊公》篇七年傳不及經事，十二公傳前後詳略迥殊，劉申綬據此以爲僞羼之證。
按，解經果出劉氏，何以七年不立一説？蓋《左傳》本出於屋壁，不免殘佚，劉氏不敢補羼，正見謹嚴。
今《晉語》一君一篇，可知原文甚備；《國語》、《史記》莊以上事詳於傳，可知《左氏》原本甚詳。
考《五行志》引傳文與今傳本有詳略不同者，是劉氏後亦有脫佚，故《左氏》有逸文爲今本所無者。
孫淵如《春秋集證》意在補傳事，今仿其例，凡傳文脫略，悉據《史記》補於各條下，如曹沫劫盟之類是也。
事不關經者，則補於《國語》中。
初補於傳中，嫌文過繁；後注《國語》，乃移於《國語》，不敢變傳文之舊。
一、《春秋》子夏所傳之傳，以《喪服》例之，當名《春秋大傳》；《公》、《穀》當名《問》。
故《服問》、《喪服傳》引《大傳》之文稱「傳曰」，今《左氏説微》所引大例皆出《大傳》。
三《傳》同祖一書，故多相同。
本師間有由本傳推考而出之例，如以鐘、鼓分侵、伐，中國不獻捷之類注，今略爲分别觀之。
一、《公》、《穀》應對詞命多爲事實，《左氏》之文則不爲。
經例即據禮説而撰，全與經例《禮經》相同。
治他書，詞命應對皆在所輕，《左氏》則無一不本禮制，故於應對詞命皆本經例禮説以説之。
尊卑同異，其大綱也。
一、《五經異義》有引《左氏》説，《左氏》無其文、文見《國語》者二條；是漢師以《國語》、《左傳》爲一，合而不分。
今合考其例，蓋傳本爲《國語》，所有異同，特秦以前異本耳。
今凡《國語》中所有經例禮制事迹，悉引以證經焉。
如侵伐有無鐘鼓之例，即本《晉語》伐宋事而出，當仿其例類推其餘。
經例爲重，禮説次之。
一、杜氏説先儒膚引二《傳》，宜其不用二《傳》矣，乃於本傳無説之條直用二《傳》。
治《左氏》與二《傳》立異始於杜氏，乃不能自堅，足見漢師引據二《傳》之不誤。
今於本傳無文而杜氏引用二《傳》之條從漢師例，一律取入，更據此以爲《補例》篇之證。
一、師説義例與二《傳》同者，皆本舊傳，以外多從傳文推考。
傳爲舊文，禮例乃其新得。
如莊三十一年齊侯獻捷，凡義例本成二年單襄公語；莊公二十五年日食，凡惟「正月之朔注，慝未作」，本昭七年季平子語；隱元年「非公命，不書」、「公弗臨，故不書」，本莊二十四年「君舉必書」與王命「勿藉」之語注；桓二年注送女禮本少姜「送從逆班注」與卑聘卑逆之語；「啓蟄而郊」之凡本孟獻子語之類，是也。
故除《大傳》之外，皆從傳文推考而得者，非如俗説傳文全出左氏之手也。
一、傳記事有二例：一緣經立説，一異經見義。
凡傳有而經無者爲削例，傳詳而經略者爲略例，傳與經不同者爲加損例。
杜氏於經、傳不同者多指爲闕誤，不知藉此可以考見制作之意。
凡傳與經異者皆紀實事，如《未修春秋》之原文也。
至於緣經立説之條，則聖作賢述，道一趣同，就經立説，不必求合。
本事異者
《藝文》雲：「夫子注不以空言説經。
」凡二《傳》筆削例，外事書不書，本傳皆以赴告言之，筆之，則傳以爲告；削之，則傳以爲不告，不拘事實。
於内夫人大夫卒葬，則用儀注爲書法也。
至於二《傳》加損例，本傳則多以「書曰」例當之。
或以事實立説，或以經例立説，同於二《傳》，特二《傳》言事實多在釋例之後，以例爲主，以事實之，其説易明；本傳則言事實者多，不更言例，故易滋疑耳。
諸侯三等：二伯、方伯、卒正，舊義賈、董以下治《春秋》者失其傳，本傳例具言其説，足見説出於先秦以上，與今《公》、《穀》傳本著録先後不遠，故能相同。
今别爲《諸侯三等尊卑儀注》，取傳文及説以註之。
一、劉、賈以下，古學也，治别經力求與博士異；至於《左傳》，則引據二《傳》爲説。
非爲風習所移，誠以口受本於孔子，不能自異也。
杜於漢師難通之條則駁之，《春秋》無達例，言正言變，杜氏膠刻常例，不知變通，凡於難者，皆以爲經仍史文，並無義例。
史官人有文質注，語有詳略，皆本舊史，且多闕略。
