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經是孔子晚年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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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則宗程、朱而兼采王弼“以寡制衆”之說。

    王弼固非持無君論者也。

    是則“首出庶物”雲雲,依漢以來群儒衆說,一緻認為是維護統治之大義,明明與微言相沖突,而實并見于《大易》開宗明義之《乾卦》中。

    然則何可妄責漢人誣孔子耶?昔者吾嘗牽擾于此,不敢輕心否認漢人大義微言之分,久而力掃群儒傳注桎梏,虛懷潛玩經旨,便随處可發現舊說之誣聖。

    即如上舉“首出庶物,萬國鹹甯”,諸家并作尊君解者,尊君,即是維護統治。

    蓋由在統治之下,習于悚權慕勢,積久而不自覺,遂以污習曲解聖言,前人開之,後人安之,皆以為聖人之道果如是,信為天經地義,此聖學所由不明也。

    夫《易》每卦六爻,有一爻明一義者,有通六爻總明一義者,讀《易》者宜善領取。

    《乾卦》六爻,從外王學的觀點看去,正是通六爻而總明革命、民主之義。

    此非附會,《易》有《革鼎》二卦,革命一詞即出《革卦》。

    民主義詳在《周官》猶可考。

    《幹》之初爻曰“潛龍”,《文言》曰:“潛龍勿用,下也。

    ”此言群衆卑賤處下,不得展其用,乃受統治者壓抑之象。

    二爻:“見龍在田”,則革命潛力已發展于社會,是為見龍之象。

    龍始出現曰見龍,在田謂在野活動。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

    ”大功未成,不得不幹幹也。

    幹,健也。

    幹乾者,不息其健也。

    九四:“或躍在淵。

    ”或躍則幾于傾覆統治,而奪其大柄矣,然猶未能遽遂,故曰在淵,仍處下也。

    九五:“飛龍在天。

    ”則大功意成,主權在人民,上下易位矣,故為飛龍在天之象。

    上九:“亢龍有悔。

    ”明統治崩潰,乃天則之不爽也。

    天則,猶雲自然規律。

    是故通六爻而玩之,由潛而見,而幹幹,而躍,而飛,明明是庶民群起,而舉革命行民主之事,無可别生曲解。

    而漢易家則以九五飛龍為聖人登天位之象;古稱天子之位曰天位。

    于是以初爻潛龍為文王困于羑裡之象;九二見龍謂聖人有君德,當上升于五;九三“君子于日幹幹”,則以終日之日字為君象;此荀爽說。

    古代以天上之日比人君。

    九五飛龍,聖人始升天位,如此說來,則通六爻純是說天子之事,故首出庶物是大君專制于上而萬國安也。

    然此等謬解,有決定不可通者。

    聖人作《乾卦》爻辭而總結之曰:“用九,見群龍無首,吉。

    ”明明言群龍,則非主張以一個聖人統治萬國;明明言無首,則何有高出庶物之上而居天位者乎?聖人總六爻而下此結語,吃緊。

    是鐵案如山,不可移動,雖有愚公,其何能為?古諺有愚公移山故事。

    《彖傳》曰:“首出庶物,萬國鹹甯。

    ”《正義》曰:彖者斷也。

    斷定一卦之義也,可見“首出庶物”者,是天下無數庶民,始出而共和為治,首,始也。

    庶物,猶言庶人或庶民。

    故“萬國鹹甯”也,此與“群龍無首”義正是一貫。

    而九五飛龍是群龍齊飛,不是一龍孤飛,斷斷乎不容疑矣。

    漢《易》家以初爻之潛為文王拘羑裡,不知文王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何可雲潛乎?拘羑但一時遭害,非潛之謂也。

    文王事,見《史記》《周本紀》及《殷》本紀。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錄幹寶說:“幹初是文王在羑之爻。

    ”李氏書集三十餘家,宗鄭康成,排王弼,其所集皆漢易家文也。

    荀爽以終日乾乾之日字為君象,荀氏為漢易名家。

    言象而至于此,殆類戲法。

    然漢人象數之業,不流於戲法者無幾耳。

     《乾卦》爻辭有兩處可作聖王解。

    二爻“見龍在田”之下有“利見大人”語,五爻“飛龍在天”之下亦有“利見大人”語。

    大人古為天子之稱,《禮運篇》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是其征。

    雖士人道高德備者,亦可以此稱,然不甚通用。

    顧亭林考之詳。

    《乾卦》《文言》于九二之大人,則言“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

    中略《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君德,謂有君人之德,即上雲龍德。

    虞翻注曰:陽始觸陰,九,陽也。

    二、為陰位。

    九居二,是陽初與陰接。

    當升五為君。

    二之陽,當上升于五而為君,蓋以九五之飛龍,即九二見龍也。

    其于九五之大人,則言“子曰:‘同聲相應,張璠曰:天者陽也。

    君者陽也。

    雷風者,天之聲。

    号令者,君之聲。

    明君與天地相應,合德同化,動靜不違也。

    張氏,漢《易》也。

    同氣相求。

    中略聖人作而萬物睹。

    ’”此處上下文皆從略。

    上引文言兩節,可見二五兩爻之大人皆說聖王,與全卦義旨忽不相類,譬如天際昭明,乍興一團雲霧,頓覺大宇變色,若将兩處之“利見大人”及此兩節《文言》都删去,則全卦意義一貫,絕無沖突,譬如雲霧消而青天見,見讀現。

