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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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原學統篇》不信《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恐失之專斷。

    ”答曰:餘寫《原儒》時,欲為一小冊,惟文字太簡,子故疑耳。

    《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本注雲:“為五十七篇。

    師古曰孔安國《書序》雲:‘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

    承诏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

    ’鄭玄《叙贊》雲‘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餘案《志》雲:“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論語》、《禮記》、《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

    中略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二十九篇即伏生所傳者,是時已立學官,此言安國考、見壁中書,比已行世之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也。

    安國獻之。

    獻此多出之十六篇。

    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據此,則與《論衡》《正說篇》所記正相反。

    《正說篇》雲:“蓋《尚書》本百篇,孔子所授也。

    中略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于牆壁中。

    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見。

    至孝成皇帝時,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

    帝出所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于是下霸于吏。

    吏白霸罪當至死。

    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

    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

    ”據此,則孔子所修之書百篇,壁中所出尚為完本,六經皆有傳,孔子《書傳》必在百篇之内。

    因其為朝廷所秘匿,學者徒聞百篇之名而皆不得見,張霸乃出而作僞。

    《論衡》記孔壁出書之本末甚為詳明。

    餘作《原學統篇》特提出《論衡》記載武帝秘匿孔子《尚書》一事,頗覺其詞微而婉,僅曰“莫能讀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見”,蓋不敢顯觸漢朝君臣及學人之忌。

    此事如盛張之,不獨彰武帝之過,且将推翻伏生之書,亦可由《書經》而及他經,其影響至大。

    而《尚書》全部廢絕,亦不忍後人絕無所知,王充之用心苦矣。

    餘所以不信《藝文志》所載之《尚書》《古文經》者,班固作《志》全依劉歆《七略》。

    歆與其父向,竄亂五經,維護統治,是其慣技。

    向博而頑,歆慧而僞。

    姑就《春秋》為征,向主《谷梁》,歆立《左氏》,其不肯言公羊壽先世有口義之傳,則一也。

    于《春秋》不惜以僞奪真,谷梁小書繼僞《公羊傳》而作。

    左氏不傳《春秋》,故皆以僞亂真。

    于《尚書》必為武帝隐惡,而定伏生為真傳,此其陰謀也。

    凡作僞者,心勞而拙,易露其迹。

    《志》稱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此據向、歆父子之文耳。

    《漢書》《景十三王傳》:魯恭王恭一作共。

    于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

    又雲:恭王初好治官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官,于其壁中得古文經傳,與論衡正合。

    據此,孔壁出《尚書》等經當是景帝時事,而《志》稱武帝末明明與《恭王本傳》相反。

    班固作《恭王傳》必有确據,而其《藝文志》則班固已明言依據劉歆《七略》。

    歆以發孔壁為武帝末年事,班固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