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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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而不改，此亦見固之能謹小節也。
不失向、歆父子之真是謹小節，而同其作僞大節虧矣。
歆稱安國以壁中書，考較伏生之二十九篇祇是壁中書多十六篇而已。
絕不言壁中書與二十九篇有甚大不同處，即肯定二十九篇為孔子之書矣。
其稱安國獻書武帝，則武帝使使者取視一事，将無形抵消矣。
又稱安國承诏作傳，及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則欲掩武帝私匿壁中書，令其廢絕之大惡也。
至恭王壞孔宅，本孝、景前三年事，是年恭王徙王魯，治宮室當在此年。
而向、歆父子必改為武帝末者，蓋欲将孔壁出書之年特移于後。
庶幾此事本末完全變更，而孔子《尚書》真本消滅，漢朝君臣可無慮後人譴責矣。
是故以志所說與《論衡》所記兩相對照，則《志》中無有一字一句不是為武帝秘絕《書經》真本而曲意掩蔽。
王充尊疑而喜考核，甚惡僞說欺人，其記武帝私匿孔壁《尚書》事定有确據。
且張霸因壁中書秘而不行，遂乘機造百兩篇，可見《書經》真本不傳當時草野士類亦無不周知。
《志》稱安國所獻之經傳，當是安國與諸博士之徒所僞造，向、歆父子或亦不無增訂，其材料當采集孔子所未修之古書。
《漢書》《儒林傳》稱“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
蓋《尚書》滋多于是矣”。
據此，可見安國所有《古文尚書》必是孔子未修之古書，故曰“滋多于是矣”。
若孔子所修之書，則據《論衡》說武帝已使使者取去，安國未必有副本可存，即有之而朝廷既秘之不行，安國又何敢私藏乎？故知安國所獻之書必是安國采集古書而僞造，與伏生之二十九篇同一性質，其與孔子之書絕無關系可斷言也。
《論語》《正說篇》稱晁錯受書伏生，以傳于倪寬。
皮錫瑞因此，譏《論衡》多傳聞之失。
然《史記》《儒林傳》有雲：“歐陽生教千乘倪寬，倪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
”據此文，上雲“詣博士受業”，則博士非一人也；下雲“受業孔安國”，蓋其所歸仰者在安國耳。
《漢書》《晁錯傳》：“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
”“太常遣晁錯受《尚書》伏生所。
”錯還因上書稱說，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
”“诏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師古曰：“初為舍人為門大夫。
”遷博士。
據此，晁錯在文帝時嘗為博士。
倪寬詣博士受業時，晁錯當已遷博士，非無交接之機。
《史記》《漢書》并稱倪寬初仕為張湯奏谳掾，能以古義，決疑難大獄。
以此貴幸。
晁錯本學申、商刑名于張恢，倪寬受晁錯薰陶亦不無征。
錯志不在經師，又以智囊被戮，為人所輕，倪寬終不肯稱之。
故《史》《漢》并言寬受業于歐陽生、孔安國而不及錯，實則寬初詣博士時，錯以朝命問學伏生，還為博士，寬未嘗不請業于錯也。
錯資性明敏，其受書于老儒，當能通大義，或不深造耳。
餘以為《論衡》之記載必非無據，錫瑞诋《論衡》傳聞之失殆未深考耳。
不失向、歆父子之真是謹小節，而同其作僞大節虧矣。
歆稱安國以壁中書，考較伏生之二十九篇祇是壁中書多十六篇而已。
絕不言壁中書與二十九篇有甚大不同處，即肯定二十九篇為孔子之書矣。
其稱安國獻書武帝，則武帝使使者取視一事，将無形抵消矣。
又稱安國承诏作傳，及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則欲掩武帝私匿壁中書，令其廢絕之大惡也。
至恭王壞孔宅，本孝、景前三年事，是年恭王徙王魯，治宮室當在此年。
而向、歆父子必改為武帝末者，蓋欲将孔壁出書之年特移于後。
庶幾此事本末完全變更，而孔子《尚書》真本消滅，漢朝君臣可無慮後人譴責矣。
是故以志所說與《論衡》所記兩相對照，則《志》中無有一字一句不是為武帝秘絕《書經》真本而曲意掩蔽。
王充尊疑而喜考核，甚惡僞說欺人，其記武帝私匿孔壁《尚書》事定有确據。
且張霸因壁中書秘而不行，遂乘機造百兩篇，可見《書經》真本不傳當時草野士類亦無不周知。
《志》稱安國所獻之經傳，當是安國與諸博士之徒所僞造，向、歆父子或亦不無增訂，其材料當采集孔子所未修之古書。
《漢書》《儒林傳》稱“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
蓋《尚書》滋多于是矣”。
據此，可見安國所有《古文尚書》必是孔子未修之古書，故曰“滋多于是矣”。
若孔子所修之書，則據《論衡》說武帝已使使者取去，安國未必有副本可存，即有之而朝廷既秘之不行，安國又何敢私藏乎？故知安國所獻之書必是安國采集古書而僞造，與伏生之二十九篇同一性質，其與孔子之書絕無關系可斷言也。
《論語》《正說篇》稱晁錯受書伏生，以傳于倪寬。
皮錫瑞因此，譏《論衡》多傳聞之失。
然《史記》《儒林傳》有雲：“歐陽生教千乘倪寬，倪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
”據此文，上雲“詣博士受業”，則博士非一人也；下雲“受業孔安國”，蓋其所歸仰者在安國耳。
《漢書》《晁錯傳》：“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
”“太常遣晁錯受《尚書》伏生所。
”錯還因上書稱說，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
”“诏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師古曰：“初為舍人為門大夫。
”遷博士。
據此，晁錯在文帝時嘗為博士。
倪寬詣博士受業時，晁錯當已遷博士，非無交接之機。
《史記》《漢書》并稱倪寬初仕為張湯奏谳掾，能以古義，決疑難大獄。
以此貴幸。
晁錯本學申、商刑名于張恢，倪寬受晁錯薰陶亦不無征。
錯志不在經師，又以智囊被戮，為人所輕，倪寬終不肯稱之。
故《史》《漢》并言寬受業于歐陽生、孔安國而不及錯，實則寬初詣博士時，錯以朝命問學伏生，還為博士，寬未嘗不請業于錯也。
錯資性明敏，其受書于老儒，當能通大義，或不深造耳。
餘以為《論衡》之記載必非無據，錫瑞诋《論衡》傳聞之失殆未深考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