    豈不暢哉!《文言》中,于上舉兩節外,猶有攙僞,卻易治。

    餘敢斷言,二五兩爻之“利見大人”都是戰國時小康派或小康派中孝治論之儒生所增竄,必非夫子《易經》原本所有也。

    小康派複有分,如孟、荀皆小康學,而亦各不同。

    已如前說。

    孝治論自是小康學之一派,但其勢力最普遍。

    韓非說“儒分為八”。

    八儒各自以為真孔,真孔不複生,孰定其是非?餘謂孔門三千七十之徒,其分派當不止八儒,各派皆自稱為真孔,則其傳授先師之經先師,謂孔子。

    必各以己意增竄,為其自稱真孔之證,此從韓非語而深玩之,便可見。

    《原學統篇》已言及此。

    小康學派根據孔子早年之教,皆不主廢君,即不肯消滅統治,但以聖王居位為希望。

    此迂想耳。

    如周自文、武、周公開基而複,曆年八百,皆昏庸相繼,可奈何?且人類知能日進,事變日益複雜,雖欲以一聖王居高而統治之,未有不敗也。

    而暴君可以革除,則為警戒人君之大法,統治階層如不消滅,庶民終不得自主。

    小康派以去暴君為革命,實則伯夷所謂以暴易暴耳,何足警戒人君?亂臣賊子必誅絕,則為維持君道之德律。

    君主制度存在,亂賊終無已。

    餘嘗欲以餘暇,作小康學派考,卒未及提筆也。

    秦、漢間儒者一緻宗小康學,但已變其質。

    小康學在戰國時已盛行。

    呂秦焚坑禍,儒生皆伏匿,而小康學之運動猶在民間。

    漢初,出而獻書,及于文、景、武諸帝時,為博士或大官者,皆此輩也。

    馬遷與其父談分明是小康學。

    餘不待舉。

    漢初諸儒所傳六經,當是取先秦小康派所奉經本而複有竄亂,若疑竄亂全出漢人之手決不然也。

    先秦,謂秦未焚書之前。

    見《藝文志》注。

     《文言》曰:“飛龍在天,上治也。

    ”上治者,謂“群龍無首”,為治道之最上也。

    漢《易》家注曰:以聖德而居高位,在上而治民也。

    此乃恐人不知聖王在上是治民乎?孔子何至出此蠢語?愚不肖之私意曲解,殊不足辨。

     《易經》,大概六國時小康之儒有改竄,猶不忍過毀先師之真,其變亂比較易尋。

    六國亡象已着,人皆以易為蔔筮之書,無有研究學理者。

    入秦,而呂政亦不忌。

    入漢,而田何以術數傳《易》,為學者宗。

    漢人傳注一緻本術數家遺法,與尊君大義,以說《易》。

    傳注者,漢人釋經之作,或名傳或名注。

    而經文之改竄猶不甚多,故整理《易經》,以求孔子真相,是當今第一急務。

     《易》為五經之原。

    孔子作《易》在晚年,故知五經必作于《易經》脫筆之後。

    餘斷定六經是子晚年定論者以此。

    今從《易經》發見孔子之外王學,确是消滅統治,歸本“群龍無首”,絕不容有小康之大義,又何可誣以微言?六經浩博,其說皆一貫,大道昭明,如日中天,豈有隐微不顯之言,如漢人所誣者哉?康有為在清季,猶盛演漢人之奸言,皮錫瑞亦然。

    亦聖學之一厄也。

     漢人去聖猶近,其必于大義之外說有微言也,正可想見六經之學本與若輩所謂大義者極端相反。

    而若輩欲持小康大義,以變亂六經,則又未能完全消滅聖人之真也,不得已而曰聖人尚有微言,則亦可自蓋其愆矣。

    若輩隐衷在是,而後人顧可盡受其欺欤。

    有問:“孔子六經思想,當初或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如小康派所說。

    至于‘群龍無首’及‘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與‘天下為公’等等,當由孔門後學之發展,有此一派新思想而攙入六經之中。

    公以為然否?”答曰:若汝之臆說而果然也,則小康派當直聲其叛師之罪,而肯以其說保存于六經中乎?此不待深思,而知其不然也。

    但孔門後學,決定有傳授孔子晚年之六經思想者。

    司馬談稱“六藝經傳,以千萬數”雲雲,其間雖不無小康各派著述,而發明六經新義者決不在少數,此可斷言。

    惜乎秦、漢間儒生,怵于焚坑之禍,而凡發明六經之高文典冊皆一字無存,幸而小康派之經本,猶未忍過毀先師真相。

    漢人承之,雖竄亂益甚,然猶稍存鱗爪,謂之微言。

    迄今吾人尚可追求聖意,斯亦大道自存乎人心,固不容泯絕也。

    今總結如下: 一、孔子早年五十歲以前。

    之學,确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易言之,即崇尚小康禮教,維護統治,其弟子守其早年之教而不變者,遂成為小康學派。