按經本經，人何得更言舊史注？且變例不明，正例亦難自立。
今於諸例先明正變，既知爲變，則不復以正疑之矣。
一、先師引傳解經，改分國爲編年，時有差誤。
如僖公葬，傳在《僖公》篇，齊桓遷邢封衛，説在閔二年之類，惟爲舊文，故誤跳在此，使本編年，則當附經矣。
杜以跳寫爲説，或乃就其誤處望文生義，非也。
所言時日支幹，鈔寫易誤，既非大旨所關，不足深計。
一、傳有而經不書，則爲隱避例；如交質、納子婦之類，經諱不書。
傳多而經少，則爲特筆例；如晉、楚、邾遷不書，則書衛、蔡、許三國注遷爲特筆，皆各有所起，非常文也。
二《傳》不言外，遷不書，據此可補。
又，二《傳》言外事不書，無實據，本傳皆有明文也。
諸侯獨詳十九國，記十九國事又有詳略，今以此立筆削例。
凡傳與經異者，分類表出，各爲細例，以補二《傳》所不足。
一、《莊公》篇七年傳不及經事，十二公傳前後詳略迥殊，劉申綬據此以爲僞羼之證。
按，解經果出劉氏，何以七年不立一説？蓋《左傳》本出於屋壁，不免殘佚，劉氏不敢補羼，正見謹嚴。
今《晉語》一君一篇，可知原文甚備；《國語》、《史記》莊以上事詳於傳，可知《左氏》原本甚詳。
考《五行志》引傳文與今傳本有詳略不同者，是劉氏後亦有脫佚，故《左氏》有逸文爲今本所無者。
孫淵如《春秋集證》意在補傳事，今仿其例，凡傳文脫略，悉據《史記》補於各條下，如曹沫劫盟之類是也。
事不關經者，則補於《國語》中。
初補於傳中，嫌文過繁；後注《國語》，乃移於《國語》，不敢變傳文之舊。
一、《春秋》子夏所傳之傳，以《喪服》例之，當名《春秋大傳》；《公》、《穀》當名《問》。
故《服問》、《喪服傳》引《大傳》之文稱「傳曰」，今《左氏説微》所引大例皆出《大傳》。
三《傳》同祖一書，故多相同。
本師間有由本傳推考而出之例，如以鐘、鼓分侵、伐，中國不獻捷之類注，今略爲分别觀之。
一、《公》、《穀》應對詞命多爲事實，《左氏》之文則不爲。
經例即據禮説而撰，全與經例《禮經》相同。
治他書，詞命應對皆在所輕，《左氏》則無一不本禮制，故於應對詞命皆本經例禮説以説之。
尊卑同異，其大綱也。
一、《五經異義》有引《左氏》説，《左氏》無其文、文見《國語》者二條；是漢師以《國語》、《左傳》爲一，合而不分。
今合考其例，蓋傳本爲《國語》，所有異同，特秦以前異本耳。
今凡《國語》中所有經例禮制事迹，悉引以證經焉。
如侵伐有無鐘鼓之例，即本《晉語》伐宋事而出，當仿其例類推其餘。
經例爲重，禮説次之。
一、杜氏説先儒膚引二《傳》，宜其不用二《傳》矣，乃於本傳無説之條直用二《傳》。
治《左氏》與二《傳》立異始於杜氏，乃不能自堅，足見漢師引據二《傳》之不誤。
今於本傳無文而杜氏引用二《傳》之條從漢師例，一律取入，更據此以爲《補例》篇之證。
一、師説義例與二《傳》同者，皆本舊傳，以外多從傳文推考。
傳爲舊文，禮例乃其新得。
如莊三十一年齊侯獻捷，凡義例本成二年單襄公語；莊公二十五年日食，凡惟「正月之朔注，慝未作」，本昭七年季平子語；隱元年「非公命，不書」、「公弗臨，故不書」，本莊二十四年「君舉必書」與王命「勿藉」之語注；桓二年注送女禮本少姜「送從逆班注」與卑聘卑逆之語；「啓蟄而郊」之凡本孟獻子語之類，是也。
故除《大傳》之外，皆從傳文推考而得者，非如俗説傳文全出左氏之手也。
一、傳記事有二例：一緣經立説，一異經見義。
凡傳有而經無者爲削例，傳詳而經略者爲略例，傳與經不同者爲加損例。
杜氏於經、傳不同者多指爲闕誤，不知藉此可以考見制作之意。
凡傳與經異者皆紀實事，如《未修春秋》之原文也。
至於緣經立説之條，則聖作賢述，道一趣同，就經立説，不必求合。
本事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