     二、孔子晚年五十學《易》以後。

    其思想确突變,始作六經,發明“首出庶物”,《易》義。

    “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春秋》說,此即消滅統治。

    乃至“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春秋》說。

    “群龍無首”,《易》義。

    天下一家,《禮運》說。

    是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

    《禮運》。

    其弟子宗其晚年六經之學,而不從其早年舊說者,遂成為大道學派。

     三、孔子沒後,儒學發展甚盛,其分派當極多,然總括其分歧之最大處,要不外如上述大道、小康兩派。

     四、六經真本,大道派之學者,自當世守。

    而小康派之學者,既不敢否認先師之六經,即不得不取六經而改竄之,以維持其本宗之說。

    六國時,小康學派已盛,秦、漢間儒生,小康學運動益烈,吾人可推想小康派改竄之經本,散在民間者必多。

    呂政焚坑之禍後,大道之學當無繼人,六經真本秦火後必難得也。

     五、漢人傳至今日之六經,自是采用小康派之經本而更加竄亂。

     六、大義、微言之分,是漢人依據改竄之六經而作是說。

    孔子六經真本決無小康大義之淆亂,既已明見大道,而又雜以不合大道之小康于其中,聖人作經,垂世立教,何至如斯?凡夫能自好者猶不為,而聖人為之乎? 七、漢人傳來之經,保存大道者猶不少,惜乎漢、宋群儒傳注,一緻本大義以為說,而大道遂隐。

     八、《大易》、《周官》二經,猶易清理,吾有此願,惜乎年衰。

     九、孔子在未作六經之前,似無著作。

    《論語》記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其早年語,非謙詞也。

    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夫,吾不複夢見周公。

    ”成、周制度文為,皆出自周公之手。

    孟子稱“周公思兼三王”,蓋古說也。

    《論語》《八佾篇》雲:“子曰:子者,孔子。

    ‘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孔子早年,向往周公甚切,所以見之于夢。

    晚而思想改變。

    志大道而黜小康,自然不複夢見之矣。

    吾謂六經是孔子晚年思想,此亦是有力之證據。

    然孔子早年雖未著書,而其教授門人,發揮古義,宏博精深,弟子記錄成經者亦必甚多,故司馬談猶見“六藝經傳,千萬數也”。

     附識:本篇曾引《孟子》《公孫醜篇》:子貢稱夫子為生民以來所未有一段文字,而解釋與朱子《集注》不同。

    朱注曰:“言謂子貢之言也。

    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

    是以我從百世之後,朱注言我者,設為子貢之自謂。

    差等百世之王,等猶判别也。

    判别百王之得失與短長。

    無有能遁其情者,朱子以為子貢自謂其批判百王之得失,而百王莫能逃遁其情實,即其得或失皆莫能自掩也。

    未子以違字作遁解。

    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見朱熹《孟子集注卷》三。

    按朱子此注,其解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雲雲,不就孔子本人之制作上索解,卻要說子貢從百世之後,上觀已往百世之王,由“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于是悉其得失,判其短長,百王皆莫能遁其情,故斷言百王皆莫若夫子之盛。

    如此解釋果不誤。

    子貢便是狂人說瘋話,所以者何?他子貢。

    說“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不獨通較堯、舜、禹、湯、文、武,即堯、舜以上之諸古聖,亦皆在其較量之中,以為皆無可與孔子匹者。

    然夏、殷之禮,孔子已言杞、宋不足征,子貢何由得見遠故以來聖帝明王之禮,而知其政,以與無位之孔子較短長乎?即此言之,已不待辨而明其妄。

    子貢決不至是,朱子自誤解耳。

    餘在本篇引孟子稱子貢語,于每句下作括弧加注,寫成以示程生挺。

    挺曰:“先生注大反朱子,誠自圓其說。

    ”餘言朱注之誤,挺默然而退。

    翌朝,來見曰:“細思朱子之說,實不可通。

    彼雲:子貢生乎百世之後,上觀百王,見體聞樂而知其政與德,以是差等百王,而令百王皆不得遁其情,故斷其皆不及孔子。

    此等浮空誇大,而無可考正之言,何至出于子貢之口?定是朱子誤解無疑。

    先生發明子貢之旨,是就孔子制作《禮》、《樂》、詩、《春秋》等經,昌明天下為公,群龍無首之大道,是乃萬古常新也。

    遠古以來衆聖,其功德所被有限,何可侔于孔子乎?是則子貢之言誠不妄矣。

    朱子锢于漢以來小康大義,不識六經真相,故于子貢之說不得其解耳。

    ”餘謂挺曰:子已達吾旨矣。

    遂記之于